宋国青：肉价波动和通货膨胀

　　今年5月的全国猪肉平均价格比4月上涨大约10%(肉类整体价格涨幅远小于这个幅度)，引起了国人的极大关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相对于粮食价格的变化，1994年以来肉禽及其制品价格的变化有两个比较异常的时期，一个是2005年7月到2006年10月，另一个是1999年4月到8月。

　　两个异常时期都发生了猪的疫病，后一时期还发生了禽流感。自2003年“非典”以来，灾情信息透明多了，加上网络的传播，公众能够比较及时了解情况。全社会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和健康也比过去更加珍重。可能这些因素使2005年至2006年的猪禽疫病对肉禽蛋需求的影响比过去更大。在更早时期，畜禽瘟疫也时有发生，只是没有像现在这样信息透明和受到高度重视。

　　因为肉价持续下跌，2006年上半年母猪存栏迅速下降。这是导致今年5月猪肉价格大升的根本原因。由此引出了一个“猪周期”的问题。简单想来，一个外生的冲击比如猪的疫病引起猪肉需求下降，进一步导致母猪和仔猪的存栏量下降，过一段时间肉价就该大涨了。果然如此，猪疫时买母猪仔猪是非常好的投资。农民当然会想到这一点，那他们为什么不在猪疫期间多养母猪呢？

　　合理的解释是，农民在当时不知道猪疫很快就会过去而猪肉需求会很快回升。猪禽疫病引起全国平均肉禽价格持续较长时间大幅度下降的情况在1994年以来还是第一次，很可能是更长时期以来的头一次。在那种情况下预测今年的肉禽需求不是易事。如果当时能够较好地预测今天的需求，母猪价格就不会跌到让很多农民不愿意养母猪的程度。

　　猪周期的逻辑靠不住，但“猪无半年贵”还是很有道理的。现在肉粮比价差不多达到了多年最高，农民养猪的积极性应当很高，肉粮比价适当回调只是时间问题，慢则几个月，快了就是现在。不过，肉禽价格绝对水平的大幅度下降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其绝对水平并不高。

　　由于食品价格上升，预测5月的CPI同比达到3.7%，6月为4.0%；由于去年三季度基数低，今年三季度会超过4.0%，12月会较大幅度下降，全年为3.4%。单就这些数字来看，CPI超标是肯定了。不过这些都是同比增长率，预测的环比增长率并不高。

　　像去年到今年这样的肉价波动，货币政策想管也管不了。一段时间母猪太少导致下一段时间肉价上涨，需求方的原因是食品需求弹性小尤其是短期弹性很小，供给方的原因是猪的生长周期。两者在短期内对利率这样的杠杆和货币供应都没有多大反应。在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冲击的情况下，用货币政策来调节短期的猪肉供求以稳定肉价，就算能做到，也会使其他价格或上天或入地，是不应当考虑的。

　　不过对可预期的较长时期的食品价格变化，货币政策还是应当考虑。尤其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食品在总消费中的份额还很大，对于中长期的食品价格变化，货币政策应当管也可以管。

　　但要管和能管的是未来，不是已经发生的事。像肉价和其他食品价格的变化，短期内还可能有很强的惯性。可以设想，货币政策以稳定三个月后的环比CPI(季节调整后)为目标，按同比变化的口径，就是以稳定15个月以后的CPI为目标。换句话说，如果一切都可预测，从现在开始采取最好的货币政策，明年8月和以后的同比CPI才能达到理想水平。

　　4月，M2的环比增长率略高，贷款增幅仍过高，还应当和会在紧缩的方向上操作，但总力度不必很大，微调即可。这里说的是当前的调控总力度，不包括两个重要的情况。一个情况是，由于外汇储备持续高速增长，调控对象本身在高速增长，需要持续增加调控总力度。如果保持其他手段的效果不变，单用准备金率来调控，过一段时间上调一次准备金率将成为常态。第二个情况是调控手段的变化，方向大致是以利率汇率调节替代行政手段。从这个角度看，利率汇率尤其汇率上升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因为争论仍然较大，这方面的进展也难以很快。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