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研发“黑箱”

　　有专家指出，技术控制尤其是核心技术的控制仍然是跨国公司制胜的秘密武器。跨国研发机构凭借其资金、设备、技术、人才和管理的优势，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和自主创新形成很大压力和挑战。

　　用意不在“研发”

　　如果有人说，一些在华的跨国研发中心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那种高新技术的科研机构。

人们肯定不会相信。

　　但如果走进这些跨国公司母国的研发中心，就会感受到明显的不同。

　　一位参观过博世德国研发中心，也参观过博世中国研发中心的人士这样感慨：“进去一看就知道，不仅是规模、设施的问题，而是它们根本没有打算在中国进行原始创新。”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其主要成果是别克内饰改进、推出鲲鹏等概念车以及包括君威在内的数款引进车型的改进。其未来的计划也仅是“尽快形成内饰、外饰设计能力，动力总成标定、底盘调整的核心能力”。

　　数据显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投资中，有52%是投入到应用研究方面，只有33%投入到开发活动中。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却是相反。

　　在很多外资研发中心里，研究和开发部门是相对独立的两个部门，职能和规模也相差很大。这一点在IT跨国研发机构中表现更为突出。

　　IBM中国研究中心，是IBM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的首家研究中心，但上千人的研发队伍，却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从事新技术的研究工作，绝大多数人从事的是本地化和项目开发。这一点可以从每年IBM的技术专利中看到，几乎90％以上的技术专利都是出自IBM在美国的研发中心，而中国的研发中心则连1%都不到。

　　松下研发中心人士也曾公开表示，基础性研究机构多设在日本本土。例如，松下研发公司承担的聋哑儿童学习系统已经有了成熟的日文版，在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中文化。

　　在西门子的研发体系中，设在美国普林斯顿的研发中心主要承担了基础性研究的工作，为西门子探索可能出现的新技术；在德国的5个研发中心，则是把这些技术变成现实，支持14个业务集团；而中国的研发中心则是基于市场需求的开发，验证这些技术成果的可行性，再反馈给其他的研发中心。

　　“跨国研发机构在中国所解决的往往就是产品中国化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王俊峰副所长对《环球财经》记者说。

　　中国软件企业对此有深刻的认识。用友软件总裁王文京(王文京新闻,王文京说吧)说，国外研发中心的研发重点基本上是本地化。他们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占领中国市场，更基础、更核心的很多技术实际上没有带来。

　　“事实上，跨国公司在华的研发活动具有非常明显的研究指向。”王俊峰认为，大多数跨国公司的研发投资都主要是用于进行技术的本地化研究，原创性开发和创新性研究的比较少。即使有一些高层次的研发，也主要是为其在华企业加强技术垄断优势，并借以谋取垄断利润服务。

　　“在华跨国研发机构，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是全方位收集情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滕飞博士向《环球财经》记者介绍说，这种现象在全球普遍存在，世界各国在美国设立的研发机构最多，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获得最新经济情报，跟踪和获取技术成果。

　　很多跨国研发机构都设有公关部，其背景都相当复杂，有些甚至挖来政府官员担任重要职务。“在华跨国研发机构一个很大的战略目标是影响政策。”王俊峰向《环球财经》记者解释说。

　　严防技术溢出

　　跨国公司纷纷在华设立研发中心，不少人曾乐观地认为这是从产品到技术的输入。然而，事实也许并非如此。

　　除了争夺市场以外，研发中心大举进入中国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控制。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是其技术垄断优势。从这一意义上说，外资企业不会主动外溢技术，培植自己的竞争者。相反，会牢牢地控制住研发活动。王俊峰认为，“市场换资本、换技术的策略事实上并没有起到相应作用。”

　　商务部调查显示，有46%的跨国公司倾向于建立独资的研发中心，其首要原因就在于技术控制。

　　“通过独资形式来投资，跨国公司可以自主管理，保护知识产权，根据市场情况及总公司战略决策来调整生产与研发方向。”王俊峰介绍说，即便是采取合资的形式，外方也注重控股权，或把中方的相关机构置于附属地位，封堵在华技术扩散渠道。

