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南生：从可以“论宪”到敢于“论核”

　　——从参议院选举看日本安保走向

　　也许是由于新农相赤城德彦的金钱丑闻夺走了各方的视线，也许是岌岌可危的安倍政权支持率一跌再跌更受人关注，原本闹得满城风雨的防卫大臣久间章生事件在参议院大选的宣传战中，似乎已被人遗忘。

但认真分析，久间有关美国投下原子弹乃“无奈之举”的谈话给日本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并不随着他被迫交出乌纱帽和女防卫大臣之诞生而告结束。

　　作为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后的首名大臣，久间当然深知日本国防政策之走向及国民对此问题的敏感性。他在此刻发表被喻为“暴言”的谈话之真正意图究竟何在？安倍首相最初为何还试图为其圆场，出面袒护，而最终又为何不得不采取“弃卒（实际上是大将）保车”的政策？在战后日本大臣的“失言”史上，“久间谈话”有何政治意义？什么是“久间谈话”的真正要害？显然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要回答上述问题，既得了解参议院大选前夕安倍内阁岌岌可危的处境，也得追述战后日本修宪派对日本国民“核敏感症”的应对方针和舆论诱导方向。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对于战后以来力图早日摆脱战后和平宪法牵制的当权者来说，最头疼的莫过于民间对战争厌恶的情绪。“别把子女送上战场”正是如此情绪下最有吸引力的标语和口号。

　　牵制整军的“恐战病”

　　不过，当局也十分清楚，尽管战后日本反战、非战的运动汹涌澎湃，但仔细分析，真正认清侵略战争本质，并强烈反对侵略思想与行动的毕竟不是大多数。说得透彻些，在反战与非战的队伍中，更多的参与者是出自担忧战争（特别是败战）悲剧重演之心理，他们深知战争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痛苦。特别是对于饱尝原子弹滋味的广岛和长崎民众来说，他们更把反战和反核视为自己与生俱有、无法推卸的任务与使命。对于担忧战火重燃和厌恶战争的前者，日本官方与保守阵营称之为“恐战病”和“厌战病”。对于后者，即发自广岛与长崎人民的控诉声和反核与反战的心声，则喻之为“核敏感症”。

　　正是为了医治上述谈战色变的“恐战病”、“厌战病”和谈核色变的“核敏感症”，长期以来日本当局与保守舆论界一直都在挖空心思，寻求并落实各式各样的治疗药方。

　　药方之一是制造与渲染日本的危机感；药方之二是鼓吹“大和沙文主义”和狭隘的爱国意识，并歪曲历史和灌输战前的史观；药方之三就是倾其全力清除战后以来的和平理念与思维方式。它体现在日本政治家的治国方针与口号中的，就是上世纪80年代时任鹰派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上世纪90年代初期手执指挥棒、意气风发的政坛红人小泽一郎（现为民主党代表）倡议的“普通国家论”，和当今首相安倍高举的“摆脱战后体制”大旗，说穿了，无一不是重搬中曾根治国蓝图的“盗版”。

　　至于具体行动，既反映在频频发生的教科书篡改事件和靖国神社参拜的问题上，也体现在当局快马加鞭通过的诸多鼓吹大和意识的“国旗国歌法案”等，以及大众传媒无时不刻都在绘声绘影渲染的邻国威胁论上。

　　可以这么说，正是在上述的治国蓝图、教育方针和大众传媒的舆论诱导下，当局旨在治疗日本民众的“恐战病”与“厌战病”的药方基本上已达到其疗效。上世纪，好男不当兵、“防卫官”一直无法招满的现象已成为过去，是一个例子；被切腹自杀作家三岛由纪夫喻为“私生子”的自卫队，堂堂正正被派往海外战场，是另一个例子。至于原本地位较其他内阁部门矮一截的“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更说明了日本国内的安保思潮已经起了极大的变化。一句话，一切正循着修宪派兵派喜闻乐见的预定目标顺利开展。

　　如何治疗“核敏感症”

