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亚洲金融论坛在香港举行。央行行长周小川作了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到一个专门讲“金融压抑”理论的经济学家，有媒体录得“斯坦福大学教授瑞纳·马肯纳”，内地通行的译法应是“罗纳德·麦金农”。一年前，央行下属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过他的文集。
此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中，政府广泛的、并自我强化的微观行政干预造成了市场分割，造成相对于不同企业，存在着不同的土地、劳动力、资本价格。其中，资本市场的分割即“金融压抑”。身处“金融压抑”环境，政府实行金融管制和信贷配给，没有发育完全的资本市场。金融业不能发挥资金资源配置功能。麦金农给“金融压抑”开出的药方是“金融深化”，即政府通过对外开放促进对内改革，逐步实施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弹性化，最终放弃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干预和管制。
周小川香港演讲，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和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仍是语境中最鲜明色彩，选择《金融机构自身健康是金融市场稳定基础》为题很贴切。有趣的是，根据演讲文本看，很多时间，他似乎在努力解释一个更大的更长期的题目，即如何看待中国金融改革与金融稳定的关系。
他估计，金融体制改革还是要坚决果断地进行，力度还会加大。不过，“有一些事情非常紧迫、需要加快进行”，有的事情“不可能进行得太快”。前者有切断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建立现代化标准等，后者有信贷文化转变、机构投资者培育、投资者教育、公司治理结构改进、金融人才培养等。
我以为，所谓“非常紧迫”的事情中，应有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一项，而此事贯穿金融体制改革始终，既可加速解决同样“非常紧迫”的事，更能催化“不可能进行太快”的事。
显然，周小川对麦金农的“金融压抑”理论深以为然，并有意在施政实践中有所借重。然病症易断，药方难配。针对中国金融这个具体病患，如何确定麦金农的药方“金融深化”中各味药的剂量，煎制的先后次序，一直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加快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正可以解此难题。中国改革有特区经验，特区的妙处在既是进行改革实验的场所，也是改革的最终成果。特区经验在实体经济转头向外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金融体制改革中应该会有更出色表现。
亚洲金融危机提示了处于金融改革期的国家在外来冲击时会遭遇风险。回顾现有全球金融中心城市与所在国金融开放、金融深化之间的时间关系，可以发现，金融中心城市的形成更在金融开放、金融深化之先。即金融中心城市形成后，将成为一个稳压器，在其他因素配合下，襄助该国在金融改革过程中遭遇内外风险时渡过金融波动与经济震荡。
没有文献证明邓小平同志看到过麦金农的著述。而重读他1991年在上海讲的一段话，一种深刻的理性直觉至今犹闻回响，“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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