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调怎样才能“左右”官方的行为选择

　　２００３年以来，已经有数十个地方的政府直接介入了类似的“公祭”活动。伏羲、女娲、尧、舜、禹等等，还有大批地方神、民族神、行业神都进入“政府公祭”的行列。伴随公祭热潮而来的是社会各方面质疑的声音，调查显示，接近六成（５９．６％）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不应该扮演公祭组织者的角色，加上２０．１％的“说不好”，真正赞成政府“应该出面组织公祭”的只占２０．２％。

　　不难看出民调结果与政府行为选择之间的“差距”——多数老百姓认为政府不该干的事情，实际上却正是近年来政府乐此不疲的选择，不仅非常沉迷，并不乏颇有以此为政绩的洋洋自得。

　　类似政府官员认识与民调显示的群众认识存在差别的例子还有很多：一些地方官员大谈社会治安满意度高达９５％以上，但舆论显示的却是老百姓普遍没有“安全感”；民调普遍认为当前的教育支出超出了民众的正常承受，但一些管理者却高谈“学费是民众可以承受的”……

　　学者韦伯断言，现代国家的强盛，必然是以大众民主为政治基础。延展开来，大众民主的盛行，必然以大众对于政治的参与得到满足为基础。在一个更加侧重倾听民意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民意通过媒体调查表现出来，是必然的现象。民调不单纯是一个“数字界限”，根据大量存在的“从众心理”，民调的结果常常会形成心理暗示，令更多的人吸纳了已经占到多数的意见。因此，对于近年越来越多的媒体民调，政府更没有理由无动于衷。

　　在这样的语境里，如何对待这些民调，是对现代政府非常重要的考验。是置之不理，一意孤行地“按自认为正确的思路继续”？认真倾听，及时对公众做出合理解释？还是有则改之，用行动回应民意？应该说，每一种选择都会派生一个不同的结果：或许扩大分歧，令政府公信力在“一意孤行”中受损；或许积极改进，最大限度地获得民意的支持，得到更大的权力合法性基础。

　　由于长期的权力惯性以及现代民主思维的缺乏，很多官员并没有认识到听取民调、回应民调的诸多价值，而是任由与官方共识常常相悖的民调，冲刷着政府的公信。就“政府公祭”这个问题而言，很多政府机构之所以能“逆民意潮流”而上，原因是多方面的：过大的财政权、随意的决策权、落后的行政观念等等。但结果却只有一个：老百姓不满意的事情政府可以毫无顾忌地继续干，只能令老百姓更不满意。

　　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权威的民调结果常常是政府决策的重要依照。但不得不说，就当前整体的环境而言，由于民间和官方通过两种不同的渠道获取信息，依据不同的规则做出研判，民调常常表现的是从反面“证明行为错误”的作用。

　　民调作为一种集体意识，要想成为影响政府行为选择的正面力量，需要多种渠道的力量汇集。除了政府部门的主动听取，通过专门的吸纳、汇总、研究机构做决策分析之外，还需要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些代议者的作用及时进入正常程序，通过质询、问责等让其落地。更重要的是，民众的声音如何在现代政府的行为中显示出力量，这是一个非常系统的推进政治改革的“大工程”。

　　“民主是个好东西”，当现代媒体给了老百姓充分、民主地说出自己观点的机会之后，要想让这样的声音成为“好东西”，还需要相关公权部门的正确应对，没有正确应对的“好东西”常常会成为“坏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愿意把“政府公祭被质疑”看成一块“试金石”，希望由政府部门对这样一个民调做出“回应”。要么告诉大家“组织公祭”究竟有多少超过“坏处”的“好处”，要么用“不再热衷”的表态告诉大家：我们很虚心，错了就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