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策环境展望(实录)

    嘉宾：

　　戴相龙, 中国天津市市长

　　樊纲(樊纲新闻,樊纲说吧)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晓强, 中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

　　William R. Rhodes，花旗银行董事长、行长兼首席执行官

　　Nicholas Eberstadt，美国公共政策企业研究所政治经济学亨利·温特学者

　　主持人：诸立力，香港第一远东投资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世界经济论坛理事会成员

　　2007年9月6-8日，“世界经济论坛首届新领军者年会”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为“变化中的力量平衡”。

　　主持人(诸立力，香港第一远东投资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世界经济论坛理事会成员)：我们现在就要来讨论一下中国的政策环境，昨天大家参加了开幕式，听了温家宝先生在他的讲话中给我们进行了全面的逐步的回顾了我们中国在过去几年当中环境的政策,而且也提出了有远见的见解，今天要进一步谈一谈政策指定的问题，我们在未来还会有些什么样的政策。我左边的是樊纲先生，大家知道樊纲先生他现在是国家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同时也是中国改革基金会的负责人，他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五个中国最有智慧的经济学家之一，在樊纲旁边的是戴相龙先生，他是天津的市长，他之前就卓有成就，在成为天津市长之前，曾经是中国中央银行的行长，我们非常欢迎戴市长能够在这里。下一位要介绍的先生是张晓强先生，他是来自国家发改委的副主任，他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一些见解，我们对他能够参加这个会议，感到非常的感激。我们看到的是花旗银行董事长William R. Rhodes，他在国际银行业当中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在花旗银行已经做了50年，是一个活的百科全书了，他对金融业非常了解。他在93年以来，一直在中国政府部门提供咨询，我们可以说他是中国目前可以说是最优国际经验的一个金融方面的专家。下面的是Nicholas Eberstadt先生，他是来自美国的一家政治经济的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他本身对于经济对于人口的变化，对于人口比有非常好的研究。这也是我们在整个论坛当中，经常会讨论的一个问题。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先请戴市长给我们讲几句话，我们是一个互动型论坛。我们让嘉宾问他们问题然后回答问题，最后有一个集体的讨论。戴市长你在做央行行长的时候，你是非常知名的，然后做了市长。天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在这里你会看到，有些竞争，跟北京竞争，北京到天津很短的时间就到了，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们说说，你是天津的市长，你觉得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角度来说，和你在以前的职务上有什么区别。

