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布前,市场里正弥漫着略带恐慌的情绪。原因很简单,假如这次公布的数据很“糟糕”,政策导向很可能就此从“适度从紧”变成“防止过热”,更有人将资产价格膨胀与之联系,呼吁宏观调控。
果然,昨天公布的上半年国民经济数据可谓“骇人”。
CPI上涨4.4%超出了此前所有最大胆的预测,因此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呼吁宏观调控的有力证据。然而,此两者真的存在必然联系吗?
CPI的本质含义是设定一组权重各异的商品和劳务,然后看不同时点要花多少钱才能买到这组标的。对CPI上升的一般理解是如果买这组标的需要的货币越来越多,那就证明货币正在贬值,如果CPI高到一个令人不安的数字,似乎就说明再不踩刹车就要通货膨胀了。
可是事实绝不是这么机械地发生着的。首先,CPI的构成是不是合理会对结果影响很大。中国的CPI构成偏向于农业社会标准(基础类食品占的比重极大,猪肉、鸡蛋和豆油一涨价,立刻会引发CPI上涨),这对城市化转型中的社会而言,显然有着以偏概全的嫌疑。
其次,发生在6月份的CPI剧增是有多方面原因的,比如猪肉的问题,熟悉农业规律的人都知道这是偶然因素引发的;此外涉及产业政策和国际环境问题,比如国产大豆由于没有政府补贴,价格远高于进口大豆,导致食用油普遍采用进口大豆,而今年国际市场大豆猛涨,政府也无能为力。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决定一揽子消费品的价格高低的因素绝不是只有货币发行量这一极,还和购买意愿有极大的关系。打个比方,忽然传闻说猪肉吃了致癌,肉没人买了,价格跌去一半,CPI跟着下去了,是不是就说明通货膨胀远离我们了呢?这虽然是极端的例子,但很说明问题。CPI上升得快,原因可能并不是货币太多太滥,而是消费突然拉动了,又或者是供给突然不足了。如果调查结论是后两种情况,显然采用紧缩货币(财政)政策并不合适。除了CPI,我们还可以关注其他几组一同公布的数字。上半年GDP同比增长11.5%,超过了政府年初的控制目标,似乎是“过快”了。但是我并不认同这个观点。粗浅地分解GDP的构成其实是4个方面,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政府购买以及净出口。这几个因素中,居民消费今年有明显的拉动迹象,企业投资也增速迅猛,最关键的因素是外贸顺差,今年上半年累计贸易顺差达到112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3.1%,仅增幅就高达3800多亿元人民币,占到整个上半年GDP增幅的3.6%以上。这就意味着,假如撇除外贸顺差增幅不算,上半年GDP增幅其实连8%都没过。如果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控,显然应该重点对进出口行业以及汇率进行调整。
另一个广为诟病的数据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25.9%,如果这个数据的确是“过高”的,那么抽紧银根,增加利率都是应该的。然而细看其构成却发现其实是有增有减的,按地域分,上半年中部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5.6%,西部地区同比增长30.2%,东部地区同比增长仅22.3%。很容易理解,这在相当程度上是本届政府大力支持开发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导向的结果。这种符合宏观大局思路的增长模式,难道需要“调控”吗?
需要调控的是什么呢?是那些细分的行业,比如资源高消耗型、环境污染大户型还有房地产业。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9887亿元,同比增长37.5%,比上年同期加快4.3个百分点。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过54168亿元,仅房地产就“贡献”了将近5个百分点的增幅。
最后,我想表述的观点是强烈反感那种动辄将“调控”挂在嘴边,好像除此就无法进行经济活动的人士。市场经济活动(尤其是资本市场)的一大本质就是有自我调整功能,有价格发现功能,非黑即白非多即少式的调控主义者搞的根本是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经济。现在把“调控”跟CPI、GDP挂钩,又呼吁和资产价格挂钩,以后是不是还要和生猪存栏数、钢材出厂价挂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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