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中国金融安全

　　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对外开放与社会转型已进入关键期，国内经济社会矛盾汇焦于金融。虽然因大张旗鼓的改制而露出近似浴火重生的曙光，但在国际金融环境日趋复杂险恶、内在脆弱性不断加剧的夹击下，中国金融业依然诟病丛生而积重难返，依然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社会和谐、国家崛起的最大风险因素，依然是中国经济安全的最薄弱环节。

　　国际金融环境日益险恶

　　首先，国际金融秩序正在发生剧变。

　　·美国因巨额赤字而加深对国际资金的依赖，金融霸权的“底气”愈发不足。美国经济因财政赤字与经常账户赤字居高难下而陷入越来越大的困境，国内财政货币政策（如抵押贷款利率）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国际因素制约。根据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2006年外国在美国投资的收益比美国在海外投资的收益多73亿美元。这是自1946年美国政府开始收集此类数据以来首次出现“投资赤字”。

　　·东亚等地区金融地位明显增强。东亚充分利用在国际分工中的机遇，变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通过贸易盈余累积起庞大的外汇储备，货币汇率处于强势地位，成为国际资本的重要输出地，同时也是理想栖息场所，对国际金融的影响举足轻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机构的影响力下降。IMF资料显示，10年来，发展中国家官方持有的外汇储备几乎翻了两番，2005年达到2.9万亿美元。这使得IMF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迅速降低。中、印、俄等新兴大国崛起使得国际经济格局与秩序加速调整，由少数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缺乏代表性，对全球经济的调节愈发力不从心。

　　其次，国际市场风险增大。

　　·全球流动性过剩。“9·11”之后，为应对经济疲软和通货紧缩，美联储连续降息至1%的超低利率且保持一年之久，欧洲央行将２%的低利率维持４年，日本央行则实施了长达５年的零利率。全球三大经济体长时间的宽松货币政策，在加大全球经济失衡的同时，也使全球流动性过剩。全球流动性过剩引起国际游资泛滥，于全球寻找乃至创造投机获利机会，由此导致全球的股市、房市、商品期货市场大幅震荡。

　　·金融资产泡沫日趋严重。道琼斯股价指数2006年10月中旬首次突破12000点大关，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等证交所的主要股指都达到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以来的最高水平。香港、上海与孟买等亚洲股市也都持续大幅上扬。同时，《经济学家》杂志认为，欧洲房地产市场泡沫相当严重，丹麦、比利时、爱尔兰、法国和瑞典等属于房价增长的领先者，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房租分别比长期平均值高出55%和70%，美国房地产价格被高估50%，部分地区（如圣地亚哥、洛杉矶等）房价涨幅超过100%。

　　·资源价格大幅震荡。1998年以来国际市场油价已上涨了近5倍，2006年7月曾一度逼近每桶80美元的峰值。此后虽有所回落，但是受到地缘政治以及投机炒作的影响，国际油价至今仍在高位震荡，远高于欧佩克（OPEC）2000年拟定的名存实亡的22—28美元区间价格。铜价2006年5月曾创下8788美元/吨的顶点，目前价位也是1990年代平均价格的3—4倍。金价从1990年代末每盎司252美元的水平飚升到2006年5月的730美元，创下26年来的新高。

　　·对冲基金危险性加大。近年来，对冲基金发展迅猛，支配资金从1990年不足500亿美元剧增到目前的1.2万亿—1.5万亿美元。因对冲基金运作缺乏透明度，大举进入衍生品市场又缺少监管，由此因相关违约导致局部金融恐慌近年来时有发生。欧洲央行多次警告，对冲基金威胁世界金融体系稳定，尤其是许多基金经理采取与对冲基金类似的投资策略，增加了投资项目突然崩盘的风险。

　　金融政治风险不容忽视

　　金融作为一国经济核心，已成为与传统海权和陆权同样重要、影响地缘政治的战略要素。历史上，美国曾利用各类金融手段牵制前苏联、遏制日本以及应对欧洲一体化的挑战。如今，以金融“敲打中国”正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一项战略选择。