　　戴相龙（天津市市长）：很多人问我，中央银行行长跟直辖市市长有什么不同，我说都很紧张，都很累，我们也都很认真。中央银行行长只有一家没有人跟它竞争，我们跟美联储有很大不同也没有什么竞争。当直辖市市长，就有竞争，不但要比较增长速度，增长质量，还要比较环境生态建设，我看这个也没什么不好，现在我们工作状况就是5+2，就是5天工作日再加星期六星期日，星期六保证不休息，星期日休息没保证，但是还有白加黑的问题。但也很有成就感，当天津当市长，我觉得决策有很大变化，在党政机关工作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到地方要处理各个之间的关系，你必须依法公正公开透明的办事，因为每个企业法人都是独立的经济实体，我制订了100多个行政法规，我在拆迁土地，在占用土地，在商业土地出卖都是公开拍卖，招标挂牌。我们现在政策更加依法公开透明了，就拿我们天津来说，我们国家已经把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纳入了国家的发展进程。首先党中央提出了建议，第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出了决定，第三国务院制订了具体的开发开放头等经济滨海新区的头等意见。其中有一条重要政策，原来我们想争取向深圳或上海浦东新区一样，对外省投资企业有一个优惠政策，这样可以吸引外资。我们的所得税是并轨的，天津滨海新区你不能这样搞的，因为现在已经参加了WTO了，在天津能做的就在其他能做，就没有给我们这个政策，就没有给我们滨海新区一个区域性的特殊的政策，这就是跟过去不同的。他给了我们很重要的改革的政策，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改革综合配套实验区，建立保税港区等等。这就是我们国家重大问题决策跟过去很大不同。我们在天津是依法，部分大中小企业，部分内外资企业，我们在关系上都是依法办事，公开公平处理问题，我就是简短介绍到这。还不要忘记介绍这条，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进展非常顺利，就讲一条交通，明年这个时候，从北京到天津115公里坐快速铁路只要28分钟，5分钟发一次车。我邀请你们明年来参加在天津召开的达沃斯夏季论坛会议，我愿意明年夏天跟你们再见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戴市长。我希望在接下来的9月份可以能够到天津，我们也希望，在1月份的时候，能够邀请您到达沃斯到瑞士去参加世界经济论坛。Nicholas，你是在中国做咨询的，在中国待了20多年，你在金融方面很有经验，你觉得中国在过去的25年中改革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William R. Rhodes：（花旗银行董事长）：我非常想参加明年的达沃斯经济论坛，在1983年来到了中国，我从来没有看到像中国发展这么快的情况，我可以说它是历史性的有非常好的结果，我觉得从金融角度公平的说，金融的改革应该是跟深圳在1992年在南巡讲话，反映的非常的清楚。在以后中国加入了WTO，那个讲话之后，我们发现中国国有银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很多坏账的比例开始降低，他所占的比例开始减少，我们发现，在其他方面有了非常好的改进，比如说在治理方面更加透明。还有一些其他的银行，比如说像中国农业银行等等都开始走向了市场，这一切有非常大的影响，另外中国同时也允许一些外国的银行，比如我所在的花旗银行进入到中国参与市场，我们在北京现在已经有了20多个分支机构了。在昨天我们也宣布，在今年的12月的时候我们要在这里再建一个我们的分支机构，那个是我们数据的中心，另外，我们根据中国法律允许范围内在银行当中可以占24.9%的股份。我们跟上海浦东银行进行合作，跟广东的发展银行也有合作，当地的银行，外国的银行，现在已经合在了一起，这个在15年和25年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看到金融的体系，我们必须要能够有更好的安全的措施，以便能够使得当地有更好的发展。在当地债券市场，也需要有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同时也看到外国的银行的机构的进入也从一定程度上刺激促进了这个市场的发展，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需要有进一步的推动，有进一步的发展，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我觉得整个当地的银行需要在风险管理方面做工作，在过去的5年当中，更需要这么做了制订价格的方面，也需要有进一步的改进，我们应该让市场来决定价格，这样的话，就会进一步促进这个市场，同时证券的也会进一步好的发展银行业对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只沉睡巨狮”，现在醒来，我们看到在中央的银行它在这方面做更过的工作。

　　主持人：樊纲教授，大概是拿破仑说让巨人睡下去吧，一旦醒来就会震撼世界，尤其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比较谨慎，做很多很多试点，先走路去跑，经过30年后，中国觉醒起来了，那么觉得在执行新政策方面是不是加快了呢？

　　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我觉得还没有完全醒来，正在醒的过程中，决策过程，现代比过去更复杂了，首先去年中国刚超过了年均收入2000美元，所以说明我们还是很穷，就是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当中国的平均人口收入只不过是100—200块钱的时候更复杂，这是70年代的时候，这样就需要有一个很好的法律体制，才能让这个国家运转的更顺利。这个国家政府也要依靠这层法律使经济运转的顺利，我们颁发了许多新的法律，我们法律体系，结构也有所改变，我们认为现在的中央政府，和当地政府的领导们都要受这种法律体制的约束，法律体制也变得比较复杂。

　　第二点，2000块钱的数字说明，中国的经济变成一种双轨经济一方面有中产阶级，在城市里增长起来，他们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一种经济还有一些社会要求，环境要求，但是同时在很多地区也非常非常穷困，有许多人，基本上只能满足基本生活要求，这个差距是相当严重的，而且这些环境问题，变得越来越另决策者关心，尤其是对经济决策者越来越关心这些问题，正是因为这个，领导人包括温家宝总理，都提到了和谐社会这些一个概念，还有许多谈到了许多社会问题，就像戴市长那样子，他们的目标多种多样。过去5年前，是很简单就是一个GDP增长，一个就业的问题，现在要考虑很多别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个决策过程变得越来越复杂，经济政策，更难来制订，因为所有的利益集团，其他的关心社会环境的生态、文化所有这些因素都起着重要作用，所以这也是进步的一部分，也是政府所面临的一个挑战，要怎么样去掌握这些事情，来促进下一步的发展。我知道政府面对这些问题，面对这些挑战，并且我认为在下一阶段，做决定的过程中会看得更复杂。

