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军新：质疑“严格执法＝涨价”

　　近年来，某国家宏观调控部门在分析当前经济金融形势时，盛行着一种“严格执法＝涨价”的说法，用来解释市场对不均衡已作出涨价等调整性的选择。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一定解释力，但从企业运行成本乃至整个社会制度运行成本看，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值得商榷。

　　对涨价的原因除归结为工资快速上涨，能源、原材料、大商品价格快速上涨，房地产价格较快上涨外，还通过“严格执法＝涨价”这个公式性的推论，着重列举了三个方面：“１、环境保护法，治理污染。不达标排放，虽然降低了公司成本，补助了出口，但大大增加了社会成本，产生负的外部效应，最终都要由政府买单。２、整顿市场秩序。打击公路超载，注水猪肉，假冒伪劣产品等。３、提高劳动标准。实行最低工资制，不拖欠农民工工资，制定最长工作时间和最少休息时间的要求，社保等等。”并断言“所有这些都会体现在成本中，迟早要涨价”。

　　众所周知，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至少要包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否则就要亏损。生产和提供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企业和个人，均要将所有成本和费用以一定的方式和时间摊入价格销售，以收回成本和赢利，否则，企业就无法持续下去。因此，若严格执法仅仅从上述所列举的三个方面，确实可能增加商品和服务的成本，推动物价上涨。

　　但是，细细研究所列举的三个方面，也不一定就会增加成本，助长涨价，而是在某些方面却会大大降低企业成本的。

　　比如整顿市场秩序。不单包括打击公路超载，注水猪肉，假冒伪劣产品等微观信用秩序问题，还包括整顿社会市场信用秩序，却能带来成本的巨大下降。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我国每年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１８００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５５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２０００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２０００亿元，这几项合计每年是５８５５亿元。据统计，近年来合同交易只占整个经济交易量的３０％，合同履约率只有５０％左右。此外，企业拖欠银行贷款大幅度增加。以福建为例，１９９８年全省不良贷款率高达４０％，收息率只有６０％。这就是美国学者福山曾将中国与韩国、意大利并列为“低信用度国家”。

　　若是真能全面整顿市场秩序，就能较好地杜绝近些年来我国经济活动中的不讲信用、违约的现象呈现出有增无减的态势，减少其通过“市场放大”，从而，将进一步降低企业运行成本。

　　又如提高劳动标准。诚然，从短期看，实行最低工资制，不拖欠农民工工资，制定最长工作时间和最少休息时间的要求，提供社保等等，能直接增加企业经营成本。但是正是由于这些劳动标准等制度的短缺（还包括制度执行不力等），也由于信息不对称、区域与行业分流等原因，而导致广大沿海地区出现较为严重的工人短缺问题，被称为“民工荒”。后者又进一步加剧企业运行成本。因为替代一名雇员的成本就很高。雇员流动总成本一般是指雇员流动过程中发生的成本之和。它是雇员全年工资收入和福利成本相加之后再乘以根据具体岗位确定的损耗率。根据美国管理学会的报告，替换一名雇员的成本至少相当于其全年薪酬的３０％，对于技能紧缺的岗位，此成本相当于雇员全年薪酬的１．５倍甚至更高。在管理和销售岗位，替换一名雇员的成本相当于雇员全年薪酬的２００％－２５０％。

　　在国内也存在类似情况，不仅存在替代雇员的成本高，而且由此造成的企业运行成本上升。由于工资低，外来工流动率高，企业难以形成一支稳定的工人队伍。企业不会真正把工人的权益保障当作一个重要问题来对待，不敢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是尽可能在短期内对工人过度剥削而不注意培养工人的再生产能力，竭泽而渔。同时，在工资低的企业，既招不到新工人，现有工人也不愿努力钻研专有技术，所以流动率高。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的民工荒问题，严重影响企业正常运行。因此，从长期看，若提高各种劳动标准，能使工人安心工作，有助于劳资双方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形成稳定的技术工人队伍，尽可能放大的技术学习效应，将会改进产品成本结构，进一步抵消和降低由提高劳动标准带来的短期成本，从而，带来整个企业长期运行成本的降低和效益的提高。

　　从整个社会制度运行成本看，若能严格执法，各种与企业“搭便车”现象就会大为减少，企业运行成本就能急剧下降，由此推动物价上涨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少。

　　长期以来，一些部门和个人把各种成本、费用通过种种途径转移给企业，而利益�熀么Γ犜蛴筛鋈嘶蚰骋煌盘寤竦谩Ｏ衷诘钠笠党闪艘恍┤说摹巴虮ο洹保�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放。一些人为了个人的一点小利而可以让企业承担大量的成本。

　　据有关历史资料，我国到１９９２年，尚有１．３６万户大中型国有企业，产值约计１．３５万亿元。而这些企业２／３亏损，余下的主要也是微利。国有企业中的一些成本并不是由企业自身的经营活动引起的，而是一些人把一些莫名其妙的费用通过种种手段纳入企业的成本。同时一些亏损企业还私设“小金库”也虚增了费用。而下面最新资料则可从另一面反映问题的严重，自１９９７年全国实施企业治乱减负以来，采取有力措施，企业“四乱”的行为已得到有效遏制。截止２００６年底，通过清理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减轻企业负担涉及金额达２８００亿元。这实际上，只是“冰山”一角，而在一些地区，涉及企业的“新三乱”问题却屡禁不止，企业负担的各种不合理的成本依然较高。也就是说，若能严格执法，就能大大将企业成本直接降下来。

　　实际上，尽管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整个市场交易仍然是建立在关系型经济的基础上，而并不是建立在契约型经济的基础上。关系经济的主要特点是交易关系信息的隐蔽性与专用性。为保护这种专用性，交易双方都会尽量地把他们的关系信息隐蔽起来，不被竞争者所利用，否则他们的关系就不能稳定和长久。一般而言，关系型制度结构只需要很低廉的固定成本，但却包含了昂贵的边际成本。相反，在法治型社会里，法律基础设施建立可能需要很高的固定成本，然而，在支付这些公共的固定成本以后，法治社会所实施的每一单个合约的边际成本却很低。因为近乎标准化的合约很容易在这些法律制度下实施。从这一点看，在西方法治成熟的社会里，若“严格执法”再严格些，可能会增加企业运行的固定成本，但却不会增加其边际成本。

　　当前我国市场交易范围的扩大与契约信用短缺的矛盾越来越明显了。这表现为：一是随着市场半径的扩大和交易成本的上升，许多交易无法进行了，从而不利于社会总交易量的增加；二是关系经济不利于社会分工的深化，更不利于制度创新，因为在关系型经济里，有无制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无关系；三是契约信用的短缺，使社会的上层组织难以建立起来，市场只能在低水平上扩张。信用短缺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在我国，现在有一种说法，生意越来越难做了，这除了近些年有效需求不足等宏观经济因素外，我国关系经济运作的交易成本越来越高了。关系经济是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的体现。

　　总的来看，正如制度安排，“严格执法”对制度运行而言也是一种公共产品，其收益范围应是整个社会，而不仅仅是某个方面和领域。因此，不论长短期，“严格执法”均使企业运行成本乃至整个社会运行成本的综合性大幅度下降。由此看，“严格执法＝涨价”的说法，未免有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