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贿赂门":撕去德国历史上最大商业贿赂案遮羞布

    到过爱尔兰根（Erlangen）的人都对她印象深刻。这座德国南部的美丽小城，四处是金黄的落叶、翠绿的古藤和红艳的黄栌，郁郁葱葱的各种乔木和灌木将整个小城装点成一座花园。

　　自1949年西门子总部迁至爱尔兰根之后，这座宁静而悠闲的小城有了一个别名——“西门子城”。现在，这里到处是西门子的办公楼和实验室，西门子大楼是小镇的最高建筑物，西门子的员工和家属占了小城人口的一半，剩下一半人口来自爱尔兰根大学。

　　但是，数十年来引以为豪的工业巨擘今天让这世外桃源蒙羞——它处于公司历史上最风雨飘摇的时期，德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商业贿赂案，也正在这里被势不可挡的撕去遮羞布。

　　“丑闻多米诺”

　　可能谁也没有想到，越闹越大的西门子贿赂案会把这家欧洲最大的工程制造业巨头带入如此大的麻烦，其通信、能源、医疗等多个业务部门先后陷入丑闻，公司高层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

　　7月1日，西门子新任CEO彼得·罗旭德（Peter Loescher）正式走马上任，他的前任克劳斯·柯菲德（Klaus Kleinfeld）则于6月30日离职。之前在强大的压力下，柯菲德表示自己在9月份合同期满后将不再与西门子续约。他的前任、西门子监事会主席冯必乐（Heinrich von Pierer）也因不断升级的腐败丑闻于4月19日深夜宣布辞职。5月31日，2005年底离开西门子担任德国电信旗下T-Systems公司CEO的鲍利（Lothar Pauly）也宣布离职。离开西门子时他是西门子董事兼全球通信业务总裁，该部门是此次贿赂丑闻的重灾区。曾有境外媒体报道，鲍利涉嫌批准向中国一家移动运营商行贿。

　　事实上，对于西门子商业贿赂的调查，始自1990年代中期。就像涓涓溪水经过缓慢蓄势，终汇成滔天洪流一样，到去年底，多国同时展开的调查突然先后取得突破性进展。合力汇聚之下，几个月时间里，西门子贿赂案的规模、范围和涉案人级别不断刷新，最终形成令国际社会瞩目的反商业贿赂浪潮。

　　据外电报道，2004年，总人口不足三万的西欧小国列支敦士登检察机关开始调查两名前西门子员工和其他两个嫌疑人。该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瓦纳（Robert Wallner）指称他们涉嫌挪用公司资金、行贿和洗钱，并怀疑西门子公司的资金被其用于在亚洲、非洲和欧洲的贿赂活动。瓦纳检察官称，西门子曾以公司利益并未受到其前雇员的损害为由，要求暂停调查。但列支敦士登检方拒绝了这一要求，广泛讯问嫌疑人进行深入调查，同时查扣了西门子的相关银行结单。

　　2006年9月，意大利地方检察院开始对西门子展开调查，指称该公司涉嫌在1990年代为谋求意大利国有电信公司的订单，向意邮政部前高官实施巨额贿赂。随后，希腊、瑞士、奥地利和德国的检察机关也介入对西门子的联合调查。当年11月，德国《南德日报》指出，西门子部分高管自1990年代后期便开始编织网络用以贿赂外国政府官员。该报道称，西门子将行贿资金转入奥地利萨尔茨堡的一个账户，用来在他国比如尼日利亚行贿，其在瑞士和意大利可能还有类似账户。报道还称，西门子很可能用行贿手段获得了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一份价值2.5亿欧元的订单，另有500万欧元的贿赂款项被转往高盛公司，此外叙利亚政府官员也涉嫌收受西门子的贿赂。

　　之前，德国当局曾与意大利检方合作于2003年搜查过一次西门子办公室，但未获得相关证据。此后两方密切注意由一名西门子员工在奥地利英斯布鲁克市持有的一个银行账户，他们怀疑这个账户曾向尼日利亚前独裁者阿巴查（Sani Abacha）行贿。2006年，调查人员发现有西门子的代理人试图用此银行账户，向可疑接收者转出超过1000万欧元的款项。最初，这些钱被转入三家美国公司和维也纳一家名为Krhoma的贸易公司，从那里再被转往由西门子高级经理Reinhard Siekaczek控制的位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三家空壳公司。Siekaczek与瑞士卢加诺湖的一名托管人保持着密切联系，这名目前已与瑞士当局达成合作的托管人，当时负责建立和维护这整个金融网络。

　　以上发现最终使德意两国检方联手发动了去年11月15日对西门子的突袭。当天清晨，包括德国和奥地利警方、税务稽查员和检察官在内的270名调查人员突袭搜查了西门子在德国的近30间办公室及部分员工的居所，检获36000多份文件，并先后以涉嫌挪用和在他国行贿的罪名，拘捕了6名西门子员工。目前检方还在仔细研究这些文件，并讯问更多的人，以便确定西门子的商业腐败到底涉及到多高级别的管理层。此调查可能会长达数月甚至更长时间。