　　第一，新“门户开放”下的金融陷阱。近年来，美国不断以贸易逆差与“操纵汇率”等为借口，制造一轮又一轮摩擦，逼迫中国接受新的“门户开放”（1899年是商品市场的开放，如今是金融市场的开放）。美国对华鹰派曾公开扬言要持续施压人民币升值，像1980年代对付日本一样，让中国经济倒退10年。

　　第二，借机实施金融袭击。美国金融机构在东道国落地生根后，会利用该国的金融市场缺陷与监管漏洞，通过一系列金融操作制造金融动荡，吸食该国财富。商业与投资银行提供杠杆资金，会计师事务所与投资银行提供信息，评级机构提供与创造契机，对冲基金则实施攻击。美国曾借助金融危机降伏墨西哥，惩罚东南亚，袭击俄罗斯，重创西欧。中国金融问题严重，金融缝隙甚多，未来被袭击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第三，金融信息安全隐患。美国金融机构很多背景复杂，在中国境内活动日趋频繁，投资银行与评级机构已经掌握中国企业海外投融资的主导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会计审计业已经形成垄断，由此涉猎大量政治、经济、商务乃至国防工业信息。世界诸多国家限其于境内活动，而中国目前极少戒备，金融及信息安全受到威胁。

　　第四，金融歧视与讹诈。伦敦与纽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拥有世界上最兴旺发达的资金、资本与期货市场，世界各国机构与企业都向往在两大金融市场进行融资、投资以及其他金融交易。但在美国对华鹰派眼中，中国一直被看作迅速崛起的“另类”，中国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尤其是美国金融市场投融资以及进行其他金融交易时不断遭受非议、歧视甚至讹诈。

　　中国金融脆弱性严重

　　首先，银行风险依旧是金融安全的重心。

　　·实际不良贷款或有增无减。据银监会公布，国有商业银行五级分类不良贷款率由2004年初的约20%降到2006年末的约9%。但是，有研究表明，若剔除财务重组和政策性剥离等因素，同期实际不良贷款余额与比率难以乐观。更为严重的是，不良贷款比率的降低主要通过“扩大分母”（即多贷款）所致，且多半为中长期贷款，这极大地增加了未来银行风险，一些风险（如千亿计的高校扩张贷款）正在显形化。

　　·操作风险突出。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业疏于内部治理，信用和市场风险不佳，操作风险则更为严重。近年来，国有银行大要案此起彼伏，上到总行行长下到电脑操作员，涉案金额动辄数百万乃至数亿，触目惊心，暴露出因金融违规、金融腐败、监管滞后而导致操作风险的防控存在严重缺陷。尽管进行了大张旗鼓的“股改”，但是熟悉内情的人士普遍认为，国内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没有实质改观。

　　·金融市场与社会风险不断向银行风险转化。新一轮股市与房地产泡沫正在生成，而银行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股市与房地产市场。研究显示，银行直接与间接进入房地产业的资金占银行新增资产约60%。由于银行系统仍以抵押为基础，在股市与房地产泡沫生成过程中，抵押估值过高，因此一旦股市与房地产泡沫破灭或持续遭遇重挫，银行不良贷款将迅速增加，极有可能形成与1990年代日本一样的银行危机。

　　此外，在体制转型与社会稳定的大背景下，银行和国企之间形成了一种扭曲的、非市场的信用关系，信贷资金财政化，银行在政治压力下大量发放“安定团结贷款”，成了改革成本的重要承担者。

　　·国内银行面临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昔日，危如累卵的国有银行尚未发生系统性危机的重要原因在于，迅速增长的居民存款使之有足够流动性。但“入世”过渡期结束后，外资银行正全面经营人民币业务，目标是境内的优质客户与高端业务，居民储蓄被其分流。国有银行不再拥有稀释不良资产的手段，未来陷入支付危机的几率将明显增加。