　　主持人：谢谢。尼克对中国的长期投资者来说，中国老龄化这些对投资来说，对人口的增长和情况增长，今后是不是能够保持活力。

　　Nicholas Eberstadt（美国公共政策企业研究所政治经济学学者）：这是一个少有的容幸，我们在考虑中国情况的时候，有许多挑战，有政府的机构，还有从导向出口，经济发展转向一个消费者驱动的经济，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今后一代大量城市化的过程，这是一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中国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口政策，甚至可以说中国今后的发展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应该说中国的人口政策是非常成功的，在70年代早期，中国人口出生模式就是每家4、5个孩子后来1979年开始奉行人口政策，看来中国的生育率掉掉的快，像深圳上海北京，大概是每一个妇女生一个孩子，这是非常低的。但是这种表面上的成功也会带来一些没有想到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破坏长期的经济增长，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的稳定，我这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讲一下长期的劳动力发展，由于没有能够得到这种补充，人口将会达到一定得高峰，主要劳动力的增加就是50岁以上人在今后会有一个峰值，会有一个老年人的人口爆炸，中国老龄化增加非常快，比过去见到的要快得多，现在这些已经出现了，怎么样为这个巨大的老年人口提供服务业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在很多地方中国收入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由于这些变革中国的2500年的人口传统很可能在今后一代人就要结束了，什么意思呢，可能觉得有点夸张，像北京现在大家都是生一个孩子，换句话说，在中国有些地方，有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形成了，年轻人没有兄弟姐妹，上百年来中国文化的维持，是根据这种社会资本来维持它的稳定，这种社会资本已经消失了，可能有一些代替品，现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说男婴跟女婴之间的不平衡，这个是慢慢形成起来的，现在可能有5个男婴，有4个女婴出生，这些小孩都要成长起来，在今后几十年中，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很多年轻男子找不到老婆，这对中国的稳定有什么影响不好说，随着情况的发展我们会越来越清楚。最后，在现代社会中，国家的财富不是来源于土地，而是主要来自它的人口，中国的人口并不是一种坏的事情，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是今后繁荣富强的基础，我们应该相信父母会做出有责任的决定，保证中国的繁荣富强，有助于世界的繁荣富强。

　　主持人：张先生我首先祝贺你和同事们让我们到这里来来组织这个论坛，这是一个成功的论坛，非常感谢你。我们知道你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劳动才实现这么一个盛会，这新一代的领导人马上要在十七大选择出来，会怎样影响政策制订过程。人口方面的挑战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在论坛上没有怎么去谈论这个事情，你能不能发表点意见，再可以谈谈十七大的情况吗？

　　张晓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在过去3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绩，温家宝总理把昨天归结于我们坚持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基本方针，我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中国的领导层会坚持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不动摇，同时中国经济30年的快速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我们有很多新的机遇，也有很多新的挑战，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要根据我们发展的经验和面临的新问题，坚持不断创新，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这样一个方针和路线。比如讲我们在过去比较注重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有些地方集中于GDP增长为第一任务，现在我们就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全面的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过去我们的经济发展比较快，在社会事业发展方面有很多落后的地方，今后我们将更加注重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在我们新的发展环境下，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的对外开放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已经并且应该更积极的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竞争与合作中去，更加扩大自己的对外开放，同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与合作中，注重增强创新能力，依靠科技进步的力量转变我们过去这种粗放的增长方式。走出一条新兴的工业化道路，再比如说，面对像气侯变化这样一些近年来引起全球高度关注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13亿人口但是人均GDP只有2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既要保持发展所必须的能源消耗，又要根据联合国气侯框架公约确定的公共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国际社会一起积极应对气侯变化，至于刚才所谈到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问题，我个人感到这是中国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很多人说中国是“未富先老”，而中国在人均GDP大约3000美金的时候，老龄人口就要超过10%，我想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关键还是在于要重视科教兴国战略，提高技术水平和国民素质，这样才能使得我们过去那样一种主要依靠资金物质和大量的年轻低成本劳动地发展，走上一个依靠科学技术，和高素质人才持续发展的道路，我相信我们的领导人是具有这样一种长远的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来统筹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的。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这个放宽的政策在滨海区是不是可以试点实行呢，也许是一个半玩笑的问题。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开始自由的讨论，如果在座的有问题，请先介绍你自己，然后说清楚你想问谁，我想强调说如果大家想发言的话这个会议是记录的。

　　观众提问：我是新华社记者，天津作为境内的居民投资香港股市的第一个试点在8月23号时候可以办理，到现在还没有开通，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开始办理。

