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上月下旬以来,由于原材料价格持续坚挺,制造商在方便面中国分会的策动下集体涨价,最高涨幅达四成。然而就在昨天,国家发改委宣布调查结果,认定此轮方便面涨价属于行业内部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的非法行为,要求行会立即改正错误。
解读发改委狙击方便面涨价的目的,离不开眼下通胀的大背景。正如本报社论先前所言,目前的人民币已经贬值,今年的购买力只相当于五年前的几分之一,通货膨胀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消费诸领域普遍弥漫涨价风潮的情形下,发改委拿方便面涨价“开刀”,希望达至两个明显目标:其一是警告行业组织慎行价格联盟策略,阻吓企业串通涨价之风蔓延。其二是抚慰民众。发改委利用查办典型案例的机会,宣示维护价格秩序的强硬姿态,希冀在消费品价格普遍上扬的局势下,稳定民心。
在发改委与方便面企业的较量中,暂时以后者表示服从告一段落。但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这次涨价与反涨价的交锋,方便面中国分会正式从幕后登上价格舞台,和其他行业协会一样,成为率领本行业进行价格博弈的领导者。无论官方是否承认它是不是合法组织,它并没有违宪;更重要的是,即便遭受了较大挫折,它的作用已在具体的涨价行动中得以展现。
不过,正像许多行业协会已经展示的那样,方便面中国分会的利益诉求仍然是复杂的、不够明朗的。方便面价格属于市场调节价,企业有权自主决定。这是该分会倚靠的立足点,而从今年上半年开始的原料价格上涨,则为该组织推动方便面企业联手涨价创造了契机。在宣布涨价之初,方便面中国分会作为行业代言人雄心勃勃,宣告要通过涨价促进行业重新洗牌、调整。只是在通胀的大背景下,这一供给方的联盟遭到涉嫌价格垄断的迎头打击——此为幸事抑或是不幸,在目前态势下尚难见分晓。
方便面中国分会以及它所领衔的涨价举动,只是行业协会“导演”的“领涨现象”的一个缩影。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行业协会或学会正在扮演重要的推手角色,推动价格朝着特定的利益方频繁变动。无可回避的是,以价格为切入点,这些行业组织正在对政府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当然,行业本身的市场化程度、对资源的占有广度、与公权力的紧密与否等因素,也使得行会的势力有强弱之别,对政府施加影响的途径也大相径庭。
今年初,针对广东取消燃气初装费的政策,省油气商会予以强烈反对,以向媒体提供意见为方式,制造了一场影响广泛的波澜。仅仅看到行会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对立是不够的。在许多行业协会本身就充当部门智囊的情况下,行会的吁求往往体现为不同政府部门间的政策谈判。今年5月,与交委关系密切的广州停车场协会发起舆论宣传攻势,力挺停车费涨价,希望对既定的限价政策形成压力和冲击;并持续地宣讲车位价格应当由市场调节。
与方便面涨价联盟相比,这些行业组织的意图以及可能带来的结果更加复杂,因为它们所争取的并不仅仅限于价格,而是希望收获更多,亦即政策收益。与充分竞争的方便面市场相比,这些志在涉及公共政策的行业组织更有力量,对民生的干预会更深刻。国家发改委借用高效的行政作为,叫停方便面中国分会的涨价行动,让价格联盟瞬间崩溃。但在住房、交通、教育、医疗等更多的民生范畴内,国家意志或政府立场往往受到复杂的牵制,而这些干涉力量的“召集人”摆脱不了行业协会学会的影子,比如隶属建设部的中国BRT推广委员会对该项目在各大城市的强势推行。
在通胀的背景下,类似方便面中国分会这样的行会组织暴露了更多、更深广的社会图景,它离不开复杂的利益指向、隐蔽的实现手段、难料的博弈结果。简单地以正面或负面评价加之于它们,往往不能将其全部概括。无可否认的是,这一社会图景仍在生成、变幻当中,民众或许无法断绝这些联盟的诞生及其影响,但起码应有足够的鉴识力,甄别它们真实的利益指向,见微而知著,理解个人、社会与政府的方位感,哪怕那仅是一包方便面的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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