　　今年3月27日，西门子管理委员会成员费梅尔（Johannes Feldmayer）因涉嫌与一笔流向德国AUB工会官员盖思奇（Wilhelm Schelsky）的1475万欧元贿赂有关而被逮捕。此前盖思奇在2月份因涉嫌偷税而被捕。检方怀疑这笔钱通过盖思奇转给了AUB，用来抵消德国最有实力的行业工会IG Metall的影响力。费梅尔否认了该指控。

　　4月26日，西门子对外承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美国司法部正在对其展开正式调查，并表示它也正聘请专业调查公司和“透明国际”反腐败组织的专家，对以商务顾问协议的名义支付的可疑款项进行内部调查。西门子表示，已经在公司内部发现了数年间累计达4.2亿欧元的可疑款项。

　　随着调查的深入，来自越南、希腊和意大利的商业贿赂丑闻越来越多地被媒体曝光。调查进展似乎在验证污点证人的说法：西门子的行贿行为已经普遍化和高度组织化，而且西门子最高管理层还想尽办法试图规避各国检察机构的联合调查。

　　检方的“明星污点证人”，是一名去年11月被拘捕的西门子员工——迈克尔·卡兹肯鲁特（Michael Kutschenreuter）。他的证言像一颗“重磅炸弹”，为检方的调查打开了局面。

　　“明星污点证人”的惊世证词

　　以同意与检方合作为条件，卡兹肯鲁特与另外5名嫌疑人在去年圣诞节前被释放。正是他们与检方的合作，曝光了足以压垮西门子的贿赂内幕和生动情节，并直接导致迄今为止西门子被拘捕官员级别最高的甘斯文特（Thomas Ganswindt）的被捕。

　　甘斯文特一度被业界视为西门子下任CEO的候选人，在西门子工作了17年之后，他于去年9月离开，加盟卢森堡Elster集团出任总裁。离职前，他是西门子管理委员会成员之一。德国检方还表示，根据相关证言，去年4月离职的西门子前CFO 海因茨·乔尔兹姆·鲁伯格（Heinz-Joachim Neubürger）也是嫌疑人之一。

　　卡兹肯鲁特今年52岁，于1974年加入西门子，1970年代末期被派往阿尔及利亚，还被派往过伊拉克。驻外6年后，1984年他回到德国，在西门子通信的销售业务部任职，负责非洲和中东市场的订单，随后又曾先后在西门子能源和电信部门工作。卡兹肯鲁特被捕时已经被调任西门子房地产部门，他称自己之所以愿意与检方合作，是因为CEO柯菲德曾说过想让此事尽快水落石出，“我能助他一臂之力”。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根据卡兹肯鲁特的证言，2004年初的一天，时任西门子通信事业部固网业务部门财务长的卡兹肯鲁特接到了一个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电话，对方是一名沙特商人，事后知道此人名叫Abdul Wahab Al-Akeel。Al-Akeel对卡兹肯鲁特说他代表沙特Beit Al Etisallat公司，向西门子要求9.1亿美元的佣金，并威胁说，如果西门子不支付这笔钱，他就将把记载有西门子在沙特行贿以获取电信合同细节的文件呈送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Beit Al Etisallat公司是一家沙特咨询公司，曾经与西门子有商业合作伙伴关系，直到2000年西门子选择了另一家公司作为在沙特的合作伙伴。

　　卡兹肯鲁特说，他把此事报告了上司，包括柯菲德（时任西门子通信事业部高级行政主管）和时任CEO的冯必乐。

　　此后，他的一位同事于2004年初在伦敦与Al-Akeel进行了会面。这位同事随后带着详细记载有西门子从1990年代末到2000年初的行贿行为的文件返回慕尼黑，这些行贿据称被用于西门子赢得沙特电信公司的固网和无线通讯网络的设备供应订单。

　　卡兹肯鲁特称，他的同事说，Beit Al Etisallat公司可以接受千万美元级的“封口费”。在他的供词中，特意提到他在2004年4月26日将此事通过电子邮件报告了柯菲德、鲁伯格（时任西门子CFO）和甘斯文特（时任西门子网络通信事业部总裁）。

　　卡兹肯鲁特称，西门子的法律事务部在查阅了Al-Akeel提供的文件之后，建议与Beit Al Etisallat公司谈判。随后，他接到了时任CEO冯必乐的电话，询问他对此事的意见。他告诉冯必乐，大约需要5000万美元来息事宁人。

　　卡兹肯鲁特于2004年圣诞假期制定出详细的协议，这份支付额为5000万美元的协议还经过了一家沙特仲裁法庭的仲裁生效。他说自己于2005年1月把协议内容知会了西门子管理委员会，当时柯菲德正要接替冯必乐出任CEO。卡兹肯鲁特说，在西门子高管层的授权下，他于2005年1月与Beit Al Etisallat公司达成妥协，西门子支付给对方5000万美元，其中1700万美元用以支付西门子拖欠的佣金，剩下的则是“封口费”。

