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主义在瑞典

　　瑞典的实践表明，没有平等的精神，没有平等精神指引下的公正的分配制度，财富很难持续积累，效率也就很难保证。原因很简单，不平等不公正的分配会造成社会动乱，制约经济的发展。

　　做大蛋糕有待社会公正

　　

　　我们对瑞典的误读，往往是从“蛋糕”的概念开始的。

在我们把社会保障视为蛋糕的同时，也产生了这样的概念，即：要想有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先把经济搞上去。

　　但在上世纪30年代初，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始着手实现他们的理想———建立“人民之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社会保障仅仅视为蛋糕。那个时候，即便有一块可供切割的蛋糕，它也并没有多大。瑞典社会民主党苦心琢磨的是，怎样才能建立起一个“自由、平等、民主和合作的社会”，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用通俗点的话来说，就是如何更公平地划分蛋糕。

　　瑞典无穷人

　　简略地回顾一下瑞典GDP的增长过程，会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保障在瑞典模式中发挥的作用。

　　1932年，瑞典社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并连续执政四十多年，从而成功地创造了瑞典模式。当时，瑞典的人均GDP是1234.9瑞典克朗(1瑞典克朗约合1元人民币)，在欧洲排名大约为第7位。1960年，即社民党执政差不多30年后，瑞典的人均GDP达到了8615瑞典克朗，越过了人均1000美元的关口。如果不是经历二战，这个过程应该会更短一些。战后，瑞典的社会福利体制逐步建立，全民就业、全民养老金、全民医疗保险、全民免费教育一项一项的计划逐步落实，瑞典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期”。到了1980年，瑞典人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使人均GDP达到了57161瑞典克朗，比1960年增加了约6.6倍，瑞典不仅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且在联合国的社会发展排名中名列第四。

　　瑞典给世人展示的当然不只是爱立信、沃尔沃、宜家这样一些象征经济实力的企业和名牌，更是一个公平、透明的社会。这后一点，通过对瑞典穷人与美国穷人的比较可以看得更清晰。1990年代初我在瑞典学习时的房东———退休老人诺迪鲁斯，每月的退休金只有6000多克朗，当时约合1000美元。从收入上看，他应当属于10％的最穷者。但他住着一幢属于自己的独门独户的两层小楼(瑞典人均住宅拥有率要远高于美国)，也就是我们常常在中国的房地产广告上看到的“独幢别墅”。小楼后面有个小院子，种着各种各样的花草，另外还有一个玻璃花房。老人的邻居是一位大学教授，也住着同样的独幢别墅。诺迪鲁斯的两个儿子全都读了瑞典的名牌大学，老大是教授，老二是工程师。而在美国，跟诺迪鲁斯一样每月只有1000多美元收入的人，很难靠自己的积蓄来供孩子读名牌私立大学，也肯定住不起这样的房子。

　　我这位房东之所以买得起房子，主要是因为他不需要为孩子上学存钱，也不需要为自己退休后看病存钱，他没有“后顾之忧”。比如医疗，瑞典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我在瑞典工作时，如果一年之内看病的费用，包括挂号、买药、打针、检查、化验等等，超过了1800瑞典克朗(以现在的比价换算，相当于同样数额的人民币)，这一年再看病就全部免费。

　　差别当然还有很多。一位瑞典朋友告诉我，在瑞典即便月收入不高，只要满18岁，就很容易获取贷款，银行有时根本不加细问。而在美国，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很多美国穷人甚至连账户都开不了，拿到工资支票后，只能再到典当行去兑现，而典当行往往会收取相当于兑现金额3％至10％的手续费。统计显示，美国约有28％的工薪家庭需要这样的服务。这个比较其实反映了两种不同经济模式下生活质量的不同基础。美国人更倚重收入，生活质量受收入影响较大；瑞典人倚重的是社会福利，福利则要靠比较公平的分配来实现。