　　“很多大型跨国公司纷纷成立知识产权部，设立知识产权专员，对其在华知识产权活动进行科学化管理。”滕飞博士向《环球财经》记者介绍说。如摩托罗拉在北京成立了大中华知识产权部，IBM和西门子公司也相继成立了知识产权管理部。

　　滕飞向《环球财经》记者介绍说，跨国研发机构在华签署的技术合同大多以母公司的名义，在中国的研发成果也返回母公司，由母公司在境外申请专利，其技术转移主要在母、子公司和全球研发网络内部循环流动。最终的专利和技术成果体现在境外。一般在40个月后才会在中国申请专利，而此时，此项成果已经在境外产业化了，跟随技术而来的，是成熟的产品。

　　“中国是片肥沃的土壤，而在这片土壤上结出的果实却被跨国公司总部摘走了，中国的研发人员、科研院所都成了高级打工仔。”滕飞感叹说。

　　抑制本土创新能力

　　跨国研发中心的强势进入，也意味着中国企业将面临更为严峻的、短兵相接式的竞争态势。

　　目前中国技术发展对外依赖性很大，新的先进技术产品，尤其是其关键元器件，严重依赖于进口，处于不断模仿创新的状况，在全球产业链合作中处于低端地位。

　　同时，多数中国企业在与跨国公司合作过程中，没有通过引进、消化、创新把这些技术转化为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加深了中国相关产业各环节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

　　例如中国汽车合资已20年，几大国家重点企业依然没有生产出一辆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品牌的轿车，反而是近年兴起的体制外的民营企业艰难的自主开发生产。

　　“跨国公司往往将最新技术在内部循环，而把较陈旧的技术转让给合资公司或当地公司，有的合资公司将原有中方企业的研发机构合并或取消，削弱了中方的自主研发。”滕飞如是说。

　　由于中国企业在竞争中的劣势地位而导致的利润低下，又会影响其在研发领域的资金投入，特别是影响基础研究的投入，这又会进一步导致国内企业技术后劲的不足，从而在将来的研发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跨国研发机构还可能以其较强的竞争力，夺取中国公开招标的研究课题，许多中国公共财政投入产生的成果可能被跨国公司研发中心低成本利用，造成了技术的逆向扩散，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企业的技术依赖性。

　　人才“境内流失”

　　人才是创新之本，人才“境内流失”犹如釜底抽薪。

　　前些年，中国科技人才大量流出海外，一度引起各界高度重视。随着大量跨国在华研发机构的设立，人才表面上开始出现回流，但当前也出现人才在国内流向跨国研发机构的倾向。

　　用友软件总裁王文京说，国外厂商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是一把“双刃剑”，带来技术和新的研发，同时导致了研发人才流失。他建议，国家应该注意这些国外厂商同时带来的新一轮研发人才的竞争，加大对本土企业在研发投入上的扶持。

　　目前跨国研发中心奉行的战略是人才本地化，也就是说，支撑这些研发中心的主要力量是中国科技人才。除负责人和少量高级研究人员来自国外，绝大多数研发人员都在国内招聘，且以硕士、博士为主。

　　目前，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本土化的研发人员超过95%。杜邦高层告诉《环球财经》记者，杜邦中国所有的管理人员和研发人员全部是华人。

　　跨国研发机构提供了比国内机构优越得多的待遇、设备、工作条件和环境，吸引了大批国内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骨干。有关统计表明，国内人才“最优秀”中的40%、“优秀”中的45.7%都流向了三资企业。

　　中国众多的优质廉价的科技人才和良好的科研设施为跨国公司实现研发的当地化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以IT业为例，有数据表明，中国的IT产业从业人员的成本只有美国的1/9，印度IT人才的使用成本也是中国的2倍。