　　对于此案，西门子官方称，它支付给Beit Al Etisallat公司的款项是完全合法的。冯必乐在一份书面回应中称，这不是一起贿赂。他说Beit咨询公司的确向西门子索要过9.1亿美元的赔偿金，其中8.75亿美元用以补偿Beit因为西门子“随意中止”合同而产生的损失（至2024年），1900万美元是西门子拖欠的佣金，1400万美元则是名誉损失赔偿。冯必乐称，双方于2005年1月就此纠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家法院达成妥协，并明确了实际赔偿金额。

　　在一份E-Mail回应中，柯菲德的说法与冯必乐一致，“卡兹肯鲁特先生从未向我提到过任何协议中的任何‘封口费’，我也从不知晓什么与贿赂相关的文件，直到目前仍不知道”。

　　Al-Akeel和Beit公司均拒绝就此事发表言论，沙特电信也未予置评。

　　卡兹肯鲁特还告诉检方，1984年回到西门子总部后，他学习了一套在西门子商业贿赂行动中广泛使用的加密代码。他称这套代码源自一条英文词组“Make Profit”（赚钱），这条词组中的十个字母分别对应1-2-3-4-5-6-7-8-9-0这十个数字，比如一提及“此项目按APP文件处理”，则意味着贿赂的授权额度范围为合同金额的2.55%。

　　但西门子一位发言人称，对此套代码“闻所未闻”。

　　1990年代中期，卡兹肯鲁特在西门子从事能源项目的财务工作，他称在那段时间，自己目睹了西门子在俄罗斯和斯洛伐克的多起行贿。1999年，卡兹肯鲁特调入西门子信息技术事业部，他称自己得知在争夺一个电子护照扫描技术开发项目时，西门子曾向阿根廷政府官员行贿。但在西门子获得该项目之前，2001年底阿根廷国内政局动荡，西门子中止了该贿赂。西门子官方随后否认了其在俄罗斯、斯洛伐克和阿根廷有过贿赂行为。

　　卡兹肯鲁特还供称，在2001年出任固网通信事业部CFO之后，他本人也参与了多起贿赂。1999年之后，德国通过立法规定在海外向公务员行贿是非法行为，但他的很多同事仍然将行贿看作是“小瑕疵”。“因为这是为了公司利益。”他告诉检方。

　　秘密账户和空壳公司

　　卡兹肯鲁特2004年的圣诞节异常忙碌，他对检方回忆说，他不仅要“摆平”沙特方面的麻烦，还接到来自同事Siekaczek的电话，告诉他列支敦士登当局正在调查当地的某银行账户，他再次将此事汇报了高管层。

　　除了卡兹肯鲁特，另外两名西门子通信的高管Reinhard Siekaczek和Andreas Mattes也供认了类似的贿赂行为，并指称公司高管层对此知情。德国检方在提讯西门子前管理委员会成员甘斯文特时出示了这三份证言。

　　Siekaczek也在去年11月的行动中被检方拘捕。对他的逮捕证内容显示，检方怀疑从2002—2004年间，西门子在埃及、希腊、印度尼西亚、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越南从事过贿赂活动。这些贿赂的常用手法是经过三层以上的秘密账户和空壳公司，行贿资金被委托给“掮客”（bag men），再由他们把大量的现金交给本地的“贿赂者”（fixers），然后“贿赂者”们代表西门子全权负责实地贿赂工作。

　　对Siekaczek的逮捕证提及，2002年7月，在一个与沙特电信有关的项目中，Siekaczek代表西门子与奥地利Krhoma 公司签署了一份咨询合同，西门子向Krhoma支付了400万欧元，其中6万欧元是付给Krhoma的佣金，其余部分的资金则事先打入到一家由Siekaczek控制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

　　逮捕证还提到，2004年西门子转向第三方的一笔183万欧元的可疑转账，被指控与一个雅典奥运会的保安系统合同有关。德国《焦点》周刊报道说，西门子希腊分公司一名经理的银行账户上发现了4000万欧元可疑资金。希腊检察机关已介入该案，调查人员发现约1亿欧元途经迪拜，被转往了一个加勒比海国家，然后又转回某瑞士银行的一名西门子希腊公司高级官员的账户，用以获取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巨额合同。

　　卡兹肯鲁特也告诉检方，西门子希腊分公司首席执行官Michael Christoforakos曾经在2004年10月告诉他，西门子在雅典奥运会的一个基础设施项目中曾经行贿。卡兹肯鲁特称他事后把此次谈话的内容告知过其他高管，包括甘斯文特和鲁伯格。但西门子希腊公司发言人称，Christoforakos先生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任何与奥运会有关的所谓不当付款，Christoforakos已主动与希腊检方会面，希腊检方正在对奥运保安系统的合同进行初步调查。该发言人称，该项目中，西门子仅是一家分包商，“目前也没有证据显示其间有任何错误或不当行为”。

　　Siekaczek在西门子工作了40年后于2004年离开西门子。他在证言中说，1999年或2000年，他被指派设立用以行贿的小金库账户。其中，在奥地利萨尔茨堡的账户，每年有超过7500万欧元的贿赂资金流出。2001年，他的同事卡兹肯鲁特警告他把这个账户转移到别处，原因是因为发生在尼日利亚的一桩贿赂案，瑞士政府正在调查奥地利的这个账户。Siekaczek提供给检方一长串存在西门子贿赂活动的国家名单，包括埃及、喀麦隆和哈萨克斯坦。

