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无着”不是犯罪理由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新修改的《人民检察院办理起诉案件质量标准(试行)》和《人民检察院办理不起诉案件质量标准(试行)》，其中规定初次实施轻微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较小的；因生活无着偶然实施盗窃等轻微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不大的等五种情形依法不起诉。

　　应当说，最高检的新规定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种“宽以养民”的司法善意，是司法人性化和人道主义的表现。法律本身就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以铁律严规惩罚有过错者，寄望他们在法律面前重新做人；另一方面也具有警示和震慑的作用，以消除那些试图实现恶念的潜在者。因而，对那些“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的偶然性犯罪，采取不起诉的宽容尺度，也是符合法理的。比如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就有明文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然而，宽严相济的法律原则自然要坚持，但过度的宽容则容易让法律失去应有的惩戒作用。在五种不起诉的情形中，“因生活无着落偶然盗窃”就可以不起诉，多少带有纵容盗窃之嫌。以何种标准来界定哪些人是因生活无着落而实施盗窃的呢？流浪汉是不是生活无着落者？难道他们就可以以此为理由光明正大地实施盗窃了？私下以为，多数盗窃者都是因为生活无着落。也就是说，依此标准，将会有大多数盗窃者逃脱法律的惩罚。这不但不利于打击违法犯罪，对其他盗窃者来说，则有失公平。法律面前本是人人平等的，同是盗窃，就该同样接受法律的制裁，不能仅仅因为生活无着落就不予起诉，因为生活无着落并不是犯罪的理由。

　　退一步说，“生活无着落”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必将逐渐退出历史。目前国家正在出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且逐步推进到农村，低收入者有低保，无收入者有社会救济，既然如此，又何来生活无着落者？

　　而对于那些治安有压力的城市来说，“因生活无着落偶然盗窃”就不起诉，在现实中也不利于社会治安的维护。以广州为例，流动人口庞大而混杂，其中不排除有不少人会因为各种原因而落入生活无着落的境地，假设他们中的某些人“偶然”盗窃了，却并没有受到相应的法律惩罚，有可能会激起更多的生活无着落者动邪念起贼心。而这无疑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

　　也许，对轻微犯罪不起诉可以节省大量司法资源，但这些不能通过对犯罪的过度宽容而换取。无可否认，对那些初犯的轻微犯罪嫌疑人，在法律之外，可以有其他途径帮助其悔过自新。但问题是目前我们还缺乏一个全方位的法律教育系统，即便是参照近邻香港地区实施的以社区服务来替代法律处罚，也缺少相应的平台。因而，在辅助教育没有配套之际，法律还应发挥其应有作用。

　　事实上，我们的生活中有不少类似的法律规定，并没有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像婚检，先是取消，可是后来随着出生缺陷率的上升，又有人呼吁恢复，有的地方甚至出台措施强制恢复。其实，那些与现实脱节的法律解释或者规定，最终都会自行调节的。“因生活无着”能否可以成为盗窃的理由，相信实践会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