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一体化上海理应担当“第一推动”

　　———长三角一体化，人们已期盼了长长的25年。它被一次次激活，又一次次陷入沉寂。———今春，习近平同志到上海工作，再次激活了人们对一体化的美好憧憬。浙江驻沪办的一位朋友告诉早报评论员：“上海开始变了”。

———上海在长三角的龙头地位或称经济中心的地位，由历史和现实、地理和区位共同构筑。不过，上海人尤须清醒的是，龙头不是老大，龙头地位不同于发挥龙头作用。———期许一体化之前景，不能否定一体化已经获取的宝贵成果。但以现状计，上海资本向南北出击势头较弱。上海不能充分利用城市圈外围的商务成本优势，来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相反，上海一方面节节防守，画地为牢，试图在市郊构筑抵挡“江浙制造”的冲击波，可结果却每每错失自身的发展良机。———服务长三角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只有率先创造条件，实现区域内的市场要素，以上海为中心的大吞大吐，服务需求才会产生，上海生产服务型第三产业才能借机勃兴，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功能定位再造才能落在其中，龙头、中心的称谓才当之无愧。———现阶段能做、该做，且都有自身需求的事，就是扩大市场开放。尤其是上海带头开放市场。以开放市场，推动区域内资本和各种市场要素加速流动互融，以互融培育更多的利益共同点，以到手的共同利益进一步加快互融的进程，如此循环，积小步为大步，几十年后，一体化方可水到渠成。

　　起起落落一体化

　　长三角一体化，作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愿景，自“长三角经济区”概念问世，“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挂牌算起，人们已期盼了长长的25年。其间，一体化在不同时段受不同诱因驱使，被一次次激活，又一次次陷入沉寂。

　　然而，媒体不甘沉寂。每当一体化之“火花”迸出，为一些偶然的行政动作所“擦亮”———譬如，2004年尝试区域内公交一卡通，2005年区域内产品质量检测互相认可，媒体往往会兴奋一阵子，但合作进程却没了下文。于是，每隔一段时间，媒体总得品尝一回“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尴尬。

　　“长三角经济区”胎死腹中，“长三角市长联席会议”嬗变为“市长们的俱乐部”，人们叹息，行政壁垒不破，一体化难有大作为。

　　一体化不果———只长出点野山果子，并不妨碍区域内江、浙、沪两省一市乃至16个“同域兄弟”（地级以上城市），以各自对一体化的理解，乃至对一体化概念的利用，循着各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攀行于同质化竞争的“崎岖山道”。

　　谁也不傻，各自为战与一体化发展，比较收益是不同的。可面对一体化之“清谈”，谁也耗不起。谁都明白，发展的代价敌不过各自的眼前利益。

　　受益于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受益于近代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积淀，受益于改革开放领风骚之先，一体化虽然不果，可长三角经济终究担当着引领国家现阶段经济发展发动机的重任。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盯”上长三角一体化，发改委牵头，多个部委着手编制《长江三角洲区域规划纲要》。今年5月，温总理也来了，亲自在上海主持“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温总理此举传递出两项重要信息：促进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数度难产的“纲要”务须尽快出炉。

　　作为阻碍一体化的最大客观因素，行政壁垒固然一时半会儿难以改善，可作为阻碍一体化的最大主观因素，“人”的观念转变能否率先突破？观念决定姿态，姿态决定行为取向。如是，当为一体化开辟一条先易后难的前进通道。

　　一体化再次起航

　　上海率先作出了姿态。习近平同志今春到上海工作，公开露面后的第二天回杭州交接工作并与浙江省委话别。习近平同志在告别讲话时，专门谈及一体化。习近平同志在主政浙江时，同样被一体化难以实质推进所困，深谙问题的核心症结所在。习近平同志以上海市委书记之身，在告别浙江时专门谈及一体化，既是其打开上海工作新局面的抓手之一，亦是上海向浙江传递携手发展的姿态。旋即，这个姿态被不断演绎和放大，注入新的内容，形成一系列连续的“上海信号”：

　　市九次党代会把一体化单列成章，习近平同志在党代会政治报告中强调，未来上海的发展，必须放在国家对长三角区域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来思考和谋划；

　　全国驻沪办座谈会，习近平同志亲自出席讲话，担当“上海首席友善大使”，在上海与兄弟省市之间注入充满善意的“和谐因子”；

　　到本周二，习近平同志再次亲历亲为，会见南京市党政代表团。这既是一次表达礼节和诚意的会见，同时也再次激活了人们对一体化的美好憧憬。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新世纪上海城市精神，上海人耳熟能详。市九次党代会上，“上海精神”悄悄“增容”，新增“开明睿智、大气谦和”。这是一次深思熟虑、更高层次的姿态表达———向长三角，也向全国所有的兄弟省（区、市）。对增容后的“上海精神”，上海人也许不一定在意，可“外面的世界”很在意。浙江驻沪办的一位朋友告诉早报评论员：“上海开始变了。”