　　卡兹肯鲁特和Siekaczek还在他们的证言中指控西门子现任CFO Joe Kaeser，在其任职无线通信事业部财务长时对于贿赂是知情的。据报道，Kaeser曾是柯菲德身边最受信任的人之一。卡兹肯鲁特还指证了两位前无线事业部高管，一位是现任西门子管理委员会成员Rudi Lamprecht，另一位是2005年离开西门子加盟德国电信管理委员会的鲍利（Lothar Pauly）。西门子回应说Kaeser和Lamprecht对任何被指贿赂均不知情，也未做任何不法之事。鲍利的律师表示，对其当事人不法行为的指控是不真实的。

　　另一位西门子高管Mattes先生2005年离开西门子，现在是美国惠普公司的一名高管。他告诉德国检方，一位西门子通信事业部的管理委员会成员2001年告诉他，贿赂是确保电信行业大订单不旁落的常用手段。

　　西门子否认了所有上述证人的证言。它在一份声明中称，并未发现管理委员会和监事会成员涉嫌不法行为，而它不可能密切关注其48万员工的每一个人。并表示它正积极配合当局的调查，所有的不法行为都仅仅是“变节经理人的个人行径”。

　　调查人员称，西门子公司的律师曾提出相关法律申述，试图阻止检方调查其在好几个国家的银行账户，意大利博尔扎诺的一位检察官Cuno Tarfuser在接受采访时称，他2004年和2005年间对于西门子奥地利账户的调查就被搁置了数月。

　　西门子方面则称绝对没有阻止检方调查与公司相关的账户，它“已经与当局合作了多年”。

　　如果卡兹肯鲁特和其他数人的证言被证实，西门子将面临禁止在其目前从事商业活动的约200个国家向公用事业项目投标的惩罚。德国慕尼黑检方称，调查人员正在验证卡兹肯鲁特等人证言的真实性。

　　四面楚歌

　　尽管西门子否认了以上指控，但目前来看，调查人员在其他国家取得的进展使西门子几乎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

　　今年3月，德国《明镜》周刊报道，一名越南政府官员涉嫌卷入西门子贿赂案。据报道，德国慕尼黑检察院怀疑，西门子在瑞士的分公司Intercom曾将数十万欧元资金转移到一名越南官员手中。慕尼黑检方的怀疑根据来自于毕博去年11月9日为西门子所做的审计报告，这份报告列出了以咨询合同形式发生的可疑的资金转移款项，其中2006年3月30日，约25万欧元被转入一名越南人Le Tan Cuong在新加坡的账户。

　　慕尼黑检方想弄清楚这名越南人是否是越南政府某部一名同名字的官员。2005年11月，西门子曾从越南邮政和电信集团（VNPT）获得了一个大订单：将越南农村和偏远地区的400个市镇和村庄用无线固定电话网连接起来。毕博的报告称，Le Tan Cuong似乎是该笔款项往来中的重要人物。

　　瑞士检察院于2006年10月13日检查了西门子与越南VNPT达成的另外两个分别价值4363万欧元和3300万欧元的项目，瑞士调查人员怀疑其中约300万美元的贿赂款项以咨询合同的名义被转移到列支敦士登LGT银行的一个账户中。

　　越南方面否认了其官员Le Tan Cuong与西门子贿赂案有任何关联，据称，Le Tan Cuong于2003年8月被任命为越南规划与投资部的首席行政督察，该部门的职能和使命都与招标审批无关，所以此官员不可能对招标结果有任何影响。

　　Le Tan Cuong生于1951年，曾于1984—1987年在民主德国学习，在成为越南规划与投资部的首席行政督察之前，他曾担任工业和加工出口区管理处主管，他还曾任职于投资评估和监督部门，分管农业和轻工业等领域，与重工业和电信项目不相关。越南一名官方人士还表示，Le Tan Cuong过去就曾遇到过同名的情形，一名因诈骗而被判处20年监禁的被告也叫这个名字。

　　同样在今年3月，前西门子公司经理维格纳（Horst Vigener）和前西门子能源发电部门CFO克雷（Andreas Kley）向德国达姆施塔特市法院承认，他们曾参与西门子在意大利金额约600万欧元的行贿活动。之前法兰克福检察机关已经发现，二人1999—2002年间曾参与西门子向意大利能源公司Enel的行贿，以获得一份燃气轮机合同。该商业贿赂的背景是西门子公司计划在意大利的大型发电设备市场有所斩获。为掩饰该笔交易，该案行贿款项通过列支敦士登和瑞士的网上银行账户转给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和阿布扎比，再到达摩纳哥和瑞士卢加诺的西门子经理账户，最后用以赢得Enel公司从1999年到2002年间高达4.5亿欧元的设备供应合同。西门子曾希望交纳罚款在庭外了结此案，但在现在的形势下已然不可能。检方正根据德国法律，准备对这两位前经理以违反信托责任罪（breach of trust）提起公诉。如果二人被定罪，法庭很可能裁定西门子将其在该项目上的收入（约3.38亿欧元）偿还给当地政府。