　　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高级IT人才即已成为重点争夺对象。资料显示，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涉及高科技专业的毕业生分别有82%和76%去了美国，这部分高端人才，即便是回流，也多数进入在华的跨国研发机构。

　　据知情人士介绍，德尔福（中国）科技研发中心需要大量汽车研发工程师，其中汽车标定工程师，目前国内仅清华大学有该专业。每年校园招聘季节，德尔福都会赶在第一时间北上“抢人”。

　　跨国研发机构还中国科研院所、企业挖掘人才，由于在中国特有的体制下，大部分研发机构是国有的，产权不明晰，产权保护意识不强，至使中国的研究积累、公共财政投入产生的成果，甚至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的保密技术也随着被挖走人员带给了跨国公司。从而形成了逆向技术扩散，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企业的技术依赖性，甚至对国家科技安全构成威胁。

　　“几年前，中国仅仅是世界的制造中心，跨国公司掌握的是中国人的手。而跨国研发中心大举进入，实际上是要掌握中国人的创造力。”有专家感叹说。

　　中国高校成了“帮办”

　　日前，通用汽车等四家全球500强公司，在同济大学设立PACE（先进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与工程教育推进伙伴计划）中心，向后者提供超过4.7亿美元的硬件设备和相关培训。

　　早在1994年通用汽车就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通用汽车－清华大学技术研究所”，1998年通用汽车又与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通用汽车－上海交大技术研究院”。

　　不仅是通用汽车积极与中国高校合作。IBM把中国的研究开发总机构命名为中国大学合作部。从1995年，IBM开始陆续与55个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宝洁公司与清华大学共同创建全球第19个大型科研中心。

　　大多数中国高校的研究经费不足，是进行技术研发面临的主要困难。高校纷纷与跨国公司进行项目合作，获得经费。其隐患也日益显现。

　　有研究表明，与跨国公司的技术合作可能在某些方面对中国高校产生不利影响，例如高校已有或通过合作研究产生的知识产权被跨国公司低价占有，研究人员从本地高校和研究机构向外资研发机构的流动等问题。

　　由于合作的经费主要来自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往往掌握主动权，研发出来的技术或者专利，最终都归外资研发机构及其母公司所有。

　　滕飞认为，高校和企业的技术合作必须坚持“在开放中自主”的原则，高校不能沦为跨国公司的附庸。

　　“近年来，中国高校逐步开始考虑自身利益的长远保证和知识产权的维护，开始有了一套比较规范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滕飞说，“特别是一些重点高校已经警觉起来，开始主动争知识产权了。”

　　《环球财经》在调研中发现，在合作研发过程中，很多高校明确要求与跨国公司共同享有知识产权。

　　目前，研发成果的产权的归属绝大部分也确实由合作双方共享产权，但往往会签署“未经对方允许，不得转让第三方”等附加条款。

　　“问题也就出现在这里。中国的研发主体是科研院所，而跨国公司是企业，企业可以直接把研发成果产业化，而中国高校只有通过技术转让才能获益，‘未经对方允许，不得转让第三方’这样貌似公平的条款下，中国高校是难以获得知识产权带来的持续收益的。”滕飞向《环球财经》记者揭破了其中的假象。

　　目前，几乎所有中国重点高校都设有外资参与的奖学金，其中很多受到外资企业左右，并影响到毕业生的分配。来自商务部网站的信息，在清华大学近100种奖学金中，外资公司出资的占了一半，且数额巨大；北京大学的每年400多万的奖学金中，外资占了300多万元。

　　部分跨国公司甚至已经开始深入到中国大学教材的制订上，比如微软亚洲研究院出资参与中国高校精品课程。

　　专家分析，这会不会潜移默化地侵犯中国的“教育主权”，改变教育方针？值得探讨。

　　利弊权衡

　　中国工程院倪光南院士在接受《环球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总体来说，权衡起来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增多并不是什么坏事。从环境影响等方面考量，“跨国公司在华建立研究机构总比大规模建加工厂好，高端环节过来总比低端过来强”。

