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反潮流的农民

　　他把土地视作有生命的“友人”，他拒绝使用农药，从来不施化肥。他每天检查土壤，经常闭上眼睛，听虫子唱歌，以此判断土地是否健康。甚至，他还给土地放假。他努力让饱受各种化学农药摧残的土地恢复生机，在他自己不大的田地上，他正试图修复自然——

　　假如安金磊能做到的话，他要让整个世界的农田都变得生机盎然，就像数千年前人类最初开始在这片大地上刀耕火种一样。

扔掉该死的化肥，因为它们的毒素能够加速土壤板结；别再拔光可爱的小草，因为它们可以调节庄稼周围的小气候；也不要再捕杀昆虫，因为它们会增强土壤活力。

　　甚至，他还会给土地放假。每年至少3个月的休耕期，放任野草疯长、小虫繁衍、鸟类栖息，这是为了涵养地力。

　　安金磊轻声笑了，头压得很低。这个30岁出头的农民，知道自己的愿望不切实际，尤其在农业现代化的浪潮中。但至少作为先行者，他已经在自己的40亩田地里，创造出一个“世外桃源”来。

　　上周末的清晨，他一早来到田间。位于河北枣强县马屯镇的这块农田，放眼望去一片绿色。其间夹杂的白色小穗，是芝麻在开花。不时掠过的燕子，发出“啾啾”的鸣叫。

　　和大多数农民不同，小安首先做的并不是检查庄稼，而是检测土壤。他捧起一扌不土，放在手中揉搓。如果土壤不是像细沙一样迅速流逝，而是有大量整块的颗粒，则说明土质肥沃。

　　除此之外，他还要闭上眼睛，倾听虫子唱歌。这是为了判断土层间的生物是否丰富活跃。特别是虫剌蛄这种昆虫，能够帮助间苗，从而提高出苗率。

　　虽然看上去，他悉心呵护的这块土地没什么特别之处。甚至，与周围成片成片的棉花地相比，他地里高高低低混种着的芝麻、辣椒和绿豆等农作物，显得有些寒酸。毕竟，比起经济效益较高的棉花，这些都是费时费力的“赔钱货”。

　　但安金磊不在乎这些。他慢条斯理地解释，这种高矮搭配的种植方式，更利于土壤修复。如果不是黑布鞋上沾满着泥土，这个戴眼镜、穿衬衣的年轻人，讲起道理来更像个斯文的读书人。

　　“我们对土地，不能总是索取。”他常用这句话奉劝他人。“养地”、“恢复”等词常常出现在这个农民的谈话中。而“高产”和“丰收”，这样的词则让他有些警惕。“土地就像朋友，不能因为自己的私利，让朋友一味奉献。”

　　10多年前，安金磊在国营农场工作时，就把脚下的这片黄土当做“朋友”。当时，他第一次打开除草剂，就被那股刺鼻的味道呛住。“人都这么难受，土地能受得了吗？”

　　说这话时，附近的田地里，几乎每位耕作者都在喷药。原本充满清新草香的空气，一时间飘荡着难闻的药味。“就是这个味儿。”安金磊下意识地皱了皱眉。

　　他毫不掩饰对诸多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的厌恶：化肥、农药、地膜、大棚等等。早在农场时，安金磊就偷偷地给管辖的瓜地使用鸡粪等绿色肥料。结果出乎意料地好，不仅没有出现一颗病株，而且产出的西瓜因为监测到抗癌元素，被授予“抗癌西瓜”的称号。

　　这个商人的后代，不知不觉爱上了务农。那片每天面对的黄土，成为他思考最多的对象：“土地，难道只供人类掠夺财富吗？它不应该和人类平等、是大自然这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吗？”

　　为了进一步印证自己的观点，7年前，他索性扔掉铁饭碗，当起了农民。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个“傻蛋”竟然出资一万元，承包了村头的一块薄田。据说，在竞标承包款时，一亩地，有人出十几元钱，有人出几元钱，只有“傻蛋”开口叫出50元钱。

　　坐在自家小院里，谈起人生的那次转变，安金磊显得异常平静。他闭口不谈遭遇的阻力和不解，而是摩挲着掌心的老茧：“我本来就是要做试验，要那么好的地干嘛？”

　　依照自然农法，实行精耕细作，使贫瘠的土地重新肥沃起来，这是安金磊试验的目标之一。因此，当同村人驾驶拖拉机施肥时，他拉着板车去收集臭气熏天的羊粪；当邻居开着中耕机松土时，他扛起锄头、牵头骡子去耙地；当他人洒下除草剂时，他只拔10多厘米高的野草。