　　如果仅仅从收入上看，瑞典与美国差距的确不小。但全民免费教育值多少钱？全民医疗保险又值多少钱呢？所有这一切加在一块儿，又给瑞典人的生活质量带来了什么呢？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的报告说，如果在统计时考虑到医疗费用的话，亚洲的贫困人口至少要比现在多7800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说过：“对诸如这样一些重要的事———活得长久一些的自由，逃脱可以避免的疾病的能力，获得有适当报酬的就业机会，在和平的、无犯罪的社区生活———收入水平常常可能不是恰当的指标。”假如一个社会越是需要个人用金钱来购买生活质量，那它就越是有可能出现更多的不平等。因此，比较瑞典人与美国人的收入似乎没有太多的意义，换句话说，如果硬要比较的话，那就是瑞典人收入的含金量比美国高。我们还可以说，瑞典的穷人生活得远比美国的穷人体面，而穷人的体面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把危机变成转机

　　19世纪的瑞典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瑞典的工业革命来得比较晚，起步于1830年代，真正开始发展是到了1870年代。在英德等国工业革命的带动下，瑞典成了铁矿石、木材等原料的供应国。当时瑞典工人的生存状况非常恶劣，既买不起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政治上也低人一等。当时规定，参加议会和地方选举的条件是年收入必须超过800克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作家斯特林堡在《红房子》一书中描述过当时一位木匠的心里话：“太太们啊，老实告诉你们吧，日子已经苦透了，而且以后还会更苦，但是到了那一天——那一天，我们要像瀑布似的吼叫着从贫民窟中汹涌而出，我们将要回到我们的床上，是要回吗？不，是夺回！”和许多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如此恶劣的工人生存状况也意味着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动荡期，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

　　在早期的瑞典社会主义运动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名叫奥古斯特·帕尔姆，他在德国、丹麦参加过工人运动。1881年，帕尔姆从德国回国后，在南方城市马尔默做了一个历史性的演讲，题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要的是什么？”他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者并不要求平分所有的资产，而是要把资本家们拿走的、工人应得的那一部分要回来。他举例说，工人拿了50克朗，资本家也拿了50克朗，但资本家是一个人，工人是50个人，所以这就是不公平。工人要团结起来，与资本家作斗争，但目的并不是要把资本家所拥有的财产全都夺回来，而是推翻资本主义体制，由国家来做更加公平的重新分配。

　　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党(SAP)成立，当时它的终极目标虽然是消灭阶级，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选择的路线却是争取普选权，而不是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后来社会发展的结果表明，工人一旦获得普选权，就形成了影响国家政治的重要力量，就有可能在现存体制下实现改变分配体制的可能，与此同时他们也失去了实行全面社会化(国有化)的意愿。所以，瑞典社民党领导的工人大罢工大多是和普选权联系在一起的，直到1921年，瑞典实现了全民普选权。强大的工会运动使社民党有了长期执政的可能。

　　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给瑞典以沉重打击，失业率飙升，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过了两年，北部的奥达伦发生罢工，政府派兵镇压，打死五人，这是瑞典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惨案，导致动乱升级。同年，“火柴大王”克鲁格因股票泡沫破灭而自杀，将众多瑞典企业拖入泥坑。首相埃克曼因被揭露拿了克鲁格的“补贴”，致使内阁倒台。严峻的事态表明，和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瑞典也走到了改革的关口。

　　1932年，社民党上台后实施“人民之家”的计划，开始了福利国家的建设。瑞典的变革与当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出现的变革大体是同步的，不同的只是，瑞典的工会运动更为强大，而平等、妥协、合作的理念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瑞典民族的传统之中。特别由于工会运动的强大，瑞典的社会力量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当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三方的代表坐在谈判桌前时，他们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在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命运。劳资双方在政府的协调下通过谈判最终达成了工资协议，实际上也为确保国家经济的运转寻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

　　传统道德是改革的主要动力

　　瑞典福利国家的大厦当然不是在平地上构建的。其实，早在社民党1932年执政之前，瑞典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社会保障，这与宗教传统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基督教“爱你的邻居”的观念，很容易与瑞典民族在海盗时期形成的互助合作精神产生强烈共鸣，两者融合在一起，深刻地影响了瑞典民族精神的形成。

　　在瑞典的历史教科书上，19世纪是现代社会福利政策的“胚胎期”，政府开始逐渐从教会手中接过社会福利的责任。这个变化有两大背景因素：一是工业化的发展造成大批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贫富差距拉大，穷人迅速增多；二是政教分离，教会的职权被大大削弱。1847年和1853年，瑞典政府两次通过《济贫法》，确定“使每个贫民吃饱饭是每个教区和城市义不容辞的责任”。教会当年构建的社会福利框架在由政府接手并扩展的同时，它所传播的道德观念也延续了下来。