　　复合性金融风险持续积聚

　　首先，内外风险交织。一是“外在风险内部化”。随着中国金融不断扩大开放，外部金融风险通过多种渠道传导至国内，对中国脆弱的金融体系产生冲击。巨额国际游资为投机人民币升值，通过多种渠道入境，加剧股市与房地产市场泡沫，这不仅增加银行坏账与汇率等风险，而且直接威胁金融体系的稳定。

　　二是“内在风险外部化”。一些“走出去”的中资企业由于鞭长莫及与内控不力，原先潜伏的金融风险迅速暴露。2002年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违规被重罚，2005年中航油和中储棉投机巨亏，2006年“国储铜”投机巨亏等，中资国有企业不断违规经营，参与海外投机，极大地挫伤了中资企业在国际市场的金融信誉，对东道国以及国内金融市场产生冲击。

　　其次，新旧风险叠加。资本市场的发展可有效分散银行风险，但由于金融制度设计出现问题，使得资本市场的发展一开始就孕育着巨大风险，如今这些风险已相继暴露。很多优质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因参与期货市场投机又无法适度控制风险而陷于破产境地；私募基金如雨后春笋，但是治理问题严重，隐患多多；股票市场历经曲折后，出现持续“井喷”，掀起全民炒股疯狂，由此带来的金融泡沫风险正不断增加，而且约1亿股民中的“非理性”行为已成为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此外，非正规金融规模庞大成为金融安全的另类隐患。多年来，中小企业从正规金融渠道筹集发展资金十分困难，被迫寻求非正规金融渠道。研究显示，目前中国非正规金融的规模据估计已接近正规金融的1/3。

　　最后，债务风险凸显。2006年末，中国外债余额为3230亿美元（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对外负债），中央财政国债余额3.5万亿元。全国地方政府债务则是一本糊涂账，国内有专业机构估计在1万亿—3万亿元，国外有研究说在7万亿元（包括乡村一级超过1万亿元，县一级3万亿元，省市一级2万亿元）。按照世界银行2005年5月提供的研究数据，中国养老金缺口在9.15万亿元。因此，政府的直接债务约16万亿—22万亿元（不计背负注销银行巨额坏账的隐性债务），与20万亿元的GDP相比，则已超出60%的国际警戒线。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拉美与俄罗斯教训显示，巨额政府债务同样会引发金融危机。

　　金融“道德风险”突出

　　“道德风险”普遍存在金融领域各个层次。在微观层面，一些机构借“股改”之名，行增进管理层利益之实，改制直接成本过多集中于被裁减员工，有的甚至出现中外合谋，欺骗政府与百姓，获取不正当利益。在行业层面，金融决策屡屡出现照顾相关机构或利益集团的倾向，公正、合理与科学性令人怀疑。当中，最为突出的“道德风险”是政府在相关利益集团的强大游说下三番五次为金融机构坏账、国有机构投机巨亏买单。

　　最为严重的“道德风险”是一些政府部门对国家信用的滥用。银行坏账冲消、金融集团倒闭、证券公司破产、中央与地方政府债务、社会保障基金、股市泡沫消除等等最后都集中到国家头上。国有银行没有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信用，即储户对国有银行国家所有的信任。但是，国家信用是有限的。

　　东亚金融危机表明，韩国、马来西亚、印尼的国家银行当初同样有国家信用支持，可是当风暴袭来，国家信用于一夜之间消失。由于制度设计缺陷，政府大包统揽，无限“兜底”，这不仅造成严重的“道德风险”，而且还导致国家信用资源加速流失。长此以往，很难避免信任危机。

　　金融开放风险莫测

　　首先，开放“失序”产生的风险。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金融开放出现“失序”倾向：是“入世”承诺的，积极兑现；很多“入世”没有承诺的，也在“自主”开放，而且还是加速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总结诸多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指出，金融自由化必须遵循的“最优次序”是：宏观经济自由化→结构调整→贸易自由化与实体经济部门的调整→国内金融市场自由化→资本项目自由化。金融开放“失序”势必增加中国金融风险。世界大国在经济发展与崛起过程中都跌过跟头，很多还不止一次，唯独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没有，对此不能麻痹大意。