　　如今，虽然亩产量依然少于其他农田，但这块贫瘠的土地正在恢复生机。脚踩上去能感觉到弹性，蚯蚓、蝈蝈也回来了，还生出了各种各样的小草。

　　看似与众不同的劳作方式，背后有一套“安氏”心得支撑。在这个另类农民眼中，整齐划一的农田，实际上是个共生系统：除了土壤和农作物，还包括杂草、昆虫以及肉眼无法分辨的微生物；它们彼此之间既依存又制约，越多样化就越稳定。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位农民用儒家这句经典论断，来概括自己的土地观。

　　因此，旁人眼中的病虫害，反倒成了安家的宝贝。去年开始，他和妻子腾出4亩地种谷子，专门喂养麻雀。每到收获季节，便有上千只麻雀从四面八方赶来。这个壮观的场景，被安金磊比作“全县的麻雀来开会”。

　　不过，他深深为此感到不安：“它们是被逼的，才来我家开会。”他解释说，一方面由于农作物种植单一，谷物等粮食作物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广泛播撒的农药，使得鸟类酷爱的食物草种也越来越少。

　　在安金磊看来，这只不过是土地危机的冰山一角。“产业化大潮之下，土地已经成了农产品生产链条上一个似乎无需用心保养，可以随意榨取的环节！”在一篇文章中，他忧心忡忡地写道。

　　面对这场波涛汹涌的浪潮，安金磊的试验田就像朵孤独的水花，连一圈涟漪都形成不了。7年来，同村的50多户村民，没有一家发生改变。

　　“谁都知道化肥对土地不好。虫越打越多，越多越打。”同村的侯大娘说。她回忆上世纪70年代的棉花田，满眼的“红大姐”（七星瓢虫），而眼下流行的不少害虫则“听都没听说过”。

　　“可没办法？农民生病、孩子上学，不都要钱？”她一边为棉花整枝一边抱怨说，“小磊的办法是好，但是费力气，而且产量低。”

　　似乎早已料到会有这样的说法，安金磊低声回应：“产量、产量，他们总是要对土地进行掠夺。”多年的冷落和白眼，已经让他放弃了说教，“做好我们自己就行了”。他地里的农作物，大多卖给认可有机食品的熟人。为此，一家三口一年能有约4万元收入。

　　一旁的妻子小声嘀咕：“我们被看作另类……”却立刻被打断：“我们并不是另类。千百年来，我国的传统农业不就是如此吗？只不过，现在变了。”

　　除了化学农药，这个“不走寻常路”的农民，甚至也不喜欢市场化、全球化和工业化这样的概念。家里没有冰箱等现代化电器，一台青岛牌电视机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提到镇上满大街跑的摩托车，他的第一反应是污染环境、制造噪音。而对于银行的存款，他也很少在意，因为“钱在大自然里完全用不上”。

　　由土地衍生出来的哲学，已经渗透到安金磊人生的方方面面。

　　“种下一粒种子，就能收获一个秋天。”他用这个比喻说明土地的无私无悔，从而推及为人处世，“当你落魄失意的时候，当你欲望膨胀的时候，只有融入这片大地，才能够让你归于平静。”

　　或许因此，这个“唐吉诃德”式的农民，从未放弃最初的梦想。直到几年前，他才从科学杂志上得知，自己辛辛苦苦数年进行的试验，原来叫做“有机农业”。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当人们对现代农业进行反思，有机农业逐渐为欧美的发达农业国家所接受。有数据显示，目前有机农业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

　　但是当安金磊找到专家进行咨询时，却被泼了一盆冷水：“事情虽然好，但不是个人能做得到的。”

　　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听从专家的建议，去寻找项目投资或者政府支持。这个毫无野心的“怪人”，始终坚持“从我做起”。“指望别人觉悟突然变高，是很难的。”从地里归来，他仰望着满天繁星，听着古筝曲《高山流水》，一时诗兴大发：“不守自心不排外，心静皆由静中来。不解试看晓时月，梦里田园依旧在。”

　　多年看似孤独的岁月，在他眼中却是充满乐趣的农耕生活：“种地出汗，是在享受日光浴；田间的一切都是朋友，你看这片叶子，舒展着，顺风摇摆，说明它现在很开心……”

　　因此，在这个农民的词典里，“做农”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你是画家，可以边种地边画，你是记者，可以种完地写稿，你是歌手，也可以边种地边唱。”他遐想着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多么惬意，多么自在，多么舒服！”

　　为了让儿子保持“农民”本色，安金磊甚至打算将他送往遥远的四川，去上一所私人中学。那里每个学生都将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菜园，可以学习如何种地。

　　而此刻，在自家这块“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田园里，他正在享受“做农”生活。从清早出门下地开始，他已经劳作了5个多小时了。烈日当头，一旁的参观者早已晒得头晕眼花。安金磊却驱赶着骡子，哼着小曲儿，不知疲倦地从东走到西。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那位参观者忍不住问。

　　“很多。”他汗流浃背却面带微笑，“你只是站着，没有劳作，无法体味其中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