　　戴相龙：我们已经看到国家外汇局公布了要在天津试点，中国境内的居民可以用自己的外汇或者是用本币购买外汇，到香港购买股票和其他证券产品，这是一件好事，也有利于繁荣香港的证券市场，也有利于扩大居民的投资，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我们收支的平衡，但是具体是在什么时候试点，我想应该由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去公布，在天津施行我会尽我们政府的责任，做好工作。

　　观众提问：我是詹姆斯，我非常容幸在国际金融论坛去年9月时候见过戴市长，我的问题是向你提问的，在座的有很多的企业家，他们都非常感兴趣的是要参与到中国的迅速增长过程当中来，其中原因是非常清楚的，为什么我们要参与，我们很清楚，我们希望与中国建立长期互利的关系。戴市长我想问一下，你希望在座的企业家如何能够为这个天津的增长和繁荣做出贡献，如何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戴相龙：中央政府决定把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作为战略，成为国家一个新的国家级的新区，要把天津建成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这样的新区，不但是经济新区，也是一个社会新区，生态新区综合改革实验区，我们正在规划500多平方公里的产业功能区，有100多平方公里的物流港口区，今年港口吞吐量达到3亿吨，25万的船可以随时进出港口，我们要建一个80平方公里的化工区，我们还要建一个100平方公里的现代工业区，汽车生产能力到2010年会达到100万辆，我们还建一个103公里的林岗工业区，我们还建一个30平方公里的高新技术园区，还有一个旅游度假区，我欢迎我们每年的投资增长在20%以上。我欢迎外商参与我们的港口建设，欢迎大家参与房地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我们第三产业是占GDP的40%，欢迎大家在第三产业方面进行投资。我们现在开发开放，势头很好，也会遇到人才缺乏的问题，更多的欢迎国内外的优秀人才参加到天津的开发开放中去，给他们一个发挥作用的条件。再一个我们会按照国家的管理，公开公平的给予环境，依法保护外商与国内企业的合法权益，当然我还说一点，欢迎大家参与到交通建设方面。总而言之天津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会为国内外企业提供很大的投资机会，我也欢迎加拿大的企业，到天津更多的投资，我也希望把加拿大的树种迁移到天津来。我这个天津总的来说，很多都好就是树少了一些，所以怎么样培养树种极重要。

　　观众提问：我是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我想问一下张主任也许戴市长也可以以中央银行前行长的身份回答这个问题，中国现在资本帐户有顺差，贸易有顺差，还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都是投资在这些收益率比较低的资产之上，这些本来是可以用于扩大内需，扩大内部消费，中国可以增加在世界上的进口，也可以成为其他地方增长的火车头，我想问一下贸易顺差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提高国内的生活水平呢？

　　张晓强：近几年外贸出口的增长，形成了双顺差，使得我们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到7月底外汇储备接近14000亿美元了。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这样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积极的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增加工人的工资，增加就业，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保障等等，这样使得中国今后发展从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的拉动，加快转变为国内需求为主，和国外需求共同拉动的方向。对于我们存在的大量的外汇储备，确实要合理的使用它，一方面中国政府将鼓励中国企业更多的进口适合中国市场需要的各类产品，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将鼓励有条件的中国企业积极的开展海外投资，大家都知道我们正在抓紧设立中国外汇投资公司，开展海外投资，刚才大家问到中国政府做出了新的决定允许中国居民个人使用外汇到境外去开展股票证券等类的投资，去年我们已经试点开展了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的业务活动QDII，所以这些措施都表明，中国是在向着一个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方向在努力，但是我想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形成的产业结构的变化，目前中国是一个大的装装配中心，和加工业的基地这种状况的形成是世界产业发展客观形成的，中国的出口60%是外商投资企业，因此这种结构的调整需要有一个过程。