　　10年前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中国因为资本账户管制而侥幸躲过金融飓风的冲击，但我们的一些金融界高层与学者却深信是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卓越的宏观管理能力抵御了那场危机，并据此坚信，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实力更加强大，宏观管理能力更加卓越，由此可以抗击范围更大、强度更烈的金融冲击。这种思维显然是危险的。

　　其次，国际金融风险传递。一方面，随着国际金融秩序剧变，国际金融日趋动荡，美元等主要货币汇率、重要金融商品价格大幅震荡，金融风险骤升; 另一方面，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与深化，中国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渠道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切，经济的快速增长所蕴藏的巨大获利机会，使中国正在成为国际资本的“热土”。

　　自2002年以来，全球资本以各种名目（直接、间接或战略投资），以各种身份（房地产、股权、风险投资基金，甚至改头换面的对冲基金），通过各种渠道加速涌进中国。国际金融的日趋动荡，由此也威胁到中国汇率稳定、巨额外汇储备与美元资产价值，加速国际金融风险向中国金融市场传递。

　　风险传递在表象上集中体现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越来越趋于同步。芝加哥和伦敦期货市场的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使得中国商品期货尤其是上海金属期货在涨跌停板间来回震荡；A股市场也正越来越强地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波及。期货与股票市场的“蹦极”性波动，不利于中国金融市场机制完善，并对相关企业产生消极影响。

　　第三，流动性过剩带来系列综合症。

　　● 激起资产泡沫，加剧通货膨胀。在连续15年经常和资本项目出现双顺差，外汇储备持续激增的情形下，央行按照一如既往的管理方式收授外汇，由此大大增加基础货币投放，虽然采取发行票据回笼货币、增加存款准备金等策略，但收效不彰，国内流动性过剩愈益严重，激起金融资产泡沫，引发房地产热和股市狂潮。也是由于货币供应量不断增加，信用扩张过快，导致商品与服务价格上涨。

　　● 催生的“财富效应”综合症。国内金融市场流动性过剩，促使资产价格上涨，房价、股价、人民币史无前例地催化国民的财富幻觉，产生强烈的“造富运动”或“财富效应”。这会导致系列综合症: 颠覆国民的财富观，激化人们的投机心态，致富有捷径，投机胜勤劳；扭曲社会资源配置，使更多的资金、人力流入虚拟经济之中，实体经济越来越无法支撑；拉大贫富差距，造成更多、更复杂的社会问题。

　　● 增加金融监管难度。在资本跨境流动日益自由而人民币汇率缺乏足够弹性的前提下，央行货币政策势必越来越低效，而人民币汇率却不能由央行自行决定，央行正饱尝“带着枷锁跳舞”的滋味。不过，在金融市场机制发育不健全、监管体制不顺畅（如分业监管背离外资金融机构实际混业经营）的情形下，过分迷信有限的金融手段，过分自信自身的监管能力，也是监管机构陷入如今尴尬境地的重要原因。

　　风雨香港彩虹路

　　——专访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

　　□记者 袁瑛

　　1997年，亚洲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金融危机，从泰国一路蔓延到包括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在内的所有高速发展的东亚经济体。当年的香港在惊涛骇浪中幸免于难，一是靠多年健康治理下的经济基础，二是靠香港政府、特别是金融主管部门应对得力。

　　10年后的今天，尽管亚洲金融危机已成历史，但毋庸讳言，新的风险仍在酝酿。面对金融全球化和流动性泛滥的国际金融市场，以及人民币升值巨大压力，内地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其中最缺乏的就是如何加强金融业的有效监管，防范金融风险。

　　为此，《商务周刊》近日专访了香港特区政府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希望从这位那场金融风暴一线指挥员的口中，寻找到内地可以借鉴的经验和香港金融业未来发展的前景。

