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经济”真的损害社会公平吗

　　最近在接受《南风窗》杂志采访时，经济学家姚洋称他反对“右翼的保守的自由主义”，并称当今中国已经受到“右翼的保守的自由主义”的危害。姚洋进一步讲，很多经济学家“为这种趋势推波助澜，为了经济增长，可以不谈别的，即便谈也是谈一次分配要如何更公平，却不谈穷人有没有能力参加一次分配的博弈。

”姚洋用这样一段话描写他提到的趋势：“这种右翼的保守的自由主义对中国是危险的。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出现了问题，为了经济增长，地方政府跟资本的结合越来越紧密。比如在有的省，60％的人大代表都是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

　　何为“右翼的保守的自由主义”？在姚洋看来，右翼的保守的自由主义起源于洛克和亚当·斯密等人的思想，到了现代，就是哈耶克和诺齐克的理念，简而言之，就是现代的自由经济理论。姚洋指出，哈耶克等要的是彻底的个人主义，假定个人在市场中是平等的，因此哈耶克等相信市场的结果总是合理的，但姚洋认为，在现实中，人在市场中却没有平等的地位，但右翼的保守的自由主义不管这样的不平等，他们只要经济增长就行了。

　　事实上，姚洋没有提到的是，自由经济主义者强调机会平等，但他们也知道，并非所有的人都有比尔·盖茨的运气，因此他们并非不关心二次分配，他们只是对递进制的税收制度有看法，因为在相同税率下，高收入者已经多支付了税费。另一位自由经济的代表、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极力提倡“负收入税收体制”，该税收制度其实是为最低收入做一个保证。按照“负收入税收体制”，比如，所有纳税人要按25%的税率交税，政府补给每个纳税人10000美元，如果一位纳税人年收入4000美元，按25%的税率，这位纳税人需要交1000美元的税，纳税人税后的净收入为13000美元。而对于收入100万美元的人，政府也补给10000美元，但纳税人按25%的税率要交25万美元，最终要向政府上交24万美元。

　　“负收入税收体制”除了解决递进制税率的不公平，同时也保证了低收入者的最低收入，低收入者既光荣纳税，又从政府得到补贴，更确切地说，那是从其他纳税人那里分配来的收入。“负收入税收体制”与那些欧洲国家的65%税率相比，不同之处在于“负收入税收体制”在保证基本生活情况下，仍然鼓励人去创造财富，而高福利的欧洲国家却鼓励人去吃福利。在我看来，中国完全可以参考借鉴“负收入税收体制”。

　　无疑，过去30年来，在政府放松对农民外出工作的管制后，数千万农民工为沿海出口经济以及城市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一大批中国人也走出了极度贫困的境地。但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并非是自由经济体制带来的，而是社会环境与自由经济体制不配套，比如，至今户口政策限制人口流动，从而严重影响了劳动力资源的市场配制和劳动力在价格上的竞争能力。但姚洋却把不配套带来的问题反扣在自由经济体制的头上了。

　　姚洋把一些地方政府与企业结盟成为利益集团归咎于自由经济体制，那更是错误的逻辑，以及对自由经济体制的最大误解。哈耶克等自由经济理论者特别强调有限政府，这也许就是姚洋为什么指责自由主义不尊重政府的原因，那是姚洋的另一个错误逻辑，自由主义经济者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们坚信，政府的干预少一些更好，其实就是有限政府的理念。如果政府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就很难有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利益联盟。在这一点上，自由经济并非是问题的起因，恰恰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姚洋在这一点上对自由经济主义有明显的因果关系的误读。

　　姚洋给自己的理念取了个漂亮的术语“平等自由主义”，当他被问到在“平等自由主义”的理念下，有什么样的制度设计？姚洋回答，政府需要在免除学杂费、新型合作医疗等福利上有更大投入。这其实就是一个福利方面增加投入。我不反对政府向公民提供平等的基本福利，在许多方面政府也需要增加投入，比如教育，但当今的问题并非只是靠政府在福利上增加投入就能解决的，更需要的是在限制政府权力上加大步伐，让中国的大环境更适应自由经济的体制，给中国公民更全面的权利、更公平的竞争环境，那样才能解决姚洋提到地方政府与企业利益结盟的严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