　　克雷向法庭承认，有一笔钱存放于西门子在瑞士的银行账户里专供此类支取，其所在的能源发电部门主管拥有的支付权限为50万德国马克（约25.6万欧元），支取更高的额度需要向上级请示。维格纳强调，这类操作在西门子是众人皆知的，在其他国家也很常见。他说：“获得一份合同殊非易事。”

　　这两名西门子前经理为自己辩称，该笔款项是受贿方向他们索要，而非他们主动行贿，并称他们并未违反当时德国关于禁止向外国行政官员行贿的法律，因为受贿的意大利Enel公司已经被私有化，是一家公开上市公司。但检察官认为，在他们行贿期间，Enel公司68%的股份属于意大利国有资产，因此其高管应属于德国法律所规定的禁止行贿对象——外国政界人士和公务员。双方在法庭上就“何为公共官员（public official）”争论不休。

　　2007年初，德国纽伦堡检方启动了一项针对西门子贿赂案的新调查，这一次受贿者竟是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据《金融时报》报道，该贿赂发生在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实施阶段，检方怀疑共计上百万欧元被非法支付给萨达姆政权，以交换在伊拉克的合同。一名纽伦堡检方发言人称，此次调查的重点是西门子医疗、发电及电力传输和分配三个部门。

　　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始于1995年，它允许伊拉克出售石油以换取食物和其他必需物品。该计划在2003年结束，被指其中充斥着腐败现象。在联合国2005年的一份报告中，涉嫌行贿萨达姆的名单中，包括有63家德国公司，不过到现在只发现在德国本土之外的子公司涉嫌卷入伊拉克腐败丑闻。西门子在其中涉嫌利用非法行贿约为160万美元。

　　此外，德国西部城市伍珀塔尔的检察官还在对5名前西门子经理进行着超过两年的调查，他们被指控为了赢得一个欧盟塞尔维亚发电厂的订单，曾经使用现金和豪华汽车行贿。检方发言人称，此案异常复杂，以至于无法预见何时能结案。

　　“每当西门子失去重要的订单时，我会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无力感。”10年前，冯必乐在爱尔兰根的办公室对来访者说，西门子必须每天平均获得数亿德国马克的订单，才能保证全员运营。当时，正值西门子涉嫌一起商业贿赂，它被指控通过一名中间人向新加坡能源部一名高级官员行贿。后来，这家跨国公司被判5年内禁止在该国进行公共项目投标。在谈到该案时，冯必乐发出了以上的感慨。

　　这家已经160年高龄的公司也许太想获得更多订单了。

　　一份审计报告揭开的冰山一角

　　□记者 冯禹丁

　　在西门子贿赂丑闻的风暴中，有一份报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06年11月9日，毕博会计师事务所（KMPG）为西门子做出了一份被媒体称为“爆炸性”的审计报告，为德国检方的调查提供了诸多线索。报告里列出的“可疑支付”（难以确认真正接收方和支付标的），使得调查者推断西门子在进行大规模的贿赂活动。

　　这份高度机密的报告首次披露，多年来西门子信息与移动通讯集团（Siemens ICM）很可能使用“可疑咨询合同”的方式行贿，这使得慕尼黑检方的调查范围进一步扩大。之前数月，检方的调查仅限于西门子前固定电话业务部门。

　　“可疑支付”的接收者

　　据海外媒体报道，毕博的报告中披露了遍布全球的20多家“可疑支付”的接收者，他们大都有着极其生僻的名字，比如Hassabu贸易运输公司和张康明（Zhang Kangming），他们一起接受了1亿欧元。一家位于塞浦路斯的空壳公司IBF商业服务公司，一共接受了2940万欧元。没人知道这些钱的用途。还有数百万欧元被转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印度尼西亚和苏丹这类显然不大会与德国检方合作的国家的账户。

　　报告称，约170万欧元于2005年10月27日至2006年2月24日间从西门子信息与移动通讯集团的账户转往西门子在瑞士的分支机构Intercom电信系统公司，瑞士首都伯尔尼和慕尼黑的调查人员怀疑，Intercom是西门子用来洗钱的机构。去年3月，瑞士检察院调查人员搜查了Intercom，两个月后该公司被悄悄解散。

　　毕博的报告中，有三名接收人的姓名引起了慕尼黑检方的特别注意，这三个人的名字在检方获得的西门子公司文件以及前西门子经理人的问讯笔录中都被提及。这三人分别是来自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Moheden Al Shatta，报告称此人接受了西门子不明用途的款项944万欧元，但在该时期Al Shatta实际已经逝世。另一人是瑞典裔香港人Max R.，他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一家公司的分支机构曾经从西门子获得474万欧元。几年前他曾帮助西门子、德国电信和一家中国银行在中国获得了一个移动通信项目。