　　《商务周刊》：亚洲金融危机已过去10年，回顾那场危机中香港发生的“官鳄大战”，至今令人惊心动魄，最后的胜利属于胆略过人的香港政府。作为当年主阵三大将之一，您如何评价那一场决战？

　　任志刚：过去10年，经历了很多，当中最难忘的，我想一定是1997、1998年的金融风暴。当时不论是内围（乏善足陈的公司业绩、股票市场的交投量十分低、就业和贸易数字以及零售情况更趋恶化）或外围（日元对美元的兑换率跌穿145:1、道琼斯指数跌至8500点）的因素，都为炒家制造了机会。他们在1998年7月底已经开始进行有部署而且有操控成分的造市活动。他们的方法是在沽售港元时，同时透过各地的市场，24小时不停地操作和加压。他们沽售港元的速度和剧烈的程度是前所未见的。

　　当时港元的沽盘，以及恒指期货的未平仓合约数量均比平时大幅增加，但现货市场的成交量却跌了很多。换句话说，期货市场特别活跃，而现货市场的成交量却很弱。这种现象令到冲击时所需动用的资本少了很多。

　　除此之外，香港媒体方面所产生的压力也是空前未有的──香港和外国的报章不停地报道人民币会贬值及港元会脱钩的谣言；而在外地的金融机构亦在同一段期间发表了很多极看淡港元和香港的报告。当时内部有些专业估计，如果情况这样继续下去，港元的息口可能会长时间维持在二十厘至三十厘这个水平，恒指亦很可能在短期内会多跌2000点至3000点。

　　这个情况对楼市的影响更不可以估计，因为它会对按揭贷款的借款人造成影响，对银行体系构成很大的压力。再加上在8月底香港的经济数据呈现负增长，如果不做点功夫的话，这些内忧外患的因素很可能会令市民对本港金融体系失去信心。

　　所以从8月初开始，我们每日都审慎估计当日市场的情况，及为入市和之后所需的跟进工夫做好准备。我们更衡量到入市行动后可能面对的批评及反对声浪。最重要的是在法理上，特别是《基本法》以及外汇基金条例所赋予的权力，我们这样做是否构成问题，会否有限制。

　　接近8月第二个星期，当恒指跌破7000点时，炒家再向我们加强压力沽售港元。当时的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先生、现在的政务司长许仕仁先生（那时候是财经事务局局长）和我觉得没有其他的办法，所以在8月第三个星期末段时做出了入市的决定。入市后，金管局按照时任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荫权订定的界限，全权负责每一天的行动，而每日的行动情况也都要向财政司司长报告。

　　当时香港政府的入市干预行动确实惹来了不少争议。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香港多年来一直享有全球最自由市场之一的美誉。然而，自由市场不是一个可以任由炒家自由操控的市场。我们觉得一定要将市场纳入正轨，于是经大家同意之后就作出了干预行动。对于我们这些相信自由市场的人来说，这样做心里实在不好受。然而，我仍然相信当时的行动是正确而且成功的。首先，在金融风暴后，香港的物业和股票贬值了差不多六成，失业率亦上升，而且还持续了好一段时间，在港府入市后的短短半个月内，市场的操控活动消失，股市水平大幅回升，港元兑美元的大部分利率溢价亦已消失。而自1997年7月危机爆发以来，以美元计，在区内所有股票市场中，恒生指数的跌幅最小。香港的银行体系保持稳定，偿债能力未受影响。利率的确上升了，但升幅不及其它地方大。事实上，港元是亚洲区内唯一可以完全自由兑换而又没有大幅贬值的货币。

　　同时，特区政府亦将一个很大的危机化为一个重大的机会：将购入的股票创造了盈富基金，而盈富基金亦得到香港普罗大众的欢迎及接受。另外，为此而成立的投资公司，亦在短短的32个月内，完全按照市场的操作，将1998年8月动用的外汇基金全部回笼，而且还赚了钱。再者，香港亦从这场痛苦的经验中汲取教训，迅速推行适当的政策──金管局于1998年9月推出的7项技术性措施，巩固了本港的货币制度，使其更能抵御冲击，而且经过时间的证明，市场对香港货币制度的信心与日俱增。

