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随机调查了几十名即将上毕业班的大学生,初步得到以下结果:35%的被调查者表示大学最后一年的主要任务是考研、专升本,45%的被调查者表示最后一年的主要任务是找工作,80%的高职生被调查者表示,最后一年将主要在校外实习,只有不到10%的被调查者表示,最后一年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大学学业,做好毕业设计。
询问有关学校,笔者得到这样的回答———本科学校告诉我:“现在考研竞争这么激烈,找工作压力这么大,大学第四学年,学校的课程不可能像以前要求那么严,主要交给学生复习,找工作,何况大学生的心思也不在学校里、课程上了。”高职学校告诉我:“高职教育必须以就业为导向,学生就业情况不好,一切都是空谈,第三学年让所有学生都去校外实习找工作,是很多高职的普遍做法。”
如此一来,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学本科四年变成了三年;高职高专三年变成了两年。如果再往前推,高中三年,最后一年其实在全面进行复习———高中学两年,全面复习一年。
从“效率”上说,这样的教育,“衔接”十分紧密,而且,也是当前升学压力、就业压力下不得已的选择。可是,如此的教育,不但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更重要的是,让教育偏离应有的方向。
拿考研来说,按理,申请读研、报名考研,应该在取得学士学位之后,可是,应届毕业生准备考研,是在大学四年级上学期,参加考研,是在大四上学期结束,这个时候,所有应届毕业生都只是准学士学位获得者。于是,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名学生因全力准备考研,耽误了大学课程以及毕业设计,学校念其已经被某校录取,而在课程要求与毕业设计中“放其一马”。有的学校甚至为了鼓励学生考研,主动降低正常的本科教学要求,以便学生能在考研竞技场全力以赴。
拿就业来说,按理,学生择业,应该在大学毕业之后开始,这样,可以保证大学教学的质量,但是,学校在每年9月就公布当年应届毕业生就业率的压力下———国外统计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往往在学生毕业一两年之后———无不要求学生从大学四年级一开始(甚至提早到大三下学期),就认真准备寻找工作,辗转于各人才市场,而大学生也担忧毕业之后工作无着、衣食无着,于是无不希望能早点落实工作单位。由于在校学生尚未取得毕业证,无法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所以,双方只能签订协议书,而在学生毕业之后,学校还将发给学生“报到证”,以此证明学生的身份,让学生去用人单位报到,并签署正式的劳动合同。可以说,协议书、报到证,都是由于就业工作前置而新增的环节。
再拿高考来说,按理,高中教育的责任,在于让学生达到高中会考的标准,培养合格的高中毕业生,而此后高中毕业生选择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报考大学,事实上,是高中毕业生的个人选择。学生在社会上参加考试,而且升学情况好坏,不与高中教育直接挂钩,方可使高中教育能立足高中,而不是一切为考大学做准备。
这样的教育导向,引导基础教育围绕“升学”来安排教育教学,引导高等教育重视职业化、功利化、技能化的教育,而忽视非职业化、非功利化的教育。而相关的制度安排,也充分体现这样的导向。
同样,对于教育的功能,大家的共识不是让受教育者得到受用终身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价值观念,而是能升入好学校,能找到好工作。那些能让受教育者更好升学、更容易找到好工作的学校,就越容易受到受教育者的追捧,而学校为升学、为找工作而采取的各种“挤出其他教育”的措施,也往往得到一致喝彩———受教育者会认为:“学那些无用的功课有什么用!”———这又将促使学校在强调升学、强调就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功利化的教育,在短期,可能会满足受教育者的功利需求,而从长远看,则可能导致受教育者“有名无实”,缺乏与身份相对应的能力与素质。
改变教育程序的错位,不但需要改变教育导向及相关制度———比如考研制度、高考制度,改单一的评价标准为多元标准方式录取,使学生不至于在考试上耗费大量精力,即便“程序提前”,与学业并行,也不至于造成对其他教育的“挤出”。还需要整个社会转变教育观念,要明晰哪些“功能”应该由教育承担,哪些功能不应该由教育承担,当教育不能完成本身的职责,却去承担其他职责时,必将导致教育质量缺乏保障。这是导致大学生供给数量多,而用人单位却无法寻找到合适自己人才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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