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一跨海大桥贯通 长三角地缘经济密码待解

　　能否找到合理调整产品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方法，进一步推进“长三角”城市间的资源整合，在一体化的平台上实现共荣，实现“同城效应”，成为相关政府和产业界人士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007年6月下旬，全长36公里，呈“S”形的杭州湾大桥像一条横卧天堑的巨龙，顺利地把长江三角洲交通版图从V字型蜕变为A字型。

　　继巴黎、伦敦、纽约、东京、芝加哥五个国际级大都市圈之后，以上海为中心的“Z”字型长江三角洲14个城市群将成为“第六个国际级都市圈”。而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合龙，无疑加速了“第六个国际级都市圈”的推进。

　　都市圈带来的经济融合让各个城市之间的产业分工、结构调整、城市定位、区域规划都面临新一轮的洗牌。

　　据测算，杭州湾跨海大桥建成后的20年内，仅运输成本可降低410亿元，节约旅客时间定量换算约为65亿元，减少交通事故损失约为45亿元，此三项社会效益合计就达到520亿元。苏南到宁波北仑港的运输距离也相应缩短了120公里，使这些地区的货物进出口增加了一个与上海港相类似的口岸。

　　“15人麻将”

　　目前被列入“长三角”都市圈的共有15座城市，包括上海，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浙江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这15座城市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1%，人口占全国的5.8%，创造了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8.5%，贡献了全国财政收入的22%和全国出口总额的28.4%。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建军指出，无论在经济总量上，还是在发展速度上，长三角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巨轮的领航者，甚至被认为是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种相互临近的都市连绵区让他们的公共设施、环境保护、道路交通、产业结构、资源利用等方面在获得共享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竞争问题。

　　尽管南京、上海、杭州、宁波等城市在市场、资源、金融、信息、人才等方面交流合作达成了共识，签署了合作协议，但行政区划这面“看不见的墙”依然在无形地存在。各个中心城市一边害怕别人动了自己的奶酪，不愿拿出来分享；一边又觑觎他人碗里的奶酪，想为我所用。整个大都市圈处在被各种弊病所困扰的状态下，不知不觉就陷入了畸形的怪圈。

　　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为“一盘有15个人参与的麻将大赛”：各个城市以行政区划界为主，各自为政，出现缺乏核心辐射源、产业链条薄弱、区域协作机制亟待建立、区域交通体系尚未健全、区域内城市层级分布不合理等问题。

　　在没有形成鲜明分工协作体系的情况下，“碰车”、“撞衫”就成了家常便饭，比如，浙江省嘉善县的新型电子元器件产业基地和苏州国家高新区都以生产电子元器件为主；被称为“杭州湾大桥北岸桥头堡”的浙江省海盐县，其新城以培育精密仪器仪表、精细化工、信息电子等为主，而大桥南堍的杭州湾新区同样以电子信息行业为主，重点引进龙头型、科技型等高端产业。

　　如此的重复建设和重复引进，对于一个地方的经济循环是不利的,更将成为区域经济融合的绊脚石、拦路虎。

　　“城本位”观念待解

　　能否找到合理调整产品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方法，进一步推进“长三角”城市间的资源整合，在一体化的平台上实现共荣，实现“同城效应”，成为相关政府和产业界人士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陈建军教授认为，随着长三角区域发展规划的制定,要素跨行政区域流动的制度成本会进一步降低，而产业结构应看到“趋同求异”策略所带来的效益。要在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上形成空间据点，就必须顺应长三角地区国际产业集聚的趋势。

　　“要把众多相同类别的企业放在一个空间里才能形成产业聚集。让同类产品通过市场竞争、市场选择，最终才能自觉的进行类别化生产。这是一个地方经济区域化的必然过程，我们不用太排斥。”陈建军对《环球市场》杂志记者说。

　　西南财经大学的王圣军教授则有不同看法，他指出，要促进中国大都市圈经济整合，化解城市本位论思想首当其冲。

　　国际上比较成功的大东京都市圈、巴黎都市圈、大纽约都市圈，伦敦都市圈等也存在行政区划。各自独立的行政体，为了各自的经济增长、地方财政收入与劳动力就业，他们之间同样存在着很大的竞争，但行政区划并不是国外都市圈经济社会联系的障碍，圈内各城市之间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投资者可以任意选择投资地点。

　　但是中国的情况却不一样：城市政府管理者，为了完成GDP的增长速度，不惜进行重复建设、重复引进、盲目投资，产品流动、户口制度、人事调动制度已经成为严重影响“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壁垒。

　　实际上，城市群的形成是在城市间产业和职能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形成经济高度一体化的结果。就像丰盛的自助餐，必须用多元化的风味来组合，这样才能满足更多人的选择。这就需要各城市根据自身的基础和特色，承担不同的职能分工，城市群内部的分工合作和优势互补可以提高城市群整体效应和综合竞争能力。

　　纽约都市圈就是最好的例子，纽约作为全美的金融和商贸中心，有着最为发达的商业和生产服务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起着先导的创新作用；波士顿的高科技聚集地，成为世界著名的电子、生物、宇航和国防企业中心；费城重化工业比较发达，美国最繁忙港口之一的费城港，带动了费城整个交通运输业的扩展，使之成为纽约都市圈的交通枢纽；而巴尔的摩则是有色金属、冶炼工业国防工业地位十分重要；华盛顿的首都功能还为整个大都市带抹上了浓重的政治中心色彩，对国际经济中起重要影响。多样化的中心城市让综合性的整体功能远远大于单个城市功能的简单叠加。

　　《环球市场》杂志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