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刚：公民互助中的信任危机

　　日前，奥一网报道的受助人小娟与捐助网友之间的冲突事件凸现出在民间互助中的信任危机。而如何化解这样的危机，使得类似的民间慈善行为得以持续，值得公众关注和讨论。

　　从双方的陈述上看，其实在这个事件中，小娟与众网友的初始想法并没有根本上的差别——除了网友认为小娟手术成功以后就应该捐出剩余款项，而小娟却觉得要等病“彻底”好了以后才能把爱心传递下去。

这似乎只是一个什么时间合适以及该留下多少钱的问题。而小娟的行为之所以引起那么多网友的不满甚至愤怒，是因为她的行为违背了传统救助观念中对“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期待，这突破了很多网友的心理底线，于是“卷款潜逃”、“隐瞒实情”等指责骤然升起。最终本来一件值得嘉许的善事演变成一场悲情闹剧，而当事双方竟然只能通过彼此下跪来表明自身的诚意。这一场景在令人叹息之余，也需要如八分斋这样的民间慈善行动者们暂时放下焦虑、猜疑和失望的心情，反思我们在公民互助活动中究竟应该如何建立信任关系以及处理信任危机。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信任在对陌生人的捐赠行为中尤其关键。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更愿意帮助自己的亲戚、邻居、朋友等熟人。而对不知根知底的陌生人，即使有恻隐之心，也常常带着很多戒备和怀疑。好心帮助陌生人反而受骗上当的故事让我们常常望而却步。

　　这种风险确实存在，但值得嘉许的是，这些民间慈善的行动者们不会因为这样的风险而不为。尤其是在作为移民城市的深圳，每个人相互之间都是陌生人，如果他们之间不能互相帮助相互支持，那么面对重大的灾难，面对暴力的威胁，每个人都将成为大众社会的孤立无援者。因此，关键是需要思考在陌生人的互助过程中如何预防风险，又如何处理信任的危机。在小娟的事件中，我们看到下跪不能解决问题，将对方丑闻化也同样不能解决问题。我们需要将这一类慈善行为看做公民之间的互助，探讨新的危机处理的办法。

　　首先，如果这是公民之间的互助，那么双方就需要意识到这是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志愿馈赠行为，风险要自当。在捐助的同时，捐助者就应该意识到风险。只要小娟没有严重的欺诈行为，当捐赠完成之后所得款项就属于她并由她来处置。而基于双方的约定，小娟只有公布账目的义务。因此，捐助者不能认为这笔钱是自己的，要追讨到底，倘若因为受骗的情绪而保持这样的心态，那么，原先的捐赠行为反而会变味。如果捐赠者反悔，那么他可以停止捐赠，或者劝告他人不要再捐赠，但他不能再索回捐款。如果小娟真有诈骗行为，那就涉嫌犯罪，应该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其次，在信任危机发生的时候，双方应该尽可能保持宽容乃至谅解的心态。既然是陌生人之间的馈赠，一定是以双方已经建立某种信任为前提。但大家都是普通人，都有这样那样的瑕疵和隐私，期待双方都变成心底无私的雷锋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一旦发现对方的瑕疵，不应该立刻将对方设想成坏人，而是需要考虑如何能够相互理解和宽容。小娟可能有些不诚实之处，但也算不上是个卷款潜逃的罪犯。因此在公民互助的时候，应该将对方看做普通人，允许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发生，而尽量能够“在人民内部解决矛盾”。

　　而更重要的是，公民互助中信任的建立需要契约精神和尽可能完善的契约。过去民间慈善行为之所以缺乏，是因为当人们彼此无法信任的时候，就会将信任寄托在政府或者某个权威机关身上。而公民社会之间的互助更依赖于自由个体之间的契约关系。当人们的捐赠行为不再依赖中间人以后，他们需要学习如何平等地沟通，如何拟订完备的契约，如何预防可能引发不信任的各种情况，如何保证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只有经历这样的过程，信任才有可能真正得以保障。小娟事件可以让人很明显地看出，在捐赠开始之前双方的契约很不完善，例如事前对受助者的调查不足，双方对在何等情况下应将剩余捐款传给其他受助人也没有具体的约定。而小娟更是没有充分体会到在这一过程中契约精神的重要性，在捐款者和受助者还没有达成最后约定的时候就匆忙离开，实在是不智之举。这些都需要我们认识到，如果没有契约精神和相对完善的契约，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就注定是脆弱的，经不起怀疑。

　　另外，小娟事件并不是个别的，在以往的民间慈善行为中，比这严重的信任危机还要多得多。但不管怎样，民间慈善的行动者总是在遭遇这样的危机后才真正得到成长。很多规范的民间慈善组织也正因为这样的危机才得以出现和发展。因此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需要的不是灰心、焦虑乃至绝望，而是需要用宽容、谅解的心态逐步完善这一慈善行为的规则，并逐步建立和发展具有更高公信力的慈善组织。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最终仍然需要普通公民的自助、互助和他助。而信任，需要在更多的挫折、规范和学习中积累生成。　(作者系知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