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制造了民工的非制度化生存？

　　据传媒8月24日报道，近日，以专为民工打官司而出名的重庆周律师在其博客上写了一篇博文《又有一群“狗日的”跑了》，用极端的字眼辱骂自己曾帮助过的农民工，指责讨薪成功后很多农民工立刻开溜，全然不理律师费一事。

该律师的这种破口大骂引来网友热议，部分网友质疑农民工过河拆桥；部分网友则认为，即使农民工拖欠了律师费，该律师也不应破口大骂，否则有损其作为“民工律师”的形象。

　　许多年前，笔者就耳闻“民工律师”周先生的美誉，其为民工维权的赤子之心令人感佩。但这一次，无论周律师多么正义在胸，他都没有资格辱骂民工。举头三尺是道德星空，周律师以非道德的方式对民工进行道德审判，明显不妥。法律当前，周律师这种粗鄙化的咒骂，比如，恶狠狠地指斥民工“真是他妈的一帮畜生”，已涉嫌违法。其实，与其剖析周律师的歇斯底里，不如追问周律师为何会如此大失其态；与其指责民工过河拆桥，不如逼问民工为何如此不仁不义？

　　学者孙立平在《权利失衡、两极社会与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一文中指出：所谓非制度化生存是指，人们所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缺少确定性，在遭遇某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情况的时候，不是依据明确而稳定的制度安排来解决，而是依靠一次次的具体博弈。而结果，则取决于每一次具体博弈的特定结果。由此，我们不妨追问，谁制造了民工的非制度化生存？

　　诚然，如果不是怀揣傲慢与偏见的话，谁都承认绝大多数民工都是质朴的，憨厚的，重情意的，任劳任怨的，知恩图报的。然而，这群葆有如此优秀品质的民工为何变得滑头，甚至奸巧呢？是谁让民工所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缺少确定性？为什么民工的每一次博弈几乎都气喘吁吁、难见曙光？为什么民工在蝇头小利面前就穷形毕现？事实上，正是因为民工在闯荡江湖中遭遇了太多的不幸和无奈，比如欺骗，比如歧视，比如侮辱，甚至遭受皮肉之苦，他们才变得敏感而冷漠；正因为他们微薄的利益也常常被侵吞，而他们又急切地需要小利，于是小利也让他们失态。

　　即便抛开宏大的历史叙事，揆诸惨淡的现实语境，民工的日子的确不怎么好过。他们首先所面对的是“资强劳弱”的博弈失衡，面对强悍的资方，他们任劳任怨，谨小慎微，甚至忍辱负重；其次，他们遭遇讨薪难的沉重命题。当前，民工讨薪之难，非文字所能尽述，爬高架，跳楼，脱衣服，寄贺卡......一幕幕悲剧让人不忍卒闻。最后，他们无法享受市民待遇，比如孩子上学，办理养老保险等，无不羁绊重重。一言以蔽之，这是一种多么恶劣的权利生态啊，权利如此贫困，景遇如此不堪，还要应付无良老板的盘剥和敲诈，这怎能涵养出健全的人格？相反，日积月累，一颗颗质朴的心逐渐疲惫而坚强，甚至坚硬。因为，要生存就必须适应丛林化的游戏规则，有时就必须变得狡黠而市侩。具体而言，报道中所提及的六十余名民工，不正是遭遇公司老板携款逃逸、公司停产的凄惨场面吗？那种绝望和悲凉谁能体味？

　　其实数日前，孙立平在专栏文章里谈到底层沦陷时，就以周律师帮助民工打官司却遭出卖和背叛为例，来引出一个命题———我们实际上不得不痛苦地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在生存生态恶化背景下的底层沦陷，或底层堕落。底层为何会沦陷？匮乏的资源，狭仄的生存空间，会从根本上扭曲人们的价值观与是非观。再进一步说，底层的沦陷是整个社会沦陷的一部分，不过底层的沦陷要比整个社会沦陷的速度更快，沦陷的程度更深，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资源来抵御这个沦陷的全过程。

　　曾几何时，好心人不敢救人，因为害怕会被反诬一口。日前，湖北5名贫困大学生知恩不感，一次也没有主动联系资助者；现今，周律师为民工打抱不平，却收取不到该收的律师费。底层的沦陷以一种沉重而井喷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不能不让人叹惋而深思。在这里，笔者并非为这些人开脱。但无论如何，如果不是生存生态恶化，谁也不愿沦陷，当我们指责民工忘恩负义时，我们不应回避民工非制度化生存的尴尬与无奈。让民工活得有尊严，他们才会有尊严地行事。否则，在不分青红皂白的唾弃中，谁也得不到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