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贫富差距的代际遗传

　　8月8日，亚洲开发银行（简称ADB）公布了其年度统计报告《关键指标2007》（Key Indicators 2007）。这份题为“亚洲的收入不均”（Inequality in Asia）的报告指出，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贫富不均现象。

　　ADB的报告显示，在亚洲的22个发展中国家中有7个的基尼系数已升到0.40或以上，包括了中国、孟加拉、柬埔寨和尼泊尔等。基尼系数是衡量贫富差距的重要标准，反映一个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数值越高表明财富分配越不公平。

　　报告分析，亚洲诸国的收入不均并不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式的不平等，而是富者收入增长速度远快于穷人的不平等。这反映全球化和新科技的应用所带来的致富机会并非“人人平等”，而政策设计仍然存在改进之处是分配不均状况加剧的主要原因。具体来说，中国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城市和农村家庭的收入差异；沿海与内陆居民的收入差异；同一地区教育程度不同的家庭间的收入差异。

　　一些以往的经验是，贫富差距不会因为经济的持续增长而自动缩少，不但如此，还会滋生各种社会矛盾。亚洲开发银行的经济师阿里（Ifzal Ali）认为，政府可以做的，是提供社会保障和技能培训，让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协作发展新产业，以及确保这些产业不排斥穷人的就业机会。

　　ADB的这份报告最值得引起重视的地方，是明确地提出财富再分配的重要性。近二三十年来，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深受儒家文明和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强调“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因此，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倾向于以市场自由竞争的方式增加收入和消灭贫穷，而不重视财富再分配的必要性。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会认为穷人收入增长的缓慢是个人行为所致，言下之意是说贫穷是懒惰所致，社会福利的提供只会削弱人的工作意愿，以致“养懒人”。这种思维的恶果相当明显：大批失业的产业工人没有收入又缺乏社会保障，无法提升技能以重返劳动力市场，他们的下一代更生活在恶劣的条件中，难以公平地与富人的后代竞争，造成“代际贫穷”，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化。

　　社会政策的理论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贫穷和收入增长缓慢与个人意愿无关，基本上是结构性的（structural）。上述经济学家的理论的致命错误在于未能认识到一个现实，那便是当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新的经济环境向劳动者提出了新的技能要求，而教育水平和生产技能的刚性使穷人未能跟上，对此他们往往无能为力，因此穷人实在不应该受到苛责。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因此应该同时包括教育培训和保障他们生活所需的财富再分配，以确保贫穷与落伍不致漫延到下一代。统计数据是冷酷的，对于这些亚洲国家来说，与其再以“国情论”或“贫富不均不等于不公平”来咬文嚼字，不如正视贫富不均现象，切实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