　　1847年瑞典通过《济贫法》；1901年，瑞典有了第一部《工伤赔偿法》；1910年，瑞典又通过了《病假保险法》；1913年，瑞典通过全民享受的养老金法案，被视为社会保障体制的基石，其时瑞典的人均GDP为656瑞典克朗(此数据系按2000年瑞典克朗比较计算，约相当于相同数量的人民币)，在全欧排名为第九。

　　不可否认，这些法规的通过为后来社民党建立瑞典模式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但从本质上看，那时的保障体制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言，仍然是被动的、辅助的，更多的是统治阶层试图缓解劳工冲突和两极分化的手段。欧洲学者在分析瑞典、德国等国早期的保障政策时，有过这样的评价：“俾斯麦将‘社会国家’视为抵御社会主义的良药。工人阶级通常是早期社会政策的客体，而非主体。”比如，瑞典虽然早就有了养老金法，但直到1940年代，40％以上的老人却享受不到养老金，只能靠救济过日子。而按照当时的《济贫法》，领取救济者必须放弃选举权，这项规定也是直到上世纪40年代才改变的。因此，那个时候的社会保障与后来社民党建立的福利体系的理念是完全不同的。社民党的目标与此前的社会保障体制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瑞典社民党构建的瑞典模式中，人民已经成为主体，社会保障不再只是救济或给予，而是要打造一个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平等发展的平台，它也是经济进步不可或缺的动力源。丹麦学者安德森讲过这样一个例子，他在1980年代对18个西方国家的福利情况做调查时发现，“工人运动反对旧有的济贫传统，因为他们要争取坚实的‘公民’权利”。而这样的济贫传统在民主社会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北欧国家几乎完全绝迹，而只有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还占有相当显著的地位。

　　需要提及的是，基督教的扶贫济穷式的做法虽然根本改变了，其道德理念却对社民党后来的改革形成了重要影响。西方学者对欧洲社会发展的研究结果表明，推动社会改革的主要动力来自于道德信念，主要是西方传统宗教中的博爱和人道的观念。在《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德国学者考夫曼认为：“一个基于自由、权利平等，以及借助市场经济和社会福利国家实现其公民团结互助的政治共同体的理想，只能在深受基督教和启蒙运动文化影响的西欧社会中产生。”社会党国际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宗教的声明》也明确提到，“在欧洲，基督教教义乃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精神源泉和首先源泉。”

　　规则透明是改革的制度条件

　　在1932年的竞选中，社民党就没有像以前那样提出“社会化”的目标，而是强调了“平等、关心、合作和互助精神”。在当时的社民党人看来，在福利大蛋糕出现之前，需要对分配体制进行改革，同时也为将来蛋糕的划分奠定一个公平的基础。后来的发展实践表明，没有这样的改革和规则的建立，瑞典的福利蛋糕也是无法做大的。

　　由于社民党的改革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中推进的，我们在看到当时瑞典经济还比较落后，特别是贫穷分化在加剧的同时，也需要更多地关注当时瑞典社会的政治基础，即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其透明的政治运行规则。

　　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执行政务公开的国家。早在1766年，瑞典议会就确立了政务公开的原则。这项法规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员申报制和“信息披露法”。有美国学者据此认为，美国国会直到1966年才通过《信息披露法》，要比瑞典晚200年。这部法规的通过并不是一种意外。瑞典在经历了18世纪初的“自由时代”后，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当开放的国家，政党制度的雏型出现，文化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公众的政治觉悟也逐渐提高。在《瑞典史》中，那个时代被描述为“既有光芒灿烂、诗意洋溢的一面，也有思想上的斗争和党派间倾轧的一面”。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时代，1809年，瑞典通过了“最早的一部欧洲实行的成文宪法”。瑞典投资促进署出版的《走进瑞典》的宣传册上，写着这样一段话：“除了国际化之外，透明化的社会也总是让瑞典人引以为豪，如果说‘国际化’主要是受经济的驱动，那么‘透明化’则是发自瑞典国民内心对于公正、平等的要求。”

