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领导已经批示了山西黑窑工案,你放心,你的孩子很快就会找回来的。”付振中拿着手机一直重复这句话。
付振中是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也是揭开山西黑砖窑内幕第一人。从5月9日至今,他三赴山西,编发报道21期。
付振中说,在山西暗访期间,辗转黑砖窑上百家,据估计,光河南籍被绑架或拐骗的少年就有近千人,然而现在才解救出十几名。很多已近精神崩溃的“寻子”家长不时给他打电话,询问最新警方解救进展。
“我做了10年记者,见过各种惨烈的车祸、火灾现场,但从未见到这样的情景。记忆中最深的一次,是在山西万荣县一个黑砖窑。在这里做苦工的孩子,最小的8岁,最大的13岁。他们每走一步就像踩在我的心上,有一种揪心的痛!”付振中说。
令付振中气愤的是一些地方执法部门的冷漠,甚至执法犯法。
5月19日19∶30,河南电视台播出《罪恶的黑人之路》。第二天,电视台大门被数百名寻子家长围住,请求记者帮助他们找寻孩子。
5月23日上午,付振中和在新闻中认出自己儿子张道虎的张迈团夫妇奔赴山西运城解救张道虎。到了定乎营窑场,张迈团夫妇哭天抢地,将一旁正干体力活的张道虎搂入怀中,泣不成声。
这时,一个河北籍半傻少年跑到付振中身旁,哭着说,“我也想走,你们带我走吧!”付振中征询随同前来的当地警察的意见,结果对方回答,“不是你们的人不要管!”
“我们的采访,最大的阻力是山西当地一些部门不配合,他们对这个事件缺少应有的爱心,表现得十分消极,有的还千方百计阻挠家长营救其他孩子。”
付振中讲述了在山西永济市考栳镇尚信黑窑场解救平顶山少年朱广辉的经过,“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朱广辉从一个窑厂解救后,又被当地劳动监察部门倒卖到另一个黑窑厂,并且一个姓冯的劳动监察队员还把朱广辉被解救时补发的300元工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在山西永济市郭平店解救河南封丘17岁少年吴树陈时,我们也遭遇了险情。”付振中给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这孩子是我们河南的,是被拐骗过来的,我们要把他们带回去。”付振中当时以协商的口吻说。
“人是我花400块买的,带走就打。”窑主不容分说。
当我们准备把孩子带上面包车时,窑主挥舞着拳头砸向我们,现场一度失去控制,幸亏110及时赶到。但是,民警劝架后,竟然也说孩子不能带走,应该留在窑场,付振中说,“当地执法者这种做法,实质就是执法犯法!”
山西临汾市洪洞县广胜寺曹生村一黑砖窑老板王斌斌,其父是村党支部书记、县人大代表王东己。“该黑砖窑占地约20亩,它的对面,就是曹生村支书王东己的院子。”付振中说,和他一起去寻子的老张的儿子张文龙,差点就死在这个黑砖窑。张文龙和另外3个黑工被迫在砖红的时候出砖,被滚烫的红砖严重烫伤,造成5级烧伤。但工头不但不把他送进医院,甚至买来的烧伤膏都是过期的。工头还鼓动孩子用土法治疗—————用黄土往伤口上抹。“这么做,如果继续感染,完全可能致命。”一位医生说。
“有个河南三门峡的窑工,因为逃跑,被工头用砖头垫起小腿,用砖拍。现在他的腿已严重畸形,造成残疾。”付振中悲愤地说。据中国青年报
山西黑砖窑案逃逸包工头在湖北落网
衡庭汉:我确实对不起工人
记者从警方获悉,震惊全国的山西洪洞县黑砖窑非法用工案公安部B级逃犯、42岁的衡庭汉,近日在丹江口市石鼓镇盘道村五组被抓获。经过十堰警方和山西洪洞警方简单交接,衡庭汉被押上开往山西的警车。上车前,记者采访了衡庭汉。
记者:怎么跑到丹江口市的?
衡庭汉:我没有跑到丹江口市,我是去和我老家交界的石鼓。我从郧县梅铺跑了5个小时,才到石鼓。
记者:为什么跑?
衡庭汉:怕被抓住坐牢。
记者:出了事后心里怎么想的?
衡庭汉:我觉得事情比较小,只是打骂工人,不给工人工资。死人与我无关,是赵延兵打死的。当时我在郧县老家,今年过年后我去了才知道。我就说他们,为什么不通过公家来解决。
记者:逃亡的时候是咋想的?
衡庭汉:心想跳不出法律的大网,现在什么都没有法大。准备投案自首,但一直没考虑成熟。
记者:什么时候想投案自首的?
衡庭汉:前天早上。
记者:现在你想对你的工人说什么?
