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垄断才是最好的“限高封顶”

　　　劳动保障部劳动工资司司长邱小平日前表示，我国正在研究探索对垄断行业平均工资实行限高封顶的办法。在新的调控政策出台前，继续执行对工资水平达到两倍于社会平均工资以上的国有企业，从严审批工资效益挂钩方案的政策。

　　喊了多年打破行业垄断的坚冰依然难融。故而任何形式的试图“破冰”之举，都值得期待。因此，作为公共管理部门，研究探索对垄断行业平均工资实行限高封顶的办法，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然而，这种努力，其所可能给予公众的一个可预期空间，却难以令人奢望与欣喜。垄断不除，任何形式的所谓“减薪风暴”抑或“限高封顶”，都可能是水过地皮湿。面对举步维艰、成效甚微的垄断行业改革，公众希望的不是浅尝辄止、换汤不换药的试验，而是行之实效、扎扎实实的推进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打破垄断才是最好的“限高封顶”。

　　垄断企业的高薪，早已经是路人皆知。而且在一个收入分配改革的大背景下，其早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在之前，迫于舆论的压力，已经有电力等垄断巨头在其系统内“主动降薪”。但是就如同坊间舆论所质疑的，强势的垄断利益集团有着自我保护的“丰富经验”。“在它们那里，自律往往成了作秀。对于一个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家伙，你能指望他向自己掏红黄牌么？”而邱小平先生所言的“继续执行对工资水平达到两倍于社会平均工资以上的国有企业，从严审批工资效益挂钩方案的政策”，也仅仅是将其浮动比例“强令下调”至0．6以下。这个“浮动比例下调至0．6以下”，仅仅是一个效益与工资浮动比例，对于垄断企业的高薪来说，只是一个近似于可以忽视的蝇头小利，远远不能真正触到痛处。更为重要的是，“封顶”封看得见的工资易，封看不见的非货币福利和灰色收入难。

　　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如果要以有限的“限高封顶”制度设计来解决近乎无限的垄断高薪问题，以及由此牵连出的收入分配、社会公平等课题，必然是力不从心。尤其是在垄断高薪以及关于社会公平含义的问题上，匆忙之间出台这种看上去很猛、却在实质上戳不到痛处的所谓“限高封顶”政策，不但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调节作用，而且如果出现多次因制度力不从心而陷入窘境的反复之后，必然使公众产生对制度的不信任，加剧对垄断高薪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的不满心理。这种“缝缝补补”式的公共政策，只能进一步反衬出垄断企业的坚挺以及对于监管的力不从心。

　　总之，打破垄断高薪，既不能依靠行业的所谓“自觉”，更不能依赖妄图一劳永逸、一“封”了之的所谓“限高封顶”。这种思维和价值追求，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制度性偷懒。笔者认为，打破垄断才是最好的“限高封顶”。要想真正实现对垄断高薪的“限高封顶”，尚有赖于产权、治理、规制结构等方面的根本性变革。如果没有这种深层次治道变革，政企依然不分开，监管方式无突破，市场准入壁垒不打破，所谓垄断高薪“限高封顶”只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