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无疑是天大的榜样。但对大陆企业家而言，研究他成功背后的基因或软件可能价值更大！而在这一点上，香港就可能比李嘉诚更重要，李嘉诚充其量算是香港这个“公司”的明星员工罢了。
■ 文/姜汝祥 锡恩管理顾问公司总裁
痴迷于李嘉诚，现代版的“买椟还珠”
当中国最著名的一批企业家到香港集体向李嘉诚取经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出现代版“买椟还珠”的喜剧：他们都在李嘉诚的个人魅力前感叹自己的渺小，都在渴望从李嘉诚那里悟到“九阳真经”，却很少有人认真看一下自己脚下的土地——是李嘉诚造就了香港，还是香港造就了李嘉诚？
当这种喜剧上演的时候，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那就是中国企业家的整体素质，可能大大落后于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甚至落后于中国政府进步的水平！
不信我们看看现实吧。
有时候，企业的繁荣与农民意识并不天然矛盾，计算机系统与曾国藩、李鸿章的权谋思想照样可以共存。有专家做过研究，制造业的繁荣对个人权利与制度保障的要求比较低，金融地产等服务业的繁荣对个人权利与制度保障的要求比较高。意思就是说，农民意识与权谋管理一样可以把制造性企业管好，但在金融地产等领域中就会无用武之地！
中国企业家中，优秀的大多出在制造业，而在金融地产等行业，称得上企业家的也就是少得可怜的那么几个。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产业转移的原因呀，我们的企业家怎么可能跳越制造业直接进入第三产业？但对比一下我们的邻居印度吧，他们的制造业并不发达，但第三产业却走在了中国的前面，这恐怕不是偶然。
我看过李嘉诚先生自己的一个讲话，意思是他的管理思想是中西合璧。中国部分的是灵活、诚信与宽容，而西方部分的则是制度、尊重、检查与平衡。这似乎为中国企业家找出了一条“中庸之道”，但只要稍微研究一下香港，就会发现香港若干年来就是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地区。比如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的“全球竞争力年度报告”中，2005年、2006年连续两年都是美国第一，中国香港第二，第三则是新加坡，而中国内地则从31上升到19位。
当香港的竞争力可以与美国相提并论的时候，在这种环境中经营企业的李嘉诚，他的所谓中西合璧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大家都是做企业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想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是如何生活与工作的吧。这样你就明白了，为什么痴迷于李嘉诚个人谋略，是现代版的“买椟还珠”？事实上，2002年5月17日李嘉诚在汕头大学演讲的时候，就明确声明，他的公司组织是：“原则是西方管理模式，加入中国文化哲学。”
中国人为何勤劳却不富有
记得几年前，有一位在美国耶鲁大学做教授的中国人，写了篇文章《中国人为何勤劳却不富有？》，这篇文章提醒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勤劳的民族之一，但我们在近代的贫穷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勤劳，相反，可能因为我们太勤劳了，那些勤劳之极的人就会“称王称圣”，用情感与伦理代替规范，形成人与人较劲的文化，结果勤劳就对冲了制度建立。用这位教授的话说就是：
“如果没有可靠的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制度，人们就无法预期从事市场交易、从事投资的结果，也不知道从交易、投资中获得的利益能否属于自己，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却步。于是市场发展会停滞不前，经济增长无法持续。”
香港奇迹，本身就是一个制度与文化变革的结果。在全世界投资环境评价中，香港一直是排在最前面的，这就等于是说，香港的交易成本是最低的。
也许有人会说：制度那是政府的事呀？不错，政府当然要承担责任，但政府又是听谁的呢？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吧？当我们的政府在大步往前的时候，我觉得企业家要从依赖或抱怨政府，转移到自救上了。也就是说，别的你管不了，但在你企业那一亩三分地，你大可与员工一起，建立起基于利益的个人权利与责任约束机制来。而要做到这些，首先需要你做“第一推动”——你有没有胆量做一个公开透明的制度监督体系，它不仅约束别人，也约束你自己？
我想，这样一类制度一定可以大大减少企业运营的交易费用。事实上，国家或者地区的繁荣，与企业繁荣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没有稳固的员工个人权利与责任，员工就无法对自己进行投资，也无法与企业建立起真正的合作，于是企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企业增长也无法持续。
所以，我们大可以把香港当成一家公司来学习，在这个时候，李嘉诚就是香港这样一个优秀公司中的明星员工了。尽管一个员工的优秀与他自己有绝对的关系，但世界一流的明星员工，只能出自世界一流的公司。香港无疑就是这样一个在世界竞争力排名中，首屈一指的“优秀公司”，而李嘉诚无疑是实践“公司经营理念”最最彻底的一个，无疑是执行“公司战略”最最坚决的一个。我想，只有像李嘉诚这样行动，才会有李嘉诚奇迹的出现。■
[编辑 王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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