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的再次飙升让调控政策陷入尴尬境地,最近有关部门再次发出一系列信号,比如强调扩大土地供应,确保各地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及国土资源部斥责地方政府违法违规用地等等,希望这是对房地产病因了解之后的有的放矢之举。
政府下调房价有两个方法,增加供给或是抑制需求,由于增加供给不仅需要增加土地供给,尤其是经济适用房与廉租房,可能打乱政府的供地步骤,影响地租收益,并且政府还需要扩大公共交通等配套措施,所以,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抑制需求,类似于增加税收、抑制二手房交易,常能收到一呼百应的效果。抑制的效果究竟如何无需多说,今年的房价普涨说明了一切。限制的最大坏处逐渐显形,中国房地产市场逐渐被大型企业独占,房地产降价更难了。
由于房价政治性太强,以至于我们对房地产领域的双轨制熟视无睹,忘记经济规律如同魔咒,必定会让一个远离正常状态的伪市场现出原形。有人愤怒抨击房地产市场弥漫的双轨制文化得到无数人的支持。上世纪80年代的双轨制造成大面积的寻租,造成官员的“批文经济”泛滥,商人的利益得失均在官员笔尖。解决彩电倒卖、批文倒卖的根本方法是让双轨制消失,难道房地产市场有什么不同吗?
我们很多时候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将房地产领域当成一个特殊的领域,强调该行业的特殊性,赋予行政插足市场的特权,固化利益同盟。当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官员,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解不同,对于兰州市政府某些官员而言,牛肉面就必须限价,如果他们能够对全国经济发言,他们很有可能把与牛肉面有关的油盐酱醋、牛肉、面粉、煤炭之类价格一路限下去,若非如此,牛肉面限价令就不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房地产市场同样如此,我们支持政府出台限价房,至于这限价房到底是保障性住房还是商品房则不予深究,但如果是后者,限价实际上成为对于买卖双方产权中的流通交易权的部分剥夺。同时,福利分房时代赤裸裸的寻租被美化,更荒唐的单位集体建房都获得了一片叫好之声,笔者怀揣“恶意”,希望那些提倡单位建房者担任某单位的分房委员会主任,让事实来教训以民意为帜实则损民利以自益的口头革命者。
终于有清醒者提出,“公务员住房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一些城市借行政新区搬迁之机,大规模配建党政机关人员住房,名义上借用了经济适用房政策。而事实上,不少党政机关人员已享受过“房改”优惠政策。目前单位集资房的内部销售价往往比市场价低1/3。近年来,机关单位集资建房占经济适用房的比例越来越高,有的城市甚至达50%以上。单位集资建房可充当经济适用房,能提高当地经济适用房比例,“改善住房供应结构”,这既符合地方政府加快新城开发的政绩需要,也迎合了地方应对国家楼市调控的需求。另一方面,集资建房者多为垄断型、权力型单位,因为变相延续福利分房,相关单位积极性很高。
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这种典型以弱势群体为名的双轨式寻租必无容身之地。保障性住房与商品住宅之间的界限不清,给这些寻租者提供了肥沃的生存土壤,这些寻租者与二十几年前手握批文权力的人没有任何区别。如果单位集资建房大面积推广,谁会成为最大的受益群体?
另一个例子则是以90平方米小房型来平抑房价。小房型或可收调整房地产市场结构之效,不过,所谓平抑房价则是个假象。从2007年1月至2007年6月期间,北京市共上市纯小户型居住社区21个,占总体放量的71.4%,小户型房逐渐成为主流。但这些二代小户型房精心设计,瞄准的是商务、外交、奥运出租等高端人群,提供品牌物业服务,许多楼盘价格在每平方米1万元以上。以小房型抑制价格不过是个账面游戏。
所谓双轨制包括以下几个层面:一是房地产产业链条的双轨制,从土地到开发分别隶属于不同的机构;二是住宅供应的双轨制,单位自建房、限价房、经济适用房的界限被混淆,人们以为这是保障房,结果却作为商品房流通,谁获益谁受损一目了然;三是价格双轨制,政府的限价政策把商品房当做了公共产品。
如果真正想治疗病态的房地产市场,回过头来彻底杜绝双轨体制,才能找到解决之方,将土地收益全部用于保障型住房的建设。否则,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将陷入无休无止的寻租—市场—行政—寻租的怪圈。
(作者系每日经济新闻首席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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