　　还有一个人来自摩纳哥，他是毕博报告中接受单笔支付最大额的对象，西门子曾付给他一共14488749欧元。数年前，他还曾从西门子移动通信部门接受了金额高达7位数欧元的合同。在他的咨询公司网页中，称公司的业务范围是“电信、空中交通管制、轨道交通技术和发电厂等业务领域的销售合作伙伴”，与西门子的产品涵盖领域相对应。该人士断然否认他曾将西门子的资金用于贿赂，他称自己已经帮助西门子在市场开拓难度较大的多个国家工作了20年，上述1400万欧元是实实在在的“咨询合同偿付”。

　　传统的力量

　　就在西门子被笼罩于贿赂丑闻之时，另外几家德国汽车企业如宝马、戴姆勒-克莱斯勒、大众等公司也接二连三爆出商业腐败丑闻，还有多家大公司被指责有此类行为。为何一向严谨理性的德国人和德国企业会存在如此严重而普遍的商业腐败？

　　实际上如果追根溯源，西门子涉嫌商业贿赂已有经年。国际反腐败专业组织“透明国际”（TI）的新闻列表显示，据西班牙媒体报道，早在1996年7月，西班牙当局便开始调查前西班牙国民警卫队负责人Luis Rold· N的重大腐败案。据报道，Rold·N使用虚假身份隐藏他在瑞士的存款，他曾使用10多家公司的名义从瑞士转移资金至新加坡。其中两家是于1987—1988年间以法国人Jean Henry的名义在巴拿马设立，但经查证，并无Jean Henry此人，他的ID身份信息属于一名与此无关的女子。在瑞士法官Perraudin的允许下，调查人员检查了该案涉及的5个银行账户，结果发现Rold·N1992年1月至1993年11月间，用代号为701262LR的账户接受了2.84亿西班牙比塞塔（约合142万美元），用代号为700356NM的账户接受了4.46亿德国马克（约合2.3亿欧元）、4300万比塞塔（约合22万美元）以及价值5.32亿比塞塔（约合266万美元）的其他币种款项。据当地消息人士称，这些账务往来实际是西门子公司庞大洗钱活动的冰山一角。

　　“透明国际”的新闻列表还显示，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早在1996年，希腊司法部便要求该国最高法院检察官调查一份《雅典日报》对Intracom公司的指控，该报称，Intracom于1987—1990年间使用一个前东德银行账户向希腊国营电信公司OTE的官员行贿，以获取OTE的一份价值超过20.52亿美元的数字交换系统项目订单。希腊检方称，该项目由欧盟资助，并未进行国际招标而直接划给了OTE的主要供货商——西门子和Intracom公司。

　　德国分析人士认为，西门子自1989年实行大规模的公司重组，新建15个分部，它们都被赋予了相当的自治权，包括获准进行不受总部监督的财务转结，弱总部的职能仅体现在对一些重大事务负责。1992年冯必乐出任CEO之后，加强了绩效管理，勉励自己的员工制定更高的利润指标。而且西门子通信部门近年来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屡屡错失机遇，客观上有更多的争取订单的冲动。

　　而德国政府对于企业设立秘密账户一直疏于监管。1990年代早期，当其雇员因贿赂被拘捕时，西门子为其支付保释金和诉讼费。即使被定罪，获罪雇员一般也不必担心失去养老金。在OECD（国际经合组织）1997年发起《反商业贿赂公约》三年之后，在德国境外进行贿赂的行为仍不被视作犯罪，也就是说，西门子海外公司的经理如果有腐败行为，他们在德国不用为此受到任何惩罚。德国公司甚至被允许将其在海外的行贿支出以抵税开支核销。直到1999年，德国才出台法律规定，贿赂外国政界人士和公务员是违法行为。从2002年开始，德国才全面禁止向国有或私营企业行贿。

　　事实上，新法规的出台并没有使西门子的经理们撤销之前存在的秘密账户体系，为延续原有的运作方式，他们设计了更为复杂的网络规避监察。

　　“透明国际”高级顾问杰明·布鲁克斯（Jermyn Brooks）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认为，商业贿赂在德国发生有上述传统方面的原因，尽管德国从2001年开始就对相关法律做出部分修改，但实际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他说：“可以说那一代的经理们从思想上根本没有改变，他们继续以前的老做法。”

　　运气问题？

　　《商务周刊》走访了数位国内通信行业人士，在他们看来，这类案件在中国极其普遍，西门子贿赂丑闻更多的是运气问题。“哪一家不这么做？都一样，只是西门子倒霉而已。”一位在两家500强跨国公司和两家国内通信公司担任过大区销售经理的业内人士对《商务周刊》说。

　　据他介绍，国际通信设备商在中国投标做项目，首先要找中间人。这些中间人一般在政府关系方面广有人脉网络，实际是扮演“掮客”的角色。掮客会为一个项目在异地注册专门的空壳公司，开立银行账号。投标方与壳公司签订手续齐全的劳动服务合同，将贿赂资金以咨询费、安装费、服务费等各种名目打给掮客。掮客一般通过现金或物品贿赂、性贿赂、安排亲人出国和事后结算等方式向相关人员行贿。“现在最不流行的就是直截了当的现金或物品贿赂，比较流行的是事后结算，即等到受贿人离职甚至退休之后，再支付相关利益，或者安排他担任高薪顾问。”他介绍说，按照行规，大的项目都需要拿出2％—3％的金额行贿。