　　不过，平心而论，与医治“恐战病”和“厌战病”相比较，当局治疗日人（特别是深受其害的广岛与长崎民众）“核敏感症”的疗效，相对来说就不如前者显著，不得不大费周章。

　　那么，当局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法和步骤治疗日人的所谓“核敏感症”的呢？主要药方有二：其一是设法使“核敏感症”者与反战、非战运动脱钩；其二是不断放出试探气球，尝试突破谈论核武器的禁区。

　　原来在战后日本和平运动史上，反核和反战是反战、非战人士同时高举的两面大旗。换句话说，反战者无不反核，反核者无不反战，两者之间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这显然不利于修宪派的基本政策。于是乎，如何促使“核敏感症”者只片面倾诉自己的悲惨遭遇和描绘原子弹的恐怖，但不追究广岛与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的背景及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战争责任，并远离反战或非战的运动，便成为当政者舆论引导的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日本的保守阵营还通过首相或大臣“失言”等手法，有意无意触及敏感的核问题，意图促使敏感的问题逐步丧失其敏感性。其手法和保守派先“论宪”（即谈论宪法的敏感问题），后推动修宪的运动，从而达到修宪目标的战略，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只谈“受害”有其缘由

　　从这一角度来看，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亚洲人民）之所以得出日本人只记住自己“受害”，而不谈或不知日本“皇军”给亚洲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形象，与其说是日本的民族性或国民性使然，不如说是上述官方政策和舆论诱导的结果。

　　实际上，早在1970年，时任防卫厅长官的中曾根康弘在日本战后首份《防卫白皮书》中，就明确表示日本即使拥有小型的核武器，也不违背战后的和平宪法。这项宣布曾引起日本国内外舆论界的哗然。各界人士（特别是来自广岛和长崎市民）对这份公然显露“拥核”野心的白皮书曾予以猛烈抨击。

　　1994年，貌似稳健与温和的羽田孜首相虽然掌政只有两个多月，而被讥笑为“短命内阁”，但却曾对敏感的核问题发表谈话而流露其内心的“鹰”影。他说道：“即使是东京大学的学生，也有能力制造核武器。”羽田当时的有关谈话曾遭受各方的严厉批判。

　　1999年，时任防卫政务次官的西村真悟以“个人名义”倡议日本国会谈论核武器问题，试图钝化日本人民谈核色变的“核敏感症”，同样也引起了各方的争议。

　　为“拥核论”投石问路

　　安倍修宪内阁成立之后，阁僚谈论核武装的问题就不再那么躲躲闪闪了。先是政调会长中川昭一公然主张“论核”，接着是外相麻生太郎强调“论核”的重要性。久间“无奈之举”的谈话，正是在上述自民党人“拥核合宪论”与“论核有益论”不断升级的气氛中发表的。不少舆论担忧，二度掌管日本内阁军事部门的久间发表这一谈话，是当局意图“拥核”的前奏曲。换句话说，久间的谈话与其说是为了表示“亲美”，不如说是要用这种“震荡疗法”来医治战后日人谈核色变的“核敏感症”。试想，就连投下原子弹亦属“无奈之举”的话题都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谈，日本国内哪还有谈之不得的核问题禁区？这也许就是久间引爆这一话题的真正目的所在。

　　不过，也许是因为这一“无奈之举”的谈话过于刺激，又时逢参议院大选进入白热化时期，为安倍“修宪内阁”得以安度参院选举的鬼门关计，久间只好无奈地交出其“战后首位防卫大臣”的乌纱帽（但不收回其谈话）。

　　由此可见，尽管安倍不希望核论争成为对其不利的大选话题，久间的辞职（而非罢免）并不意味着安倍不认可其“论核”主张。恰恰相反，假以时日，在大胆“论核”冲破核敏感禁区，以及日本民众谈核色变的“核敏感症”被“治疗”之后，“拥核论”正如“修宪论”一般，也将逐步抬头而与当今“修宪内阁”的主导思潮汇流。

　　（作者为新加坡旅日学者、日本京都龙谷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