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研究院沈丹阳：引进外资进入平稳增长期

　　专访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沈丹阳

　　我国引进外资进入平稳增长期

　　引资增幅明显下降但结构有望优化　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将趋于优化合理

　　熊园　王瑞

　　目前，我国利用外资已经结束了快速增长的阶段，进入了平稳、低速增长期。

去年，我国实际吸收外资大体保持上年的规模，今年１－４月，我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下降２．３％；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虽略有增长（１０％左右），但比起前几年的高速增长，增幅明显趋于下降。该如何看待我国吸引外资的这一发展趋势？为此，本报专访了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沈丹阳。

　　周边国家形成引资竞争

　　问：我国吸引外资增幅为什么会呈现下降趋势？

　　沈丹阳：从国际上来看，目前，我国吸收外商投资中，来自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投资增长起伏不定。从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可以看到，２００５年以来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有明显下降的趋势２００５年美国对华实际投资下降２２％，２００６年１—９月下降１４％，而跨国公司资本大量回流美国，这种趋势有可能继续，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仍将受到影响。同时，新兴发展中国家对外资吸引力大幅增强，特别是印度将有大幅提升。周边国家的崛起对中国吸引外资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

　　从国内看，现在虽普遍认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幅度会放缓，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会掉头向下，整体增长趋势不会变，投资环境总体上是有利的，只是仍存在着明显的吸引外资制约因素：首先是成本优势的减弱。其次，国家陆续出台了一些规范外资利用的政策，对今年外商投资房地产和外资并购都将产生直接影响。另外，国内两税合一政策的逐步实施，让一些原本有投资计划的境外企业转而采取观望态度。当然，跨国公司在实现一体化扩张的过程中，最关心的因素是基础设施、工业化程度和市场容量等，而不是优惠政策，所以调整税收优惠政策不至于会吓跑外资，不过小资本对优惠政策的调整比较敏感。

　　另外，在世界范围内，一些对国际资本流动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一是国际资本对政府信用、产权关系、法律执行、技术标准、人文环境的选择性明显加强，二是产权投资、控股要求、独资形式日显重要，三是单纯依靠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四是人力资本可能成为区别各个国家吸引力的重要因素。

　　增幅下降并非坏事

　　问：您觉得这种趋势对中国的经济有什么影响呢？

　　沈丹阳：结合上述因素和２００６年合同外资增长情况，可以初步判断，今年来华外资总量仍将处于高位，非金融类外商直接投资增长难以止跌回升，只能争取基本稳定，不再下滑。今年来华外资仅能大体保持上年的规模或略有增长，但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将趋于优化、合理，利用外资水平将进一步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东中西部地区引资差距将有所缩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在总额上有所增长，如能采取更加有效的引导政策，进一步实施“外商西进”工程，东中西部利用外资的总体格局尚不会有根本变化，但差距将会有所缩小。

　　其次，服务业引资增长强劲。随着ＷＴＯ后过渡期的结束，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将会进一步扩大，服务业领域外商投资将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房地产业的发展则会受到抑制。制造业合同和实际引资都将呈负增长趋势。广义农业领域实际利用外资有可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另外，外资来源地预计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亚洲地区仍是最主要的来源地。但随着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欧盟、美国对华投资比重将会有所上升。根据中国美国商会对美国在华企业的一项调查，９０％以上的美国企业对今后５年在华业务持乐观态度。

　　随着国家关于外资并购的法规逐渐完善，外资对我国未来长期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增强。一些重要产业中的骨干企业的投资价值充分显现，并购投资方式将继续增加。

　　所以，总的来说，境外投资的下降并非坏事。

　　统筹考虑优化政策环境

　　问：您认为我国应从哪些方面进一步优化外资的结构？

　　沈丹阳：我们必须看到，外资与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较高的正相关关系。虽然实际利用外资增长趋缓客观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内投资增长过快所带来的压力，但是，由于外资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份额较大，如果这种下降趋势长期化势必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

　　面对新情况，我们需要统筹考虑各方面的政策，探索有益增长、能带动社会进步的引进外资政策，实现更高的外资效益。

　　我国急需建立重点地区的投资促进机制来平衡东、中、西部经济的发展，受商务部委托，目前商务部研究院正在牵头制定《中部六省外商投资促进战略规划》。有效地利用外资实现自主的技术进步也十分重要，我们可以结合内资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或潜力，对外商投资的技术水平进行评估，有选择地引进项目或制定外资优惠政策，引导、鼓励、刺激外商投资企业发挥其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应建立新的外资指标体系导向，充分体现发展的核心：效益观。另外，如何把握投资自由化的进程，投资自由化如何与国家发展政策和管理经济的自主性相结合，也需要反复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