　　主持人：谢谢。戴市长你要不要补充。

　　张晓强：首先中国人的消费并不多，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消费，而是因为他们没有钱，最缺钱的是谁呢？中国的70%的人口仍然很穷，他们人均收入低于1000美元，这不是政策的问题，这是市场的问题，现代有很多农民工正在寻找就业机会，这么大的待业的人口使得他们工资很低，如果我们人民币升值了，也许中国的购买力增加了，如果人民币升值导致了就业机会的减少及有些这样就业机会不会到美国，可能到越南等等，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有消费能力的人可能会更好，由于这种收入的差距，虽然GDP增长的很快，但是他主要是集中在少的人口上，集中在中产阶级身上，大部分的穷困人口他们仍然没有得到消费能力，我们这个问题应该全面看，当然机会是存在的，我们怎么去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呢？是通过补贴，来做吗？还是把社会建成一个社会福利式得那样，通过补贴来提升他们的消费力呢？如果有一天中国顺差没有了怎么办，我们必须要从拉美的经历当中吸取教训，能够去发展或者实施一些过渡消费的政策，要改的不是政策，而是体制，我们需要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增加消费，减少储蓄，我们要通过市场的力量使人们受益，中国的储蓄力增加但是并不是消费者的储蓄增加了，一般的家庭都是存款25%，然后自己支出75%，但是我们的储蓄率很高很大程度的原因是企业的储蓄率很高，有些就是在我们要求一些资源型的企业，应该跟社会分享他们的收益。国营企业有很大的盈利他们不把盈利分红给政府，这些都是体制上制度上的问题，而不是政策上的问题，这个问题比大家想象的更复杂一点。

　　主持人：我想问一个问题，樊纲你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昨天中国央行又宣布了提高储蓄准备金，这个决定会把1700亿左右的人民币，从流通当中拿走，你觉得这一次的提升是不是会最后一次。

　　樊纲：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提给周小川来回答，除了这七次的准备金的提升，我们今年还有4次利率的提高，这些都是中央银行手中可以使用的政策工具，那么这些手段对于减缓经济增长是不是有效，因为今年上半年增长率超过了11%，同时人们提到第三季度可能会达到12%以上，是有效还是有问题？但是它的目的是减缓证券市场上的投机，现在就是我们看到有些储蓄的资金被拿出来投到了房地产市场和股市，政府有必要通过政策意识到有必要采取政策减缓这方面的投资，他们再宣布提高准备金率还有利率，也许我是不奇怪的，如果还有进一步的利率增加，还有准备金的增加我是并不奇怪的也许你应该问周小川这个问题。

　　戴相龙：只有一点需要补充，还有利率之外中央银行采取的一些其他措施，这些措施其实都是有很好的效果，它可以货币供应量很好。

　　主持人：中央银行在流动性方面也做了很多，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们增长究竟是在什么方向，政府如果从管理的角度来说，要做些什么？

　　William R. Rhodes：我们谈到了问题这也是人民关心的问题。

　　主持人：尼克我向你问一个问题。温家宝总理讲话的时候你在吗？他谈到了几个问题，比如说民主改革的问题，我当时在我们这次论坛回走动的时候，我发现人们都在讨论这个问题，美国代表着民主，同华盛顿的角度来说，温家宝总理提到的民主的建设，你们的智囊团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你们会怎么解释他说的话呢？你们的观点是什么呢？我们还要请张先生说几句这个方面的问题。

　　Nicholas Eberstadt：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下一步我们怎么做才能够使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温家宝总理在昨天的讲话中也提到了比如说国家的养老金制度，这对于国家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可以说是一个民主的挑战，刚才在讲话当中，也提到中国的传统的养老方式，实际上就是家庭养老的方式，它实际上不能解决现在的正在退休的人的问题，目前在即将退休的人口当中，三分之一的人可能不再有儿子，这个和最近退休的人相比是不一样的，目前的养老金制度，覆盖了很小的一部分人群，从农村城市的角度来比也不平衡我们觉得能够在全国开始一个覆盖面更广的养老保险制度是非常困难的，这对于中国未来来说可以说一个挑战。

　　主持人：张先生你想说几句吗？

　　张晓强：居民消费价值的涨幅也在扩大，我们明确要把遏制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包括刚才提到的货币政策要从过去的一种适度向稳中适度从紧来调整，我们今天财政收入增长的很快，要利用这部分收入，更合理进行支出，加大对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

　　在中国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的同时，发生了美国次级放贷市场信用危机而且波及到全球，我想中国在扩大开放的客观形势下，更要进一步的来完善我们的金融体系，包括加快推进我们的现代银行企业制度建设，加快完善我们对金融市场包括证券市场的管理防止过渡投机，包括我们进一步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这样使得我们经济比较平稳的继续向前发展。

　　主持人：各位我知道大家还有很多问题，但是现在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现在要休会了，我现在非常抱歉。我们一起鼓掌感谢各位参加讨论的嘉宾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