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央行行长格兰·斯蒂文斯访谈录

　　“利率市场化进程应由中国政府来决定”

　　澳大利亚央行行长格兰·斯蒂文斯访谈录

　　格兰·斯蒂文斯（Glenn Stevens），现任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行长。1980年加入储备银行研究部，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多项高级职务，包括经济分析和国际部的主任，从1996年到2001年，担任行长助理（经济），负责储备银行行长和董事局的经济和政策建议。

2001年12月被任命为副行长并担任董事局成员，2006年9月18日被任命为行长。

　　格兰·斯蒂文斯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董事局主席和支付体系董事局主席，同时是金融监管机构理事会主席、儿童金融市场基金会主席，并担任阿尼卡基金会董事。他是新南威尔士州大学商学院咨询理事会成员，香港货币政策研究院咨询局主席。

　　

　　8月15日，澳大利亚央行行长格兰·斯蒂文斯在堪培拉接受了中国财经记者访问团的采访，就汇率改革、金融危机以及全球流动性过剩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记者：你怎么看人民币汇率小幅渐进升值？澳大利亚汇率改革的经验对中国有何借鉴意义？

　　格兰·斯蒂文斯：我不想对此发表任何意见。但是我已经注意到，人民币最近确实在小幅升值，我认为这是符合逻辑的发展，因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非常强劲的，而且我个人认为，长期来讲中国将成为经济大国，所以货币变得非常强劲是很正常的。

　　至于澳大利亚汇率改革的经验，简单来说，我们几乎尝试过每一种汇率体制，首先是和英镑挂钩，然后和美元挂钩，再后来就是实行一篮子货币计划，之后是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到后来是实行每天由官员调整的汇率制度。但是在实行过程中，我们发现由官员调节汇率并不可行，于是最后我们采取完全自由化，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当然，这是25年前也就是1983年发生的情况了。在澳大利亚，人们广泛认为，一个浮动的汇率制度对我们国家的经济是有好处的，因为它帮助我们的经济根据市场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使我们在经历国际上的一些事件时会变得更加顺利。

　　记者：你是否认为加速利率市场化是最优选择？

　　格兰·斯蒂文斯：我觉得从长远来说，它应该是符合中国经济利益的，对经济发展有好处，但其进程应该由中国政府根据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自己来决定。

　　记者：对全球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您有何看法？有什么经验？

　　格兰·斯蒂文斯：澳大利亚是资本净输入国，从全球各地来到澳大利亚的剩余资本，包括来自亚洲的资本都来到澳大利亚，主要是因为这里的回报比较有吸引力。我们一直以来每年都是资本净输入国，自18世纪欧洲人进入澳大利亚以来一直是资金净流入国。我们的国家年轻、人口少，经济增长快，经济整体面好，因此对全球的资本很有吸引力。

　　记者：澳大利亚是否出现过典型的流动性过剩？除了利率之外是否还有其它的调节措施？

　　格兰·斯蒂文斯：我觉得这应该是关于资本流量控制的问题。我们曾经对资本流动进行控制，但是这是很多年前的事，后来发现这些办法并不是很有效，人们总是能找到方法来规避这种控制。我认为汇率浮动、资本自由流动对资本是有吸引力的，而控制并不能真正控制住资本的流入。

　　我认为，国民有自由投资的权利，我们的基本理念是：公民可以把钱投到他们愿意投到的地方，外资也有权利这样做，这是自由的资本市场，是我们多年来一向采取的政策，因此，我们不太有可能再增加对资本流动的控制。

　　记者：有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中国利率还有汇率都没有市场化，您个人认为哪个先市场化更好？

　　格兰·斯蒂文斯：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我是否能给予周全的回答。或者这样说，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发现，要想全面控制好货币政策的话，要靠市场决定汇率才能掌控货币政策。我们的经验是，当时，在汇率没有自由浮动之前，联储很难用好货币政策，之前各种努力受到很大挫折，因为我们不了解银行体系中到底有多少钱。直到我们在实行汇率浮动之后，联储才能精确了解银行体系资金情况，只有在汇率浮动后我们才做到了，此前是很难掌控的。

　　记者：汇率完全浮动和资本账户开放的顺序应该如何？

　　格兰·斯蒂文斯：我也无法坐在悉尼就回答的了。这个决定应由中国政府做。

　　记者：澳大利亚的资本账户是否完全开放的？

　　格兰·斯蒂文斯：是的，只有极少数例外。资本可以自由进出澳大利亚市场，随投资者的意愿，包括外资。政府有权干涉某一家公司的交易，但这种情况非常罕见。澳大利亚只有极少数的特别的案例，政府干预公司的交易，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记者：资本账户开放在汇率浮动之前还是之后？