　　倪光南院士举了几个例子，他认为影响比较好的除了SAP中国研究院外，还有INTEL中国研究机构在开源软件研究方面的努力；以及SUN中国研究院围绕JAVA做的工作，也是做开源软件研究的，这“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好处”。

　　事实上，部分大型跨国公司的在华研究机构有很多具有公益性的研究项目，比如对开源软件的支持。“全世界的大型跨国公司除了微软之外都在支持开源软件”，以抵制微软在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方面的垄断，而这种公益性很强的工作很多跨国公司的中国研究机构都在做。

　　因此，对于跨国公司在华研究机构的评价，要看其“工作是公益性多还是私利性多”，倪光南院士对《环球财经》记者分析。所谓“私利”，倪光南院士更多的是指其是否服务于跨国公司占领中国市场的目的。

　　即使对于微软在华的研发机构“微软亚洲研究院”，倪光南也没有完全排斥，“微软（亚洲研究院），一部分是搞本地化的，为其产品服务，增强其竞争力；而搞基础研究的，看不出有什么坏处。”

　　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就具体的研发机构定量地说才行。

　　“打着研发旗号搞别的东西的也有可能，需要我们的有关部门警惕”，倪光南院士对《环球财经》记者说，跨国公司在华研究机构的大规模增多“对中国有利有弊，如何趋利避害，主管部门需要清楚这个问题。”

　　但无论如何，跨国公司在华研究机构“肯定是对他们自己更有利，因此我们没必要去感谢他。”

　　SAP中国研究院院长芮祥麟博士在接受《环球财经》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跨国公司在华研究机构增多对中国的影响，“要看跨国公司在华的研发机构在整个研发流程中所占的角色，我们知道目前大多数的都只是将生产的部分搬到了中国，这样的情况是不好的。对于培养有创造力的人才是不利的”。

　　“但是总还是有很多像SAP这样的外资企业愿意将最核心的技术、最先进的研发理念和管理机制拿到中国来。”芮祥麟博士继续说，“这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应该有非常好的借鉴作用”。

　　补白：跨国研发机构蜂拥中国

　　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司司长奥滕日前在2007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高层论坛上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国和最具吸引力的研发投资地。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对全球跨国公司开展的调查显示，最吸引跨国公司设立研发中心的国家排名依次为：美国、英国、中国、法国、日本及印度。

　　博思艾伦的报告显示，2000年至2005年间，跨国公司在中国和印度的研发投资增长了17%，在日本的增幅为3.8%，在欧洲增幅为5.2%。未来3年内跨国公司设立的3/4以上研发中心将落户中国和印度。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设立独立的研发机构。此后，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逐年增多，2001年以后增加较快。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俊峰博士介绍，据不完全统计，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已经接近一千家。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资研发机构最多的国家之一。不但数量快速增加，现有研发中心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在全球研发体系中的战略地位也明显上升。出于节约研发经费、利用中国人才资源的考虑，将研发基地投向中国，己成为跨国公司必然选择。

　　研发中心的迁移热潮的背后是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重新认识和定位，随着中国的战略地位的提升，这些跨国公司开始急切地在中国建立起从研发、制造到销售的一条完整的价值链，从而建立起更具有优势的竞争地位。

　　跨国研发机构对华转移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计算机、通讯、电子、化工、汽车、生物和新材料等行业上。这些行业的产品在国外发达市场上的饱和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在石油、建材等传统产业和技术密集程度并不高的一般产业，跨国公司也在建立技术研发机构。

　　从区域看，北京的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多以IT业为主，其中尤以美国公司居多。化工、汽车、医药行业是上海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主力，比重超过50%，其中欧洲公司占50%。广州、深圳则以通信领域为主。

　　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大多采取独资形式，少数与中国大学或科研机构联合建立研发机构。

　　专家认为，跨国研发机构对华转移目的是适应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将在华研发视为全球研发网络的节点，充分利用全球研发资源，实现研发的全球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