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娃启示 学习提升掌控跨国并购规则

　　“达娃争斗，没有赢家只有和解”，“达娃和解，三种方案可供考量”，在连续两期就达娃之争展开专题讨论的基础上，本刊这次邀请外资驻华机构代表谈“达娃启示”。他们认为，日益壮大的中国企业只有在“吃一堑”的基础上“长一智”，学会防范风险，参与跨国并购规则的制定，才能在资本时代享有主动权。

　　撰稿 陈圆圆

　　统计显示，2006年，外国公司采用并购的方式来中国投资，合同额不到50亿美元，仅占中国同期所有外商投资的2.5%。即使是各界最为关心的制造业，这一比例也不足2%。而在2007并购年会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誉院长刘吉指出，从2004年开始，世界已在发生第五、第六次并购高潮。身处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虽然目前在世界并购中只占较小的份额，但在几年之后一定会达到一个新的高潮。

　　在这个并购大潮中，近的是，国内企业间的内部整合，外资来华并购；远的则是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海外并购一波接一波。在市场经济根基尚浅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如何在资本时代的并购中“引狼入室”，进而“与狼共舞”？

　　本刊邀请外资驻华机构代表座谈“达娃启示”。他们认为，日益壮大的中国企业只有在“吃一堑”的基础上“长一智”，学会防范风险，参与跨国并购规则的制定，才能在资本时代享有主动权。

　　“输”得起才能赢

　　10年前的跨国合资，引发如今沸沸扬扬的达娃之争。拂去复杂纷纭的各方说辞，不难发现，其根在游戏规则的较量——它或许会树立一个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应对国际并购、资本竞争的标杆。

　　国际资本，是雪中送炭还是不劳而获？跳出这起达娃之争个案来看，其实合作本身就是为了双赢，既然双赢了，就不论功劳大小。宗庆后指摘，达能已从最初投资中获得了超过五六十倍的回报，明显站不住脚。实际上，双方都从合资中分享了发展的硕果。

　　韩国银行北京代表处副首席代表朴春远回忆，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美国一家公司并购了韩国外汇银行，买得很便宜，而且没有税赋。而今危机过去了，韩国经济好了，这家银行又值钱了，美国那家公司获取了暴利。这只能说明美国公司当时做了一个正确的投资。谁剥削谁了？当时如果没有美国公司接手，恐怕外汇银行就只有破产了。

　　从直观来看，达娃之争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外来资本与本土经济已从最初的“单纯合作”，上升到“合作中有竞争”的新阶段。这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在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中国对于外资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变迁。在政策导向上，也从单纯的吸引外资到注重引入外资的质量。

　　伦敦投资局中国首席代表胡胜利说，“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走强，中国政府对外资的态度已经变了，外资想进来并购不像早期那么容易了。早期合资的问题现在逐步显现，目前外资私募基金进来基本上都不占控股地位。”

　　从凯雷并购徐工悬而未决，到如今达娃之争的扑朔迷离，现在对待外商投资到了一个重新审视的阶段。

　　外资在中国近20年的“超国民待遇”实际上就是经济政治化的直接产物。现在，只不过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徐工事件、娃哈哈事件、洛轴事件、尤尼科事件，实际上都是经济问题政治化加大跨境资本交易的成本。如果说，从近来跨境资本合作的乱象中能够获得什么启示的话，就是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

　　中英策略驻华首席代表段若石认为，达娃之争是纯粹经济活动，如果娃哈哈错了也要接受，不能情绪化；姑且不论娃哈哈是不是民族品牌，即使是民族品牌，也不能破坏国际游戏规则，而应该从这件事中“吃一堑长一智”。

　　“这是一个态度问题，既然玩了就要输得起”，甘维珍公司首席代表王朝晖诙谐地说，“可能一开始不会玩，被人涮了，但得认输，吸取教训，下一次就有可能赢。老悔棋永远提高不了。”

　　他说，大家都觉得路透是英国公司，实际上是美国人在控制。只要品牌不消失，谁能把它运营好，在全世界发扬光大，这就是成功，毕竟这只是个商业问题。一些外资企业进来把中国品牌去掉，重树一个品牌。这类事情曾经发生过，但是，现在中国公司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谈判的时候，合同条款里会加进去，这就是输得起，学会了，不会犯同样错误，不至于品牌慢慢地消失。