　　格兰·斯蒂文斯：在汇率彻底浮动之前有部分放开，剩余的对于资本账户的控制在汇率浮动时就全部放开了，所以我们对资本账户放开和汇率自由化是同一天实现的。

　　记者：澳大利亚的房地产、资源价格上涨，制定货币政策是否应考虑资产价格上涨呢？

　　格兰·斯蒂文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全球央行有很多辩论。资源价格非常高，澳洲股市上涨，但今天有所下跌，因为前一天华尔街股票下跌；房地产就相对复杂，悉尼有些地区价格下跌，有的在上涨，不是一个简单的画面，但前几年价格上涨是确实的。

　　货币政策肯定要考虑到资产价格的变动，尽管我们并不寻求特别针对某一类资产价格的变动，我们的总体目标是要考虑消费价格和通胀。

　　记者：一周前，澳大利亚提高利率是否主要是因为通胀？

　　格兰·斯蒂文斯：是的，我们的一些数据表明通胀超出预期，除此之外经济发展比预期增长强劲，有潜在的中期通胀压力，所以我们小规模的上调了利率。我们发了声明解释这个情况，几天前发了一个有关经济情况的说明。

　　记者：澳大利亚经济持续十多年发展，有何经验可以分享？

　　格兰·斯蒂文斯：中国也连续很多年增长，而且速度比我们快，看看你们有什么经验和我们分享。我们努力建立非常审慎的宏观财政货币政策，在微观经济结构方面政府努力构建良好的经济金融架构，如劳动力、房地产、金融市场，保证这个市场的有效性和好的回应性，这是我们增长的重要方面。

　　记者：如何看待美元贬值和美国次级房贷风波对全球的影响？

　　格兰·斯蒂文斯：对于汇率问题，我没有什么要评论的。次级房贷市场的事情已经好几个月了，我们正在评估有多少资产是暴露在风险之下的并做出相应调整，当然其中还有很多不确定性，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我相信随着时间能够得到解决。

　　记者：对中国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有何看法？

　　格兰·斯蒂文斯：这个问题是每个国家在不同时候都可能遇到，通常做法是央行缩紧货币政策，这也是中国央行正在做的，至于这些措施是否有效还为时过早，要等待时日。我很同情他们遇到的问题，目前他们也只能这么做，这也是央行的责任。

　　记者：您最近谈到避免出现亚洲经济危机，您是基于什么来谈这个问题的？是否还有出现危机的可能性？

　　格兰·斯蒂文斯：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和当时不一样，资本流入东亚，不仅是中国。实际上许多外资也流出亚洲市场，流到发达国家，东亚、东南亚外汇储备充实，超出需要的外汇储备量。如果出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话，大多数亚洲国家准备更充分了，也应该说有抵抗能力。

　　你提到我的说法是在一个发言中，实际上不是再发生金融危机，亚洲国家能否应对得了的问题，再发生危机可能是不同性质的，反而有可能会在富裕国家爆发，因此，我们都需要做好准备，要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抗各种各样的危机。

　　记者：如果在富裕国家爆发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资本流入到富裕国家吗？

　　格兰·斯蒂文斯：部分可能与资本流入有关。应该说我们也是有过先例的，在美国这样的发达的资本市场，人们愿意冒险，但有时风险超出他们的预期，当然还没有引发全球性的危机，但显然对全球产生了影响，不是来自新兴市场的，是来自全球最发达的、复杂的资金市场的。所以，我想说的是这种冲击不仅可能来自新兴市场，也有可能来自成熟市场。我们不应该认为所有的震荡都来自新兴市场，也可能来自富裕国家，这种冲击会影响到全球的稳定性。我们不能说上一次发生的战争而准备下一次战争的武器。

　　所以，我强调说，我们要增强抵抗力。在亚洲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应该有稳健的财务系统、金融系统，增强汇率灵活性，同时有管理良好的宏观经济调控的管理架构，这样对抵抗危机是有帮助的。

　　记者：你如何看待央行的独立性？

　　格兰·斯蒂文斯：央行的独立性在判断通胀问题的可信度上是非常重要的，这点在亚洲国家它的重要性没有向西方国家显现得那么强烈。央行的官员应该是经过培训的职业人士，当然是在政府所规定的框架之内有自己的空间来进行自己的工作，这在美国、英国都是非常有效的。

　　记者：中国要成立外汇投资公司，有何建议？

　　格兰·斯蒂文斯：我的惟一的意见应该是，接受这些投资的国家与项目，非常有兴趣地了解他们的投资方式是什么，风险管理方法是什么，使命是什么，对资产类别有什么要求，是长期、稳定的持有人还是积极的交易者？由于资金量这么大，所以接受资本的国家都会了解，这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去给出答案，符合中国的利益明确指令给基金管理人，这是中国人民的钱，应该有明确的规则来管理这些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