　　转变观念重新审视上海龙头含义

　　天时、地利、人和，做大事三者缺一不可。一体化系江、浙、沪两省一市以及所辖16个“同域兄弟”共同的利益所倚。置于国家层面，又系国家利益所系。

　　促进一体化，务求“大合唱”。演好一体化这台“大戏”，没有配角和主角之分。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是主角———都得扮演好主角。

　　然而，上海的姿态以及由姿态决定的行为取向，注定须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

　　这不是因为上海习惯性地被冠以“大上海”之“大”，而是由近代以来，上海在长三角乃至全国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力，以及上海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历史方位和现实责任所共同构成。

　　上海在长三角的龙头地位或称经济中心的地位，由历史和现实、地理和区位共同构筑。不过，上海人尤须清醒的是，龙头不是老大，龙头地位不同于发挥龙头作用。同理，经济中心也不是单一的经济总量，而是对周边城市、区域城市群乃至纵横两个向度上更广更深的经济辐射能力。

　　上海人还须清晰认知，龙头和中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内涵和功能，对支撑和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承担不同的历史责任，发挥不同的带动和辐射功效。

　　把历史的脉管切开，逐一分析上海所承担的发展功能和责任担当，利于上海人清晰把脉推进一体化于今天的上海所面临的历史责任：

　　纵切面一，计划年代。这个阶段，“上海制造”以“新、全、多、美”为特征，在国内独一无二。那个年代，上海是国内品种最齐的装备制造基地，其轻工产品同样因价廉物美而誉满中华。小时候来沪上走亲戚，临回时，姨妈总让我娘带上大包的肥皂、白糖，甚至火柴等日常生活必需品。这些东西乡下也有，却要凭票供给，定量少得可怜。1982年我结婚时，从衣服到床上用品，特意赶到上海才采办齐全。那几十年，国人对上海充满羡慕、敬意和向往。上海之龙头、中心地位名归实至。纵切面二，改革开放前15年。基于一系列复杂原因，上海一度在首波开放大潮中踌躇不前，优势渐失，上海货不再吃香，错失改革开放带来的首轮发展良机。同一阶段，兄弟省市尤其是江浙两省，发展成就增强自信，经济实力改变地位。此阶段，虽没有人公开否认上海的龙头与中心地位，但对于上海人自己，更多表现为自我安慰。

　　纵切面三，小平南巡讲话到世纪末。上海急起直追，浦东开发开放为上海再次“雄起”带来题材。外资蜂拥而来，城市基础设施空前改善，令世人重新对上海刮目相看。

　　纵切面四，入世至今。经济全球化，新一波开放大潮率先亲吻上海，浦江两岸一年一个样。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上海集信息流、物流、人流、资本流于一体，其登陆点、桥头堡、集散地、汇聚场的功能得到空前展现和发挥，龙头价值再次得到空前演绎。然而时至今日，上海的中心地位尚未真正恢复，至少是尚待全面恢复。原因有三：一、过度考虑发展与结构调整的平衡，致使产业结构调整既慢于苏南也滞后于浙东南。二、北面，高新制造业苏南与之争雄，且梯度分布、块状结构、配套能力、成本控制皆优于上海；南面，以规模化、块状化、商务成本、产权清晰、创新自觉、政府职能转型先行一步等综合优势垫底的“浙江制造”，几乎取代了传统范畴内的“上海制造”。三、在上海内部，“先进制造业”集群打造需要时间，科教兴市“开花结果”有待时日。面对“产业空心化”趋势，后续产业又一时青黄不接，上海患上了阶段性“焦虑症”。这从上海的行为取向上可得到多种解读。

　　我们应该有更高层次的合作与竞争

　　让我们一起剖析长三角“夺海”故事。新世纪初，江苏新一轮发展以打造沿江经济带为抓手，浙江以建设杭州湾城市经济圈为题材，上海则集中人、财、物力大兴洋山港。洋山港从动议到开工历经反复曲折，个中三昧，江、浙、沪皆心知肚明。不可否认，长三角港口群建设与存量资源整合，是以国家战略的名义铺开的。当事情上升到政治高度，没有人会说不。可是，在整合的大旗下，各利益相关方各打自己的小九九。其决策之果敢，动作之快捷，“令当事者本身在事后总结时都觉得不可思议”。

　　于是：“上海以北”，兴建苏通大桥，长江江苏段两岸沿江高速公路，沿江港口扩容齐头并进；“上海以南”，杭州湾跨海大桥施工年终无休，宁波与舟山港口群合二为一。堪称点睛之笔的是，灵犀相通的江浙两地，拿乍浦做题材，在苏州与嘉兴之间画了一道影响深远的“线”———“苏-嘉-乍”高速。如此一来，以南通港为起点，以苏通大桥作节点，以苏-嘉-乍高速为连线，经杭州湾跨海大桥及“甬舟跨海陆路通道”，最终直达宁波舟山港群。这是一道与外高桥、大小洋山港群并无直接关联的、绕过上海的“U”字型海陆交通大通道。明年下半年大通道正式启动运营，长三角海陆交通同质竞争势必更趋白热化。姿态往往是合作的前提，包容心就是将心比心。倘若“同域兄弟”都能把目光放远，同样的投资代价，在上海的“洋山战略”和江浙的“跨省海陆大通道战略”之外，是否还有更为经济、更高战略层级的选择呢？以早报评论员对长三角区域交通格局的观察与比较，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当然，在未来的市场竞争格局中，多一条路也许是做活市场的一条捷径而未可知。