　　我还记得，最初国际的反应并不友善，但其后当金融风暴席卷亚洲，甚至波及世界遥远角落，而香港相对来说仍可泰然自若，人们的观点才有所改变。2000年7月前美国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在他一篇演说中更为亚洲金融风暴“盖棺定论”，其中他总结说：“政府的安全网及干预措施不能完全被取代。最少就短期而言，私营部门若缺乏官方援助，其应付外来冲击的能力及范围始终有限。”这显示香港的做法是得到国际认同的。

　　《商务周刊》：尽管取得了最后胜利，但香港联系汇率还是遭到了不少人的批评，认为其中存在不少漏洞。事后，金管局如何改革和完善联汇制度？

　　任志刚：入市行动完成后，金管局接着于1998年９月５日公布了７项措施，以进一步巩固香港的货币发行局制度，以及减低投机者操控市场令银行同业市场和利率出现动荡的机会。其实，联系汇率制度自1983年10月实行以来，经历了多次考验，包括1987年股灾、1990年波斯湾战争、1991年国商集团倒闭、1992年欧洲汇率机制风暴、1994/1995年墨西哥货币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5年7月的人民币汇率改革。而期间，金管局在强化香港金融制度的运作方面，一直不敢松懈。我们自1987年起便推出了一连串的货币改革措施，目的是巩固货币发行局制度，确保利率调节机制能有效运作，以维持汇率稳定，当中包括：

　　金管局在每次推出联汇改良政策前，都会深思熟虑，目的是起到未雨绸缪的作用。而多年来所做的改良措施，不但增强了市场对汇率政策和达致汇率稳定机制的信心，还增加了对当局达致货币政策目标能力的信任程度，亦能够稳住市场预期。

　　事实上，自人民币于2005年7月推出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价一直升值，自去年开始，便一直冲破1美元兑8元人民币、1美元兑7.85元人民币、1美元兑7.8元人民币及1美元兑7.75元人民币的所谓“心理关口”，但对港元并无特别大的影响。这反映市场相信特区政府维持联系汇率制度的决心。但金管局会一如既往密切注视市场发展，并保持高度戒备，不断完善制度的运作。

　　《商务周刊》：金融业是香港“百业之首”，亚洲金融危机后内地的金融业也通过改革迅速发展。两地银行业的竞争和合作越来越紧密和直接，这对香港的银行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任志刚：香港银行业的环境虽然充满着挑战，但前景秀丽。香港整体经济增长强劲，银行体系稳健，加上资金充裕，国际经验丰富及背靠祖国，令本港的银行业充满机会，亦同时具有良好的竞争优势。

　　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中国在香港及内地存在两种不同的金融体系。这为两个金融体系间的合作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对香港来说，最重要是如何在促进内地金融发展及改革上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香港的银行业正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截至2006年12月底，零售银行香港业务的整体除税前经营溢利上升10.1%，净息差由2005年底的1.68%扩大至2007年3月底的1.80%。信贷质素方面，零售银行的特定分类贷款只占总贷款的1.11%，整体呆坏账准备金只占平均总资产0.01%，充分反映了本港银行业基调良好。

　　随着内地开放金融体系，中港金融活动日益融合，为香港银行业不断带来机会。从2004年开始，香港银行可以在港办理人民币业务，包括接受个人及指定商户的人民币存款、提供有限度的人民币汇款及兑换服务、向香港居民发行人民币扣账（借记卡）和信用卡，并从2006年3月起为香港居民开设人民币支票户口以支付于广东省进行的消费。今年1月，国务院更宣布进一步扩大香港的人民币业务，容许符合资格的内地金融机构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预料香港银行将可向客户提供债券买卖服务。

　　内地于去年11月公布《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开放内地银行业市场。根据该条例，在内地注册的外资银行可享有国民待遇，与内地银行在相同的竞争环境下经营银行业务。至本年3月底，已有4间香港注册的银行得到中国银监会批准，将现有的内地分行重组为内地注册的附属银行。

