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肉贵与“中部”塌陷

　　鲍迪克

　　　7月份北京的CPI（消费物价指数）比上个月翻了一番多，但北京市的物价部门应该还能做到泰然自若。

　　因为北京6月份的CPI只有1％，居全国各省市区的最末尾，7月增长到了2.1％，但仍远低于全国5.6％的水平，估计很有可能再次位列全国倒数第一。

　　胜利者是不受到指责的。在控制物价的工作上，北京的有关部门的确干得不错。不过我认为，这点成绩也没有什么可以被特别颂扬的。事实上，北京市有关部门也确实没有就此大做文章，否则这么“显赫”的成绩不会至今在北京的市民中也鲜为人知。

　　而且，即便是听到过相关报道的人中，相当多数可能也不相信这是事实。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北京的物价的确很高，在某些人眼里，甚至是太高了。

　　不过大家感到的北京物价高，是绝对物价水平高。而这正是北京物价涨幅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基数高了，相对的涨幅自然会低很多。比如，北京的牛肉面本来卖8元钱一碗，由于牛肉涨价成本提高了5毛，现在卖8.5元，涨了约6％；兰州的牛肉面原来2.5元一碗，同样因为成本原因涨价0.5元，却是涨了20％！

　　通过上面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在成本推动型的通胀中，绝对物价越是高的地区，受影响越小，物价越低的地方，受影响越大。此外，就是消费层次越高的地区，受影响越小。比如说，同样都是以钢材为主要原材料，在钢材平均价格涨了6％左右的情况下，铁桶价格涨了6％，自行车价格几乎没变，汽车反而降价大约6％。

　　统计数据同样能说明这个问题。在全国36个大中城市中，今年上半年物价上涨最快的正是长沙（5.4％）、西宁（4.9％）和合肥（3.9％）等绝对物价和消费水平较低的三个城市，而涨幅最低的，则是清一色的绝对物价和消费水平都相当高的发达城市——北京、上海、杭州、宁波、广州等。

　　不过，尽管这些发达城市的物价涨幅不高，居民对物价的反弹声却未必就更低些。其直接原因，应该是这些城市绝对物价较高，因此居民的必要消费支出较高，对物价感受的“弹性系数”自然也就更高——上涨一点点，都可能成为让某些人不堪重负的稻草。

　　其实，中心城市的物价高、生活支出压力大是自古以来的普遍现象，中唐时期便有“长安米贵，居之不易”的说法。时易势移，普遍规律却没有变：古时城市居民的生活、财富标准乃至生存条件，主要是以米（粮食）拥有水平衡量的（官员的俸禄和税赋也多以米计量）；如今决定普通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标准，却莫过于动物性蛋白的摄入量和住房状况。

　　我注意到，恰恰是总体物价涨幅越是缓慢的中心城市，肉价和房价的上涨速度越快。比如，物价上涨幅度最小的北京，猪肉价格上涨却达到64％，极有可能是这个在“全能比赛”中垫底的城市获得的唯一一个“单项冠军”；此外，在大中城市的房价竞赛中，北京还荣获一枚“铜牌”——由于房价未计入CPI核算体系，所以这并没有因此影响北京的全能积分。

　　但房价和肉价的上涨，却实实在在地导致居“长安”更加不易。最不易的是什么人？从一般的经济学理论来看，似乎是低收入群体。有非官方机构的统计数据表明，北京7月份的“穷人CPI（以低收入者消费结构计算的消费物价涨幅）”达到了7.1％，远高于普通CPI.但我们注意到，低收入者全体对于这次物价上涨的反应似乎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烈，一个原因，便是政府并采取了有力措施。我们注意到，最近两个月，中央和各级政府有关提高退休金、增加低补和物价补助的政策密度可谓空前，力度也相当之大，这使得大城市的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增长明显超过物价涨幅。而国务院最近出台的低收入者住房保障政策，这一群体自然也是最大的收益者。

　　按照统计，全国的“富人CPI”也超过了普通CPI，但富人肯定也永远不会是物价上涨的最大受害者。

　　于是我们发现，如今京城肉贵、房贵，与古时候“长安米贵”时的主要受害者，几乎没有太大区别。

　　当年16岁的白居易从江南来到长安，带着自己的诗稿去拜会名士顾况。顾况看到诗稿上“居易”的名字，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住不容易啊。”可见，当初因为米贵而首当其冲的，是有较高文化水平、来到大城市寻求的青年人。对应我们这个时代，基本就是中低层的公司白领和青年创业者。

　　这些人不仅是当代中国创业和创新经济的主要源泉，也是最活跃消费力量——君不见，从电影大片到特色餐厅、从新款手机到经济型汽车，其主要的目标客户无一例外地都是这一群体。事实上，在没有形成真正“中产阶级”的中国社会，这个群体无论是从消费能力还是消费理念上，他们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担当的作用，较之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有过之而无不及。

　　反过来说，如果这个群体的消费能力、生存状况和可支配资金受到过度制约，必然对中国的创业活力和消费增长与提升，造成明显影响。而这种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个社会中间和中坚群体的基本面和政策面处境，却和中国经济曾长期“被遗忘的中部”有惊人地相似。中东部沿海地区享有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而西部则得到转移支付和财政投资的资金扶持。中国的富裕阶层往往在投资政策和政治地位上享受到一定的间接“扶持”，而低收入者则直接受到各种资金上的补助。唯独以青年白领和创业群体这一实际上的中产阶层，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政策面的惠顾，而且还是税赋制度的最沉重的负担者。

　　中国区域经济中部塌陷的问题已经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重视，中国的消费群体同样需要实现“中部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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