　　从更深层次看，达娃交锋体现了中外双方对资本游戏规则、在开放环境下持续发展自身品牌等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权衡。达娃之争的启示就是，日益壮大的中国企业不仅要学会利用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更要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最终享有发展主动权。

　　重视中介机构作用

　　从达娃之争中如何吸取教训,在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叶小炜看来，在合资谈判，对外并购过程中应当重视包括律师在内的中介机构的作用。

　　“一般情况下，国内企业最不愿意出的就是律师费”，叶小炜说，“审计费，他们认为是必需的，要是咨询费，顾问费和律师费，他们会认为用不着事先咨询你什么。最好也只是免费提供。等到一吃亏，再请律师也只是亡羊补牢了。”

　　就达娃商标权之争而言，叶小炜说，“我们会建议把商标按照年限让合资公司使用。用十年，要交多少钱；销售利润交多少，一一明确。这样就可以避免今天的复杂局面出现。”

　　企业之间并购在中国仍是个新鲜事物。王朝晖认为，很多企业并购都不找顾问，最早都是两个企业老板坐在一起一拍脑门就行了。会计师事务所可能需要一下，其他的就免了。在投资谈判中，假如需要关注十个事项，中国企业往往只注重其中的一两项，比如卖多少钱，钱什么时候到账，而且越快越好，其他的问题就稀里糊涂地过去了。

　　同样是来自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的王建，他说，律师会从比较保守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现在结婚，将来离婚怎么办？考虑到坏的情况。在类似的谈判过程中也会想到，发生不好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会把结果尽量反映到交易文件当中。

　　“律师在代理客户服务的时候，在谈判桌上看得会很清楚，可以想象达能和娃哈哈1996年的谈判，好比两个人新婚”。王建说。实际上，在与外资谈判过程中，谈判过程是一个商务信任过程，但是双方各带律师上场，应该是对自己负责，对别人尊重的表现。

　　中国外汇储备已达12000万亿美元，中国企业去国外并购投资，又该如何避免风险？叶小玮认为，同样需要重视中介机构的作用。国际并购中要选一个有国际化经验和当地经验的律师事务所。他们了解当地的情况，才能够更好地保护企业的利益。她举例说，国内一家企业到美国加州并购了一家企业，聘请的是国内的律师，他们不了解加州环新法很快要出台，而且那家加州企业历史上曾有环保问题。买了之后，不但不能在当地运营，还要负担以前污染的责任，这样的并购不能说是成功。

　　“假如找了当地律师，可能就会避免这个问题”，叶小炜说。当地律师对这些问题会更了解，他一定会保护当事人的利益，这是职业操守。他会告诉你，会有这么一个问题，应该如何防范，即便并购也要与对方谈一个条件，事情发生要赔偿。

　　参与并购规则制定

　　“从引进外资的角度看，国家有关部门也要吸取经验”，叶小玮说。

　　刘吉指出，过去外资进入中国我们总说“狼来了”，现在我们要“与狼共舞”，但是这样还不够。还要防止廉价并购。国家应该赶快促进和保护公平的并购，首先要有一个并购促进法，让参加并购的企业都明白，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素帕猜曾经指出，外商直接投资是一笔充满风险的生意，跨国并购也不例外，东道国必须具备良好的驾驭能力和有力的管理措施。

　　好在国家现在出台了并购新规。有关官员曾在公开场合表示，表面上看，以并购新规为标志，中国对外资并购的审查更严、门槛更高，但这并不预示着要给外资戴上紧箍咒。加大监管力度与利用外资政策并不矛盾，恰恰是为了更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维护好国内产业安全。

　　然而，出台政策是一回事，真正贯彻执行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叶小炜看来，民营企业得不到银行的贷款，拿不到资金，必须跟别人合资，把股权转让给人家才能成长，要不然在激烈的商业活动中没有办法发展。国家对于民营企业在融资方面给予了多大的帮助呢？帮助很小。既往国有银行把大笔的资金投向国有企业，直到现在才开始考虑。然而真正去那儿贷款还是很难，除非是一些非常有影响的民营企业。华为当年就向外资出让股权获取宝贵的发展资金，现在成为通讯巨无霸。

　　“很多大型民营企业倒了，倒就倒在并购路上”，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王巍在2007年并购年会上说，“这么多年，前赴后继的奔向失败看来并不这样简单，有可能产生中国特殊的并购思维。”特殊的并购思维是什么，王巍并没有给出答案，各方仍在探索答案。然而，学习、提升、掌控跨国并购规则，是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并购、参与国际竞争的不二法门。（中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