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贪官的投入产出比

　　古代一个“上任三把火”的新官变为贪官的时间往往是三年。并不因为这是“腐败堕落”必须的时间，而是因为它是经过清晰的利害计算后的结果。第一年要树政绩，造口碑，建立一个好官的名声，打下贪污的基础，第二年要边树政绩，边讲“实际”，开始尝试操作贪污，到了第三年，一切在掌握之中了，基本上就可以为所欲为，大贪特贪了。

　　在天理国法人情并存的社会中，小老百姓利益受损后往往争取的并不是法理上的完全胜利，而是争取力所能及的一点点补偿。因为小老百姓明白，纵使天理国法大于人情，但在社会的现实操作当中，天理和国法往往只停留于口号和纸面，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人情，是你能争取到人情的实力———也就是通过打点交结朋友的能力。穷人没法与富人比拼这种能力，所以作为弱者的一方，小老百姓往往争取的是一点点可能的补偿，而非完全的真正的公平。

　　《位子决定脑子》，初看起来平淡无奇，但却具有一种穿透性力量，对于想要了解中国社会潜规则运作规律和运行机制的人，这是一本难得的解惑之作。

　　作者叫田夫，自称是一位曾经成功但后来落魄的商人，现在靠煮字为生。但是这本书基本上没有文人的穷酸，而字里行间，是作者将二十五史翻过来玩过去如数家珍式的能耐和从容，作者具有无比冷峻的思维，精于计算的头脑，这本书将中国历史文化里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用极其精确地语言传达了出来。

　　作者立论的基础是，上千年来影响中国人思维的东西是特权，这使得中国人与讲求法治的美国人不一样。处于不同位子（权力基础）上的人的思维，往往是由所处位子本身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二十多个封建朝代，从来只是一家代替另一家坐上皇帝的位子，而鲜有更本质改变的原因。无论是贵族之后登上皇位，还是农民之子登上皇位，最终他们都要为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权力基础而努力。只要特权社会没有改变，这就是一种必然规律，一些失败农民起义领袖暂时“没有背叛革命”是因为他们还没来得及背叛，一旦他们坐上那个位子，必然都是急于斩断与过去的联系，因为他们已经告别“穷人”生活，成为了一个“新富”，富人的一分子。

　　在整个封建社会，官与民的关系实质上就是“狼”与“羊”的关系。尽管官被很理想化地赋予了“牧羊犬”这一角色定位，但这种对“官”能够很好地履行“牧羊犬”角色的理想主义期许，却无可避免地使“狗”演变为“狼”。在“特权”加“人情”的社会里，做官就是一种投资回报率极高的产业，金钱和私下的好处成为“硬道理”、“硬通货”，“社会公义”最大程度地被漠视，而“肃贪”也往往变成一场排除异己的游戏。

　　这本书的精妙之处在于，将古代官场的生存智慧和游戏规则，以一种相当精准的方式予以概括，甚至作者搬出经济学家的计算器，计算为官的投入产出比，计算贪污的风险成本。为什么无论用多么严厉的惩处手段都杀不尽贪官？作者经过计算得出结论，贪污的投入产出比之大，远远超出所承担的风险成本。受到严惩甚至遭到杀剐的贪官不可能超出某个比例，伴随贪污的并不总是惩罚性回报，贪污有风险但风险成本并非100％，它是可控的，可以控制到很低，甚至经过合理的手段，风险成本可以减为零。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的雷霆治贪手腕，怎么可能将贪污者的企业家精神扼杀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