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幼童就医难　合作救治是良策

　　社论

　　湖南籍艾滋幼童求医遭拒，但一夜之间形势又发生了大逆转。广州市儿童医院已经承诺为其提供手术治疗，并表示在医生、技术和设备上都没有任何问题。五岁的孩子或许还不明白围绕他发生的这一切，包括医疗系统的拒绝或接纳，以及生命随着这一进程呈现出的波折。

　　由于感染了HIV病毒，且长达9个月没有正常进食，幼童的体质很差，即便进行手术其效果也有待观察，但这一特别的个案显然朝着正常的医治途径发展。事已至此，艾滋幼童的戏剧化遭遇仍然无法令人释怀。艾滋病一直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病症，会集中反映诸多可憎可恨可爱的社会心理。在这一最新的案例上，最应该给予疗救希望的医生出于种种考虑，曾表现出近似于歧视的推诿态度。非政府组织以及大众媒介则立足各自职能，锲而不舍地行动，在医术之外施以充满悲悯的援救。

　　尽管事态逐渐乐观，但由艾滋幼童的求医所暴露的普遍问题依旧在。如果说能否施救主要体现为医疗技术问题，那么是否给予援救则主要是人道问题。在艾滋幼童的治疗上，人道主义的立场一度让位于技术上的堂皇借口，所幸的是，这种局面在强大的舆论下得到了纠正。但不能不体认到，医疗程序对幼童从抗拒到启动，其改变的动力来源是社会综合压力而非医者自觉。这也证明在针对艾滋患者的常规病治疗上，技术从来不是最大的障碍，医德的决心及此基础上的跨院协作机制的缺乏才是根本。

　　从广州现有的医疗资源配置看，专门的定点医院偏重于艾滋病人的收治，在病患的并发症治疗方面存有薄弱。而对于综合性的全科医院来说，艾滋病的医治水平也参差不齐，一旦发现艾滋病患者就诊，经常是消极应对或婉言拒绝。这就是艾滋幼童们不得不忍受的医疗现实，而在广州之外，此种境遇更加恶劣。如此，就会出现类似于艾滋幼童的遭遇：艾滋病专门医院心有余但技术不全面，综合医院有技术但忌讳HIV的感染危险。如果能建立起两类医院间的会诊和合作机制，集中各自的诊治优势，能自动启动对艾滋病患的治疗，将彻底扭转艾滋幼童们的命运。

　　这样的跨医院协作并非空想，它在部分领域已有成功先例。广州市第八医院就曾与广州妇婴医院联手，为一名艾滋孕妇进行过剖腹产，并且至今保持着类似的合作。这种局部尝试性的医院合作能否形成固定模式？推动它形成的动力又应该来自何方？很明显，医疗行政主管部门是主体，在推动跨医院的技术合作，应对艾滋患者并发症救治难的困境，进而实现合作模式的日常运作等方面它难卸职责。已有医生提醒艾滋幼童在儿童医院做手术后，再回到艾滋病医院治疗。这一专业建议实质上显示并呼应了医疗界对跨院合作的欲求。

　　针对艾滋病患的跨院合作若能从经验上升为协作模式，将创造开放的治疗格局，除了可以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还可以为社会力量的介入提供渠道，比如增加境外医生或资金的支持力度，改善艾滋患者的整体医疗环境。当然，合作框架或机制从无到有，从经验探索走向成熟需要时间，然而就在费心推演合作利弊的同时，一幕幕非人道的图景或会重演：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上半年，我国就有10起以上艾滋病人要求手术被拒的事例。其中一名需要做食道扩张的幼童，上月因迟迟未能手术，虚弱而死。湖南一名感染者眼睛出现感染情况一年多，手术被拒，双眼失明……

　　在排除歧视的理性状态下，治疗艾滋病人的并发症应“还原”为单纯的技术问题。要避免将它放置在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中自我纠缠、自我束缚。现实主义的思路是，在医疗资源不平衡布局的状况下，相应的技术协作、技术普及、技术升级等筹划最终有待于行政力量的推动，从而超越医院间的区隔甚至壁垒。湖南籍艾滋幼童的个案能否演绎成一种社会力量，促进行政推手浮出水面，目前悬而未决。行政方的动力生成固然非朝夕可以获致，但那些徘徊在生死边缘的不幸者能等到那一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