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新特区：社会政策当唱“主旋律”

　　在成渝试验区内，社会政策将取代经济政策成为执政的“主旋律”，实现由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的回归。在今后的执政策略中，中央财政将会更多地投入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事务，而不会用于直接对某个区域的投资。

　　—— 田磊（《南风窗》记者）

　　2007年6月7日，国家发改委宣布成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地点为重庆和成都。在之前有广州、武汉、湖南等地激烈竞争的情况下，“新特区”最终选定成渝，意味着特区模式终于开始惠及西部中国。

　　成渝胜出的背后是对西部大开发战略和重庆直辖经验的反思和总结。西部大开发已近10年，国家以发展重化工业为线索，向西部地区直接投资几千亿元，但是这些投入收效甚微，西部地区民生与社会面貌并无显著改善，远不如重庆直辖10年取得的成就让人瞩目。

　　直辖市架构是重庆领先西部的重要因素。重庆直辖，只是将一个城市行政级别升格，给予了更多的决策自主权。直辖后的重庆，三级政府的架构使得政府管理更加扁平化，施政效率更高。同时，也节约了大笔财政开支。全国财政供养人口和总人口之比为1：30；而重庆则接近1：60。

　　资金与项目支持从来都不是一个地区发展的主因，只有体制的改革和更多的自主决策权才是根本。在重庆直辖10年之后设立成渝新特区，意味着在解决东西部差距问题上，我们思路的转变。在今后的执政策略中，国家财政将会更多的投入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事务，而不会用于直接对某个区域的投资。

　　给予更多决策自主权，引入市场机制，吸引东部资金，结合本地劳动力优势来谋求发展，这是新特区的主导思想，也是对于重庆直辖10年经验的肯定。10年直辖，国家的投入已经造就了一个超大都市的框架，接下来，这个框架里的生产资料、劳动力怎么配置？毫无疑问，肯定会放手让重庆去做，尽量消除一切政策羁绊，但是否能做好，则是个挑战。

　　在成渝试验区内，国家希望社会政策将取代经济政策成为执政的“主旋律”，实现由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的回归。如果说，当年设立深圳特区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的成渝试验区使命则是让区域内的民众共同富裕起来。在这次的试验区改革中，社会公正与经济发展被摆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

　　但是，对于重庆、成都这样财政并不富余的城市来说，经济政策仍然会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诉求，没有资金，一切社会政策都是空谈。在成为试验区后，重庆主要的诉求集中于如何向国家谋求更多的融资途径。在重庆申报的试验区方案中，提出希望在试验区内，获得在行政、土地、财政、金融等领域的制度创新的支持或放权。

　　特区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央给了地方政府试错的权力。地方政府因此而获得人为支配土地、劳动力、资金这些经济发展要素流通的权力。但如果地方政府不能够调配好各方利益，最后也可能事与愿违。

　　以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为例，如果急于求成，无法协调好各方利益，让经济发展的诉求压倒了社会公正的诉求，那之前的“钉子户”事件可能会在重庆这样一个每一块平整土地都是稀缺资源的山城层出不穷，到那时，设立新特区以期达成的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公正的目标将很难实现。

　　如何对地方政府放权的同时给予必要的约束，这是设立试验区后，更应该考虑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赋予政府更多的决策自主权，因地制宜制订符合本地区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远比全国“一刀切”的政策更加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