衡庭汉:这一年多里我确实对不起工人。
记者:除了对不起之外,还有别的吗?你有没有考虑对他们进行补偿?
衡庭汉:没有什么能补偿他们的,现在我也说不了。
记者:听说你的妻子也被抓住了?
衡庭汉:不知道。
记者:你妻子参与这个事没?
衡庭汉:没有。
记者:她知道你参与这个事吗?
衡庭汉:知道。据十堰晚报
短评快
以国家名义捍卫文明底线
山西黑砖窑奴役、虐待工人事件,点燃了举国上下普遍的义愤。昨日,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及其他国家高层领导相继就此事作出重要批示。截至昨日上午,山西、河南两省通过专项行动,共解救出了468名黑窑工,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这一数字,从侧面验证了这场灾难的规模。这一场人道的危机,以愤怒的民意推动,正演化成高层意志主导下的政治行动,要以国家名义,捍卫文明底线。
这些天,我们亲见愤怒在全社会、各阶层燃烧。这人道的愤怒当中,也有敏感的抑郁,也有现实的忧心,还有难言的忌讳,但都无须掩饰。如果这愤怒,仍要克制,仍要掩饰,仍要辩证地指导,要么是社会的底线已经完全失去,要么是社会根本就没有底线。
这些燃烧的愤怒,是社会底线失守的普遍疼痛,是进步幻觉中蓦然惊醒的惶骇———我们以为自己在向文明飞奔的路上,却发现竟是赤膊上阵,羞愧难当。社会尚未剥夺殆尽的羞耻感,是它仍然活着的生命自证。我们不能阻止它感到羞耻和愤怒。
今日的局面,定要有人负责。这不容含糊,也无从商榷。许多人议论,许多人分析,写下各种理据,要为事件找到出路。可是,这不是一道复杂的社会分析题,只是一道简单的文明判断题。那些普遍的愤怒,已标定底线,也给出答案。
社会创制法律,每一个乱法者都要伏法;公民委托政府,每一个玩忽职守者都必须解职。这是社会恢复秩序、维系信心的基本前提。在这场人道灾难中,无良的黑窑主、暴虐的包工头、邪恶的拐骗者、凶残的打手,一个也不能宽恕。还有那些官员,散漫的、失职的、贪腐的、丧失责任心的官员,没有理由强奸民意,霸权占位,必须接受道义的谴责与政治的追惩,以及民众和法律的问责。
可我们的社会显然缺乏信心。甚至,这份无望的压抑,本身就构成今日愤怒的大部分。虽然这无声蔓延的愤怒,并未站定在公共舞台上朗声发言。可如果这澎湃的愤怒,仍要领受虚词和周旋,仍要观看敷衍和推脱,我们的政治恐怕会变成闹剧。
我们努力呈现这压抑而扭曲的愤怒,只因感念社会前进全赖真实。尽管这真实,常常令人不悦。今天的事实,是只有政治高层确认的愤怒,才可以成为驱魔降妖的真实的愤怒。那么多失子家庭的父母悲呼,他们目睹暴行,直击残酷,他们的忍耐近乎悲壮。那么多民众同心呼应,他们痛斥践踏人权的恶人,更厌恨辜负民意的官员,他们的忍耐同样近乎悲壮。这种忍耐,本能地在渴望一种起码的政治尊重。现实需要回答他们,他们的忍耐是因为坚信,坚信这个制度仍在不遗余力地修复,修复他们因愤怒而塌陷的信心。
在国家与公众之间,我们需要重申一些常识。个人之恶,从来就不曾消亡。国家之善,即在于以公共名义,遏制个人之恶。不得不承认,黑砖窑累积的罪恶,最刺人耳目的,并非个人之恶的极度暴虐。而是那些接受公民委托,担当保护之责的官员,如何背信弃义,如何临阵脱逃,如何自私自利,将垄断的公权败坏成公民权利的惨剧。
为骇人的山西黑砖窑写下结语,只能是个人之恶所叠加的公器之恶。为恶毒的人性,我们只留一声悲叹,为反噬其主的公器,却要喊出大声的愤怒。检讨人性,这是每时每刻的个人修为;检讨公器,却是此时此刻全社会必须要做的工作。
那么多小心翼翼的愤怒,喧腾躁动,他们在彼此交谈,彼此相识。这愤怒必须被听到,必须被理解。在今日的公共生活中,它在等待来自政治的确认和回馈。民愤,以及平民愤,逐渐成为今日中国的政治游戏原则。愤怒,就此成为道义的武器,为民众参与,找到一条委婉的路线。也许要说,不幸的是,我们只有愤怒;也许要说,幸运的是,我们仍有愤怒。据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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