　　业内人士认为，这些贿赂大都“无从查起”。“首先是找不到人，这些网络是通过天南地北专门洗钱的人，所有操作在网上或者打个电话就完成；其次整个过程都正规、合法，发票齐备，连税都不会偷漏，即使找到这些公司又能怎样？法律讲究证据，服务费用本来就没法评估。”这位业内人士说，“唯一查出来的可能就是通过内部人做污点证人，这在中国太难了。”

　　有意思的是，这位人士认为此类行贿的大部分金额其实并没有到达受贿人手中，而是被中间的掮客和公司内部具体操作人员侵吞。

　　“国内有一个专门的掮客群体，他们贪婪无耻到吃肉不吐骨头的程度，跨国公司被他们忽悠是经常的事。”他说。

　　政府不应过分敬畏大企业

　　——访“透明国际”高级顾问杰明·布鲁克斯

　　□记者 刘婷 冯禹丁

　　“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简称TI），是一家总部位于柏林的国际反腐败组织，由前世界银行行长彼得·艾根（Peter Eigen）于1993年创立，在德国有37家成员机构，包括安联、博世、巴斯夫和SAP等。

　　西门子与“透明国际”素有渊源，2004年时，由于西门子不肯披露其在意大利的贿赂案详情，“透明国际”德国分部曾经暂停西门子的成员资格。后来由于西门子在列支敦士登当局介入调查时反应迟缓，“透明国际”总部向其发出取消其成员资格的警告信。新一轮贿赂案发后，目前西门子已经自动退出透明国际。

　　去年12月，西门子紧急召开高层会议，宣布了一系列旨在改变其公司文化的新措施。作为一种反腐姿态和决心的体现，西门子聘请“透明国际”创始人之一、国际刑警组织顾问迈克尔·赫尔施曼（Michael Hershman）前去做内部反腐败调查及培训。由于保密协定的原因，赫尔施曼先生无法接受采访。《商务周刊》近日专访了他的同事、透明国际高级顾问兼私营领域反腐败项目主任杰明·布鲁克斯（Jermyn Brooks）。

　　《商务周刊》：您听到西门子贿赂丑闻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杰明·布鲁克斯：从我本人来讲，相当震惊。因为西门子公司本身有着不错的声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西门子身上让人非常失望。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觉得西门子一直以来对员工在商业行为中采用合法、正确的做法的重要性方面强调得不够。我认为目前应做两件事情，首先要调查清楚有哪些地方做错了，行贿和受贿的金额有多少；第二点从长远看来，要确保西门子有一套更好的制度来防止将来再发生此类丑闻。

　　《商务周刊》：您为什么认为西门子对员工在采用合法、正确的做法方面的教育不够？

　　杰明·布鲁克斯：作为一家跨国公司，西门子在世界上19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分支机构，员工最多时达到40多万人。如此规模的一家公司，如果只有公司的高层了解应当采用合法的商业手段进行运作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正确的价值观，并将这种价值观灌输到每一名员工的观念中去，必须让员工了解相应的标准是什么。对于跨国公司来说，这不仅重要，而且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西门子显然在这方面做得远远不够。

　　《商务周刊》：对于西门子这样规模的跨国公司来说，通常他们是怎么做的？

　　杰明·布鲁克斯：我上面提到的其实是在一种非常理想的情况下，跨国公司要让每一名员工都了解合法的、道德的商业行为应当是怎样的。但我不得不遗憾的说，大部分的跨国公司在这方面做得都不好，他们在反商业贿赂方面所给予的重视不够。1997年，OECD（国际经合组织）国家间自愿签署了一项《反商业贿赂公约》，同意在成员国中，商业贿赂无论是发生在国内还是国外都算作犯罪，各国应据此对各国的法律做出相应修改。这些规定从2001年才开始在一部分国家实施，但很多OECD成员国实际上从2002年才开始执行此项公约。一些国家辩称由于这些规定非常新，他们还未来得及对自己本国的法律完全做出修改，但其实这是一种借口。在我们看来，这项公约的核心是要求所有的公司在运作管理上做出改变，实际上它们并没有在这方面取得有效的进展。

　　《商务周刊》：具体来说，这些公司应当如何在运作管理上做出改变呢？

　　杰明·布鲁克斯：“透明国际”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工具。比如反商业贿赂标准和基本原则，我们还为实施这些标准和规则出台了具体的指导。但是显然跨国公司们还是各行其是，正像我前面提到的，这对跨国公司来说的确是一个巨大的管理方面的挑战。一个公司一般说来要想改变他们运作的方式，会实施一个专门的“管理改进项目”，当涉及到公司在商业贿赂方面的问题时，其实也正需要这样一个在全公司范围内实施的项目。也就是说，在公司治理商业贿赂方面，应当由一个正式的、严肃的项目支撑，要制定合适的规则，培训相关的人员，让所有员工了解应当怎么做。此外，还应有一个监测机制，定期对这个项目实施的成果进行评估并汇报，这就像运行一个质量监控体系一样。西门子并非什么都没有做，但是我认为它们并没有实施过这样的项目。它也有一套反商业贿赂的制度体系，但很显然这套制度根本没有得到执行。