　　接轨是双向的

　　期许一体化之前景，不能否定一体化已经获取的宝贵成果。若以上海作为评价的坐标原点，这些成果主要集中于江浙与上海之间的市场开放，以及三地资本的互相投资。南向北，浙江资本进沪总额总量超过1500亿元———还只是不完全统计。

　　浙资入沪分为三类：一类是拾遗补缺做配套；一类是开办各类产品商品交易市场；再一类做得最为成功，打下上海餐饮业半壁江山。

　　南北夹击，江浙建筑业挟强大资本实力联手操盘上海建筑市场。

　　以现状计，上海资本向南北出击势头较弱。以至于上海不能充分利用城市圈外围的商务成本优势，来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相反，上海一方面节节防守，画地为牢，试图在市郊构筑抵挡“江浙制造”的冲击波，可结果却每每错失自身的发展良机。

　　在长三角市场层面自发的一体化融合进程中，“同域兄弟”都高举接轨上海的大旗。所谓接轨，对双方有利，对各方都有利。上海周边城市主动向上海示好，意图直接却十分正当：一是以上海为平台招商引资（主要是外资）；二是寻找产业配套项目；三是承接上海传统制造业的外移；四是吸纳人才；五是建立外销平台；六是直接将公司总部搬至上海，谋求更高起点的发展。

　　倘若上海能顺应经济大启大合、大融大汇、大进大出的时代大趋势，其自身产业结构调整，其中高端生产型第三产业发展，其总部经济发展，其巨量商务信息的采集、整合、加工、利用、出售，其经济类中介服务产业的快速发展，其自身急需人才的汇聚，都将不再成为棘手的问题。反观现状，上海的市场开放度不够，恰成为上海难以真正充当长三角龙头、中心的一大主要成因。

　　服务长三角上海做什么

　　新一届上海市委领导班子产生后，上海未来发展战略图谱日渐清晰。作为姿态表达，上海把“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置于前所未有的、谋划上海自身发展的战略高度。但上海人必须看到，同样的服务，在计划经济年代，别人谋求上海提供服务，首先是缘于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市场经济年代，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同样谋求服务，若不能通过上海得到，还可有多种选择，可从别的渠道谋取。

　　我们做个假设，假如上海的友好使者前往长三角某个城市推销上海的服务诚意，对方一定会热情款待，随即，对方也会问：很好，请老大哥提供一份所能提供的服务项目清单，到时我们一定“按单索骥”。上海的友好使者能拿得出这样一份目录清单么？

　　是啊，服务项目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服务因需求而产生，需求因交往而出现，交往的前提条件则是互相开放市场。先不说全国需要上海提供哪些服务，单从长三角计，只有率先创造条件，实现区域内的市场要素以上海为中心进行大吞大吐，服务需求才会产生，上海生产服务型第三产业才能借机勃兴，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功能定位再造才能落在其中，龙头、中心的称谓才当之无愧。

　　开放市场不计小得小失，观念转变是关键，姿态表达是信号。所以，在经济合作层面推进长三角一体化，上海近期所作的一系列姿态表达，早报评论员尤为看重“开明睿智、大气谦和”这八个字。

　　寻找一体化突破口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正成为区域内各城市落实各自“十一五”规划的主要抓手。说共识也好，局面也罢，总之势头可喜。

　　鉴于行政壁垒依旧，考虑到以往20多年一体化总是“光打雷不下雨”，学界呼吁组建“长三角行政特区”或在中央政府层级组建协调（托管）机构的动议再度响起。依早报评论员对中国行政区划刚性结构的认知，以及对这类变动高度政治敏感的感悟，在未来一二十年间，这种可能性是极低的。若有可能，25年前国务院成立的“上海经济区办公室”就不会不了了之。所以，以现状计，与其费神费力于一个阶段内根本做不到的事，不如沉下心来，专注于目前能做的事。现阶段能做、该做，且都有自身需求的事，就是扩大市场开放，尤其是上海带头开放市场。以开放市场，推动区域内资本和各种市场要素加速流动互融，以互融培育更多的利益共同点，以到手的共同利益进一步加快互融的进程，如此循环，积小步为大步，几十年后，一体化方可水到渠成。

　　立足于眼前，“同域兄弟”都盯着身处龙头、中心位置的上海，“老大哥”亦作出种种姿态，接下来最要紧的，是落实于行动。这样的行动将产生一体化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