　　正是由于有了特定的道德观念与政治传统，瑞典社民党才能推动进一步的政治变革，特别是对分配体制的改革。

　　分配体制改革的要义在于平等

　　被称为瑞典模式设计师的经济学家梅德尔曾经说过，瑞典模式有两个最突出的目标，一个是全民就业；另一个是平等。这两个目标也是社民党政府自1930年代开始改革的重点所在，它恰恰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深刻烙印。

　　在当时的欧洲，瑞典经济虽然比较落后，但并不是最落后的，而且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也有了一些积累。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分配制度出了问题，与瑞典社民党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和合作”的理念极不相符，也严重制约了可持续发展。

　　瑞典社民党提出的“全民就业”，是通过扩大公共部门、加强职业培训等一系列措施，以增加就业的经济政策，有着较浓重的凯恩斯主义的色彩，但又不完全相同。在社民党人看来，“充分就业是社会的、也是经济的目标。它使人人都能参与福利创建工作，防止失业造成的不平等、人身伤害和社会排斥。”(瑞典社民党党纲)1932社民党执政后，大幅提高公共开支，用于创造就业机会的开支也比以往占更大比例。从196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的30年里，瑞典失业率从未超过3.5％，在西方国家中极为少见。

　　从1930年代开始的分配体制改革从一开始还突出了“全民”的意义。瑞典学者阿德勒－卡尔松在《职能社会主义——瑞典的民主社会化理论》一书中说，“实现任何社会主义政策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贫穷国家的主要权力主体甘心为人民大众的利益行事，而不是去维护少数权势集团的特权。”所以它不再只是一个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公平的问题，是全国公民无论男女，无论工人、农民、官员，无论职位、级别高低，无论收入多少，都能够公平享有社会保障的问题。比如，政府有责任帮助每一个失业者找到工作；养老金人人都有权享受，并不是有工作的人才有；给小孩的补贴也一样，每个家庭都有份，按小孩的人头发给；医疗保险也是全民享有，不因职位高低和就业部门不同而有区分；住房政策则是“人人有房可居”。

　　理解全民这个词，就需要理解重新分配这个词。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家从1930年代开始提出并逐渐完善的一整套理论，以及依据这些理论制订的政策方针，无不是在重新分配上做文章。实际上，瑞典社民党一直以来做的事情就是，“夺取和控制所有权职能中的若干职能。而这些职能早先是由资本家自己控制的，在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这些职能仍旧由资本家自己控制。”

　　这是一些什么职能呢？比如就业培训指导、教育、医疗、养老，所有这些领域的资源，都要由国家来统一、公平地分配。这就是所谓“经济领域私有化＋社会领域社会化”的模式。

　　笔者虽然在瑞典生活工作了六年，但对于这一整套“全民”体制的真正理解，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最初是一知半解。不得已只好问朋友，朋友笑笑说：“举个例子你就会明白，如果有三个人，一个是收入较少的工人，一个是收入较多的教授，另一个是社会地位较高的官员，他们假如患有同样的疾病，将享受完全同样的医疗服务，花同样的钱买药，住同样的病房，做同样的检查和手术。”朋友的话让我心中豁然一亮，原来，社民党所追求的平等理念并不复杂。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瑞典模式的建立，既是当时的社会矛盾激烈冲突造成的结果，又是在这些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的推动下而出现的新一轮改革的结果。这个北欧王国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实践表明，公平社会的构建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比如道德观念、理论基础、政治环境和文化传统等等，但它更多的是分配体制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自然而然能够解决的问题。相对于财富积累来说，一个比较更为公平的分配体制对于保持社会的和谐发展可能更为重要。

　　(作者是北京资深媒体工作者)

　　■小资料

　　数字瑞典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联合国发展指标中，瑞典2006年排名第五。

　　2006年国际透明度排行，瑞典在最不可能行贿者名单中排名第二。

　　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06－2007年国家竞争力排名中，瑞典继芬兰、美国之后排名第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2005年科学报告中，瑞典是全世界科学创新第一的国家。

　　2000年瑞典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瑞典基尼系数为0.30，属于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社会结构正在由传统的金字塔型向枣核型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