　　此外，《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自2004年推出以来，让更多香港银行能够以较优惠的条件进入内地市场。2006年底，8间银行已符合资格透过CEPA申请于内地开展业务，其中5间已合共开设8间内地分行。因应内地于去年底实施开放银行业的新管理条例，《安排》或会进一步调整，以改善香港银行在内地的竞争条件。

　　内地当局于去年开始允许内地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让内地个人及机构进行境外投资。至本年4月底，已有5间香港注册的银行获中国银监会批准经营这项业务。今年5月，中国银监会更将有关的境外投资产品范围扩大，允许内地银行在一定条件下代客投资于境外的股票类产品。目前，香港是唯一肯定能够符合有关条件的境外金融市场，本地银行正趁机推出相关的投资产品以扩展相关业务。

　　《商务周刊》：作为香港金管局的总裁，您如何看待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景？

　　任志刚：金融是香港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基本法》第109条亦有明确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供适当的经济和法律环境，以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如前所说，在“一国两制”的安排下，中国拥有内地和香港两个金融体系。两个金融体系之间存在的差别，为两地金融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基于这项有利条件，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重点，应该是进一步推进与内地的金融合作，加强香港和内地市场的联系，以达到扩大两地市场的整体规模，增加两地市场的深度、广度、流动性和价格发现机制的效率。

　　过去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偏重于为内地国际层面的资金融通活动提供服务，即为内地引入外资。以GDP计算，内地已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和第三大贸易体，也是持有最多外汇储备、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配合内地经济和金融方面的改变，香港需要与时并进，更多地满足内地这个庞大经济体的资金融通需要。

　　就此，香港的金融体系可以也应该扮演三个角色。第一个角色关乎内地与全球其他地区之间的资金融通；第二个角色是为内地本身的资金融通提供协助; 而第三个角色是以香港作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及增加人民币在国际上使用的试验场地。

　　去年，行政长官曾荫权先生召开了《“十一五”与香港发展》经济高峰会，并由下设的金融服务专题小组拟订行动纲领。金管局积极参与了有关讨论，提出了“一、三、五”金融发展蓝本，并成为了专题小组于2007年1月所发表报告的宏观建议。

　　其中的“一”，是在战略层面的“一个定位”，将香港发展为国家的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此举将可为中国提供高效率的资金融通平台，以支持其庞大的经济持续发展，以及避免因在不同时区进行国际金融活动而引起支付及结算风险。随着更多的金融活动、更多的市场参与者被吸引到香港市场，市场参与者更多元化的风险特质与偏好将有助于更有效地转移及管理风险。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也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国际金融活动标准及政策制订方面的影响力。

　　“三”是在制度层面建立“三互关系”，即在内地与香港的金融体系之间建立一个“互补、互助、互动”的关系。“互补”是指两个金融体系发挥各自专长，扬长避短; “互助”是指两个金融体系透过技术转移、信息交流、资格确认及标准协调，在金融监管、金融基建及风险管理等方面加强合作; “互动”是指两个金融体系通过互动合作，加强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活动、提高资金融通效率以及推动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

　　“五”是在实务层面界定“五个范围”，加强香港与内地金融体系之间的合作，利用香港拉动内地金融中心的发展，包括：香港金融机构“走进去”内地；内地投资者、集资者、金融中介机构和工具经香港“走出去”；香港金融工具“走进去”内地；加强香港金融体系处理以人民币为交易单位元的交易的能力；以及加强香港与内地金融基础设施的联系。

　　这个发展方向已经逐渐得到认同和落实。在2007年1月结束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总理温家宝先生表示“继续推进内地与香港、澳门金融合作，进一步发展内地与香港两个金融体系的互助、互补和互动关系，巩固并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作用”。据我了解，这是中央政府首次就内地与香港两个金融制度的关系做出明确的说明，亦可看出中央对香港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