　　《商务周刊》：您认为到目前为止，西门子贿赂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杰明·布鲁克斯：首先，人们非常震惊在德国此类商业贿赂丑闻不是只有西门子一家，很多大公司都被指责有此类贿赂行为，比如宝马、大众、戴克，几乎所有的汽车制造大企业都卷入贿赂丑闻中。其次，我们希望企业们今后能对一些商业贿赂经常发生的重点地区更为重视。现在西门子的高层必须花大量的时间来对待这个问题，回答调查人员的问讯，参加法庭的传讯，这些传讯不仅有来自德国的，还包括美国等其他国家，而且支付给律师、会计师以及调查人员的费用也是相当一大笔开支。也就是说，西门子不但要付出成百上千万美元的代价，管理层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调查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它对西门子的声誉影响也是相当恶劣的。当调查结果公布后，也许有些国家或者国际组织会说我们不再想跟西门子做生意了，也许西门子在某些国家已经上了黑名单。西门子现在的许多高层也丢了饭碗。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希望从西门子这个案件上，德国公司、欧洲公司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公司要从中吸取教训，要明白真正好的商业行为应该是干净的、有道德的。

　　《商务周刊》：为什么德国会出现如此多的商业贿赂丑闻呢？这与德国的商业环境有关，还是跟德国公司的治理结构有关？

　　杰明·布鲁克斯：我想商业贿赂在德国发生还是有一部分传统方面的原因。在2001年以前，根据德国的法律，在德国境外进行贿赂的行为不被视作犯罪。尽管在欧洲很多国家的法律规定都是这样的，但是由于德国拥有众多的跨国公司，这就使得德国企业的经理们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 要想做生意，行贿是理所应当的，也是必须付出的成本。而且这种腐败的现象其实并不仅仅发生在德国的海外公司，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在德国国内商业贿赂实际上也大量存在。我认为一个原因是，商业在德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历来拥有非常强大的势力。在德国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政府过分敬畏大企业，而且司法部门尽量会尊重并考虑大公司的利益，避免让相关法规影响到这些企业。也就是说外部监管和相关法律并没有起到它们本应有的强有力的作用。

　　《商务周刊》：不仅是德国，中国同样面临商业贿赂的难题，或许更为严重。您对改变商业贿赂盛行的痼疾有什么好的建议？

　　杰明·布鲁克斯：我想，舆论的监督会起到某些作用，但最重要的还是领导阶层，包括企业和政府的领导阶层，他们应该更为公开、更加诚实的向外界承诺今后要遵守相关规定，不再进行商业贿赂。但是目前我们听到的大部分评论都在说商业贿赂和商业行为是相伴而生的，只要有商业行为，就不可避免的有商业腐败。这完全是一种借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如果你看看在打击商业腐败更为严厉的一些国家，只要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结果肯定会不一样。我想当西门子的案件最终水落石出的时候，人们会意识到，西门子为它的腐败行为无论是从人力、物力还是财力上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这种代价要远远超过当初贿赂时所获得的利益。

　　《商务周刊》：在您看来，商业腐败行为在全球范围频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杰明·布鲁克斯：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跨国公司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业务。这些国家法律规定不尽相同，商业环境也不一样，在跨国公司的经理们中有这样一种潜规则，即如果你到了一个腐败的国家，那么腐败行为就不可避免，因为竞争对手都是这么做的。据我所知，德国的大企业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走后门”的习惯。他们目光短浅，仅注重扩大当前的销售份额，远没有意识到这不但是对当地商业环境的一种破坏，从公司自身的长远利益，无论是声誉还是利润来说也都是一种损害。

　　《商务周刊》：刚才您提到了企业可以从西门子的案件中吸取教训，那么政府在这方面能做些什么呢？

　　杰明·布鲁克斯：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和企业应该做的事情大致相同。因为当一个腐败案件发生时，你会发现它们大都跟当地的政府部门相关联。一个企业要想开展业务，必须获得相关的土地、营业、环境等各种许可，所以政府部门就成了公司进行商业贿赂的重点目标。因此政府应该对这些颁发执照和相关许可证的机构制定更为严格的行为准则和规定，并且确保这些机构的领导人诚实、正直，确保办事人员对相关规定严格执行。像企业一样，政府也应有定期的检查机制和外部监督，来确保这些政策和制度得到真正完善的执行。

　　《商务周刊》: “透明国际”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杰明·布鲁克斯：我们定期发布关于反商业贿赂方面的消息。其次，我们在很多国家做调查，并帮助这些国家来处理这些问题。第三，我前面提到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规定、工具以及执行措施，来帮助各国政府打击商业腐败行为。我们的方式是通过促进商业环境的系统性改进，来减少商业腐败的发生，这意味着要努力去改变法律环境，改变政府和企业运作的方式，改变商业腐败的诱发因素，使得腐败成为一种不具吸引力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