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江苏无锡主持召开了太湖、巢湖、滇池治理工作座谈会,指出要把治理“三湖”作为国家工程摆在更加突出、更加紧迫、更加重要的位置,并就“三湖”治理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
太湖流域创造了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10%、财政收入16%的经济奇迹,但同时,太湖周边的工厂企业长期将污水排向太湖,那些曾经风光旖旎的、四通八达的江南河道,都成了无数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的“下水道”。
出现这种污染剧增的情况,部分原因是在执行过程中治理不力,但根本原因是“先污染后发展”的传统工业化道路。事实上,不仅是苏南,中国其他地方的工业化发展也走这样一条道路。这与中国缺乏完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过去,各级地方政府的开支,在中央负担了一定比例后,余下的大部分就由地方自谋生路,其中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上项目,根本不考虑其环保与否。在很多地方官员看来,以污染换取发展就是值得的。特别在某些落后地区,甚至连民众也是这么想的。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由于世界性贸易的高度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不但在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方式上,都在向工业化国家现有的经济发展和消费模式靠拢,否则就难以形成足够的需求和经济增长点,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它们很难仅靠自身条件和力量,单独形成明显区别于现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消费方式的经济发展道路。这与人的需求有关。从人的需求来看,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结构不同,对不同资源的需求量不同,因此在消费者支付意愿上对各种稀缺资源的评价权数是不同的。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环境容量资源的定价越高,此时环境污染对人的福利的影响程度就越大。但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环境污染对人的总福利影响要小得多,因为温饱问题的影响来得更大、更直接。因此,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动用一切资源、不惜一切代价解决一点基本需要,比如温饱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这是中国目前在解决环境问题上遇到的最大难题。但因此下去,时间一长,只会使我们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虽然受技术水平的限制,我们目前无法超越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和发展模式,特别是还无法做到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和大规模消除环境污染,但毕竟我们已经走过了以满足温饱为主的工业化初级阶段,这一阶段所出现的环境污染和破坏不应该继续存在下去。另一方面,既然中国的环境问题很大一部分是由财政转移制度的不完善而造成的,也应该随着国家财政实力的增强,来调整和完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尽可能减少这一因素对环境的不良影响。
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如何让民众付出最少的代价享受最大的发展成果,将考验我们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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