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以下简称“记”):恢复高考30周年之际,高考改革成了社会关注焦点,对此,目前存在“废除、改革、不改”三种基调,你怎么理解?
杨东平(以下简称“杨”):这几年确有一部分人主张废除,但并非是全盘否定高考制度,其主张在于通过建立高校自主招生制度,改变大学录取制度设计,最终以各高校的自主招生作为基础,而改变现行统招为主,自主为辅的局面。
主张不改的也是少数的,如果以高考公平来替代教育公平是不理性的。事实上,高考改革一直在进行,每年“两会”都有大量提案,只是在具体的方案上存在不同的意见。
目前最主流的观点是改革,但还没有一种更为公平的方案能照顾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只有高考才能动员国家力量,以最严格的方式,保证公平,这也是高考得到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
记:你怎么评价当前中国的高考制度?
杨:高考恢复30年来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上是利大于弊,高考的贡献功不可没。
当前总结、回顾、纪念高考的意义,首要应是探讨如何将改革提上重要议程,而不是需不需要改,能不能改的问题。在开放的环境,制度存在的缺陷是众所周知的。过去最经常被提及的问题,如“一考定终生,一张卷子考所有人”,但这些大都是停留在科目,形式上的改革。
记:你的意思是过去关于高考制度改革避重就轻?比起形式改革什么更为重要?
杨:高考制度实际上分为考试制度和招生制度两个不同的方面。近年来的高考改革,主要集中在考试科目、内容、方法的改革,而对招生制度几无触动。事实上,就保障教育公平而言,最需要改革的是招生制度。
教育不公及影响表现为四方面
记:你认为招生制度是当下高考改革的重中之重,它对教育不公影响集中表现为什么?
杨:首先,不均衡的配额制度导致严重的地区差距,虽然“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实际录取学生采取的是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各地录取定额按各地高教资源的状况,以及优先照顾城市考生的准则。出现各地之间录取率、录取分数线的极大差异,直接影响了高考招生公平。
第二、伴随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在建设“211”和“985”高校的过程中,实行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建的政策,导致研究型大学招生的本地化倾向。这意味着侵占了其他省市学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
第三、不合理的特殊政策加剧了教育不公。特长生、保送生、定向生、调剂生等特殊政策在现实中已逐渐变质。比较典型的如保送生政策,以及极易作假、标准模糊的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加分政策等。最近各地已在控制和减少这些特殊政策。
第四、高考舞弊和教育腐败。此外,在高考和招生中出现的高考舞弊、钱学交易等腐败行为,赤裸裸地侵犯了考试公正和教育公平。
记:同样的问题,在中国被不断放大,而在欧美国家似乎并不存在类似争论?
杨:在欧美,大学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学生只要高中毕业通过会考就能进入普通大学,但是少数几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选拔考核机制竞争也是十分激烈。其实这方面也值得深思,比如我们是否应该把考生层次分开,而不要求所有人都适用同一张卷子考核,挤着上北大、清华,应针对不同的学生,采用不同的卷子。
记:在强调个性方面,高考改革也做过一些尝试,比如自主招生,但实行似乎并不理想。
杨:自主招生最早在恢复高考以前的北大等高校适用过,不过当时规模不过数百人,而今报考清华北大动辄十多万,简单适用自主招生,自然伴生了每年定时的考生家长大迁徙,高校不惜人力物力,最终是吃力难讨好。
记:高考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使很多人因噎废食,你对高考考试怎么改有何建议?
杨:我个人倾向于统一考试不应只是一套考题,而应该是多套考题,选取套餐,不是简单文理分科,或者3+X,比如研究型大学的医学院,可能是专门一套考题,地方普通院校则是另外一套考题,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选择不同的套餐。比如在芬兰,高考考生可以选择自己最擅长的三门,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不同学校可以根据学术倾向,选择适合培养的考生,不用让所有学生在同样标准下折磨。这也会有利于个性天才的考生的培养。
高考与高中教育间应建一道防火墙
记:究竟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有人说,是为了选人,有人说只是为了育人,你怎么看?
杨:“文革”之后,国家主要考虑选拔人才,如今高等教育仍然没有进入普及化阶段,因此教育也离不开选拔,检验育人成果这两个属性。但在阶段操作上可以区分对待,以解决矛盾,比如在育人检验上,当前比较实际的用全学科的会考来衡量,测试结果能较为客观表达学生某方面的特长;而选拔功能和使命则应该留给高考,只是高考形式应该更为灵活,测试结果应保证更客观、准确和权威。
记:当前高考改革的方向应是什么?
杨:首先,高中三年,不是高考的补习班,也不是为了升学率,高中教学应该回归正常化。之所以应试教育成为高考的罪状,在于政府职能部门和学校都用升学率用来评价高中教育。
现在当务之急是在高考与高中教育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高中会考就是那道墙,用会考来检验高中好坏,会考完,学生就跟学校无关了。
高考的报名和录取跟学校无关,就是将高考最终社会化,成为考生的自主选择。这于1998年和1999年在北京实行过,而且很有效果,之所以最后没有实施下去,教育部门公布了考生排名,学校升学率仍纳入考核标准,高考社会化最终没有实现。所以我认为,教育主管部门要做的是不应公布排名,学校考核采取会考标准而不是高考升学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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