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海泉:银行业一定要顺着时势转变

　　郑海泉深谙“顺势而为”之道。

　　虽然“忙碌”一词已不足以形容他现在的状态，但身为汇丰控股有限公司(0005.HK)亚太区主席的郑海泉，从6月15日开始，又要同时兼任亚太区总裁兼行政总裁的职务。

　　因为与他同年(1978年)加入汇丰集团的老拍档邵铭高（Michael Smith），被澳纽银行以年薪2.4亿港元的重金闪电挖走。

　　6月20日，郑海泉接受本报独家专访，详谈香港银行业如何在回归十年的大风巨浪中前进。

　　对于香港银行业来说，过去十年最大的挑战是转型。1997年，香港银行的贷存比率高达152.1%；但金融风暴后，房地产贷款的利率急跌，利差收入大减，2006年，香港银行的贷存比率跌至51.8%。

　　居安思危、顺势而为是企业存活之道，也是汇丰和汇丰旗下的恒生银行(0011.HK)的成长之道。在回归十年间，汇丰和恒生成功转型，减少了对利差收入的依赖，令两家银行现在仍然保持优势。郑海泉认为，管理者应顺应时势而为，如果能看到商业的先机在哪里，将资源重新调配，政策重新定位，团结同事一起向前，便能化危为机。

　　事实上，内地银行今天面对着同样的问题。内地银行赢利过分侧重利差收入，也未曾真正投身国际市场的汹涌波涛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郑海泉已经历的风浪，可作为正准备扬帆出海的内地银行的借鉴。

　　一定要顺着时势转变

　　《21世纪》：你是从事研究出身的，你职业经历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之一，是在1987年香港股灾前夕，你发表研究报告，预计很可能出现股灾。据说这是你其后在汇丰受到重用的原因之一？

　　郑海泉：那只是市场传说，事实上只是凑巧吧。当时大家都看到股市很疯狂，贷款过度，我们做研究的只是点出个中原因，刚好报告发出的第三天，股市就暴跌。你说是我看得准，有预测能力，我则认为只是运气吧。至于这对我的事业前途是否有影响，那就要问前任老板了。

　　《21世纪》：你是从研究员出身的，后来转为管理者。所谓“说易行难”，很多理论到了实践阶段便行不通了，角色转换对你是否带来很大挑战？

　　郑海泉：我不觉得困难。角色会根据目标不同而转换。当然这两种角色会有很大不同，我做研究时，会对着很多数据，会见很多人，对一个问题可以全面地了解。但作为管理层，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即机构的目标是什么？如何达成这目标，如何与同事合作？鼓励他们付出110%的努力去工作。这是很简单但实用的管理哲学。

　　问题就是实际执行时，还要加上天时地利人和，才可以成功，如果市场（指天时）不好，表现都会受制，作用也会不同。运气好的话，天时地利人和都能配合，条件都能兼备，那就能带领机构向前。

　　像我1998年转到恒生银行时，当时的时势并不配合，先是爆发亚洲金融风暴，令香港的楼价不断下跌，然后在1998年底开始，内地的几家信托投资公司和中资企业陆续出问题，市场很不好。我们便要冷静思考，一起分析原因，知道问题在哪里，然后找出解决方案。

　　所以，做管理一定要顺着时势转变。当时，我们决定改革恒生银行的盈利模式，开始从传统赚取存款与贷款的利率差距业务，转到非利息收入业务，作为重点发展项目。管理者如果能看到商业的先机在哪里，将资源重新调配，政策重新定位，与同事一起向前，便能化危为机。

　　安渡危机首先是有内地经济的支持

　　《21世纪》：那么在1997年7月出现亚洲金融风暴之前，你是否也有预感？当时你是汇丰的执行董事，你有否建议什么对策或者防范措施？

　　郑海泉：那时候我注意到亚洲国家大量利用外债来发展经济的风险，亚洲经济隐藏着不平衡和深层次的矛盾。但这个问题何时会爆发？没人能预料。当时汇丰采取了很多措施，例如，已开始向财富管理业务转型。那时我们已意识到不能倚重楼宇及企业贷款，一定要多元化发展。回想在1980年代时，汇丰是连保险都不愿意做的。银行的业务是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的，现在当然更多元化了。

　　《21世纪》：你刚说在1998年开始改变恒生的盈利组合，开始更多地推广理财业务，其后我们又看到恒生很积极地发展内地业务，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郑海泉：没有什么阻力。财富管理及理财业务以往在恒生的盈利占比是很小，对于发展内地业务，汇丰和恒生的态度和信心是一直不变的。我们一直想加大内地业务力度，只是受到内地政策的限制。汇丰在上海的业务我们没有断过。我是1978年加入汇丰的，我还记得当年我们在北京建国饭店已经有一个代办处，境外银行的编号是001，我们也是最早申请在内地注册的境外银行。

　　我们的策略是一方面跟着中国内地的开放政策走，另一方面也配合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步伐，一旦政策允许，我们就会尽快动手。

　　《21世纪》：1997、1998年亚洲风暴来势汹汹，后来又有“911”事件和非典型肺炎，香港经历这么多次危机，都可以安然渡过，你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郑海泉：首先是内地经济的支持。内地持续开放，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发展，给香港很大的支持。在几场风暴中，香港经济受到重创，但是主要受到冲击的是房地产业，三资企业在内地的工业并未受到影响，出口仍然是不错的。

　　当然其间一些国有企业及窗口公司出了问题，令香港的银行需要撇帐，但相对内地经济对香港的贡献，这些波折便显得微不足道。

　　其次是香港的金融业基础稳定，香港的银行在几次事件中受到很大冲击，盈利出现倒退，但香港银行业资本雄厚，并且风险管理一向做得很好，比如虽然经历过楼市暴跌，按揭坏帐急升，但毕竟所占比例微小，平均不良贷款比率只有2%左右，资本实力雄厚使香港银行可以抵御危机。

　　第三是香港人每每在危急关头，总会发挥团结承担的精神。当时汇丰也尽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在非典时期，汇丰做了不少减息的安排。比如，眼见市民不敢外出，出租车生意惨淡，便豁免了出租车贷款几个月的利息，还调低楼宇按揭贷款的利率。因为当时大家都认识到，如果不减息，市民支持不了而断供，对社会的影响会很大。不幸中之大幸是，非典只是对香港部分经济，比如旅游业有严重影响，并非整体性打击，所以香港可以渡过难关。

　　不担心港府入市

　　《21世纪》：1998年8月14日港府入市时，你当时是恒生银行的副董事长，你也曾出任行政会议及立法会的议员，对香港政府的“积极性不干预”政策有很深的认识，你自己也是学经济的，当时有何感想？

　　郑海泉：当时我调任到恒生不久，在港府入市前，我看到恒生的股价被沽得极低，只有30多港元(恒生现价是每股105港元)，我们就在市场上回购(注：是用上市公司的资金，在市场买入恒生的股份然后注销，以支持股价)，其后看到政府入市，我们便停止回购行动了，因为有政府支持股价。

　　当然，我当时也很惊讶，但我跟作出决定的政府主要官员稔熟，曾荫权(当时的财政司司长)、任志刚(金管局总裁)和许仕仁(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都是久经战阵的。我当时的想法是，他们会这么做，肯定有原因。除非出于强烈的看法，政府不会干预股市。我对政府是信任的，所以也并不担心。

　　我现在都不知道政府当时在打什么大鳄，很多讯息都是从媒体得来的，坦白说，我所知的内情不多。

　　鼓励付出110%的努力去工作

　　《21世纪》：你在汇丰和恒生都工作过，恒生的定位是香港人的银行，有强烈的本地特色。你现在的身分是汇丰亚太主席，工作及关注的范围大大增加，你如何看你自己事业的变化？

　　郑海泉：不论在什么岗位，主要还是靠团队，一个人怎么做得完？特别是汇丰的这支团队吸引了大量优秀的人才，所以对于我来说，管理者并不是太辛苦的工作。我们在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业务，各国监管与市场都不同，我们都是派出优秀的同事去做CEO，让他们去管理。这就是所谓的“环球金融、地方智能”。

　　我们的制度和分工都很清晰，董事局主席要做些什么，都规定得很清楚。现在的岗位当然较以前出差更多，要到不同的市场去与当地的CEO开会，他们都很专业，我该知道的他们都让我知道了，所以也毋须制订什么策略就可以用最短的时间了解不同的市场情况。

　　《21世纪》：你刚才提到要“鼓励同事付出110%的努力去工作”，你如何令员工做到？

　　郑海泉：我们的同事质素很高，会自觉地做事，当然这当中涉及企业文化、奖励制度等一系列的管理理论，但事实上，汇丰这样的机构吸引了很多优秀的人才。我们的人员流动性很小。我自己便是从1978年干到现在，一个好的机构，工作性质适合自己，同事的关系和谐，客户又支持，这便是他们做到110分的理由。

　　我们推崇企业精神，让员工觉得为这个集团工作是值得骄傲的事；另外还有通过对员工的关心，让员工觉得这不是一个只顾赚钱的企业，是有社会责任的企业；我们同时关注到员工的家庭生活，例如，在办公室里设立育婴室，让有婴孩的员工更多时间见到及照顾宝宝。汇丰集团全球有30万员工，当然未必做到人人满意，但这些年来我们还是看到成果的。

　　努力，加上运气

　　《21世纪》：在回归初期你较多出席国际会议，当时其中一个热门话题是将香港与新加坡比较，后来又将香港与上海比较，争论哪一个才是亚洲金融中心。近年这些争论减少了，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郑海泉：我们现在减少参加国际会议了，因为时间真不够用。

　　近两年已经没有人将香港与新加坡及上海比较了，因为亚洲经济增长那么快，市场那么大，三个城市各有各的优势，各自有发挥的空间，根本不需要比较，也没有恶性竞争。

　　《21世纪》：回首十年，令你最担心和最欣慰的事是什么？

　　郑海泉：先谈最欣慰的吧，过去两年可以说是雨过天晴了，香港人的生活好了，希望多了。出现这种情况的最重要原因是内地经济发展势头很好，帮助香港渡过很困难的时期。我们在非典型肺炎期间是最悲观，也是最令人担心，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己的生命也没有保障，但我们挺过来了，又乐观了。从悲观到乐观，我看最重要的转折点是经济复苏，经济好转大家都会较为乐观；另外，同样重要的是香港人的打不死精神，不怕面对逆境，不断争取机会。

　　《21世纪》：你出身于贫穷家庭，又不幸伤残，仍能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这家跨国金融集团的亚太区主席，你认为自己成功的要素是什么？

　　郑海泉：努力，加上运气。没有运气当然不行。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