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资》:破译铁西密码

　　破译铁西密码

　　文/本刊记者 朱娅琼

　　铁西今日的复兴，如果说经验，就是以创新思想为指导，跳出技术改造的局限，对企业实施系统性改造；跳出单个企业改造的局限，对工业实施整体性改造；跳出工业改造的局限，对二、三产业实施协调性改造；跳出经济领域的局限，对市场经济所需社会条件实施彻底性改造

　　9月的沈阳，云淡天高。

　　穿行在沈阳铁西新区一片片雄伟挺立的工业厂区之中，记者强烈感受到铁西装备制造业雄浑有力的心跳。

　　自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以来，有“共和国装备部”之誉的铁西，在沉寂多年之后，再次赢得世人关注的目光。

　　也许在5年前，这些目光还只是一种期盼，甚至带着怀疑；而5年之后，这些目光则转为肯定和赞叹。2007年6月9日，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命名的“铁西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暨装备制造业发展示范区”，在沈阳市铁西新区正式揭牌。铁西新区成为中国首个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示范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务院振兴东北办主任张国宝表示，铁西区的变迁是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取得成果的一个缩影，可为其它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示范。

　　据最近一份权威数据表明，在全国54个国家级开发区排位中，铁西新区的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实际利用外资等8项主要经济指标上超过了杭州、宁波，进入了全国前10位。

　　2007年上半年，铁西新区装备制造业完成产值263.7亿元，同比增长43.6％，占区域经济总量的52.9％。目前，铁西装备制造业的77个主要产品中，有44个产品市场占有率居国内同行业首位，其中盾构机、百万吨乙烯装置用离心压缩机、750兆伏安变压器等18种产品列世界前10位。“铁西装备”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声名远扬。

　　跨国资本向铁西的大举转移是铁西重新崛起的一个重要信号。截至今年8月，铁西新区已有28家世界500强企业以及83家跨国公司的合作项目投产。近日又有两家世界500强企业正式签约，并有10余家达成投资意向。2007年上半年，铁西新区直接利用外资5.6亿美元，同比增长21％。

　　用“翻天覆地”来形容铁西新区5年来的变化，一点也不为过。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造就了今天铁西的辉煌？作为“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装备制造业发展”两个示范的铁西区，其成功的经验到底是什么？

　　《中国投资》记者经过多方探访，试图破译铁西重新崛起的密码。

　　辉煌与沉寂

　　5年以前的铁西，不仅是沈阳的伤痛，也是国家的负累。这个昔日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共和国装备部”，在20世纪末期已然伤病累累，萎靡不振。

　　辉煌一页

　　铁西区素有“东方鲁尔”之称，是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和装备制造基地。上世纪60年代，铁西就形成了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骨干，以机器制造工业为主体，涵盖机床、电线电缆、重矿设备、通用机械、电力机械、化工、制药、冶金、纺织、轻工、建材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生产基地。

　　有数据为证：1960年，铁西工业区生产的金属切削机床已占全国的14.9%，其中，大型机床占全国的28.2%，电线电缆已占全国的25.1%，风机占全国的25.3%，变压器占全国的40.6%。 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铁西老工业基地在全国工业布局中，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铁西区政府副区长、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董峰自豪地告诉《中国投资》，铁西区在2002年以前就诞生过装备工业的300多个共和国第一，拥有较为完备的工业基础和深厚的技术积淀。

　　然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凸显，铁西老工业基地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当时有近3000户工业企业停产，半停产，亏损面和亏损额居高不下，约15万职工下岗失业，成为“东北现象”的典型代表。

　　病因探究

　　为什么铁西这个“工业巨人”会陷于困境？董峰列举了几条原因：“20世纪末期，我们在计划经济固有模式打碎的同时，还没有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模式，铁西无论在体制机制上、还是生产装备能力上都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一方面为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的渐进式改革承担了巨大的改革成本，另一方面面临着市场经济的冲击和生死存亡的抉择。”

　　他说，当时铁西既有的国有资本比重大，而且资本质量劣化。在39个工业大门类中，国有资本平均比重为58.6%，90%的国有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500多亿元的国有存量资产闲置。负债高昂，装备陈旧，技术进步停滞不前。国有企业负债率高达90%，负债总额达260亿元。由于长期负债，企业没有能力进行技术改造，设备构成老化，全区80%以上主要工业生产设备处于一般和落后水平。

　　另外，投资的缺乏与引资的封闭，导致企业发展动力枯竭。过去依靠国家投入建立起来的老工业基地在“六五”以后，伴随国家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因不能及时适应市场化的投融资体制而陷入困境。当地民间投资不活跃、外来投资极度缺乏。2000年，外商投资额仅为51万美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董志凯认为，铁西的问题是历史长期形成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国家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更新改造的投资不足。进入20世纪80－90年代，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实施倾斜发展战略，重点建立东南沿海经济特区和加速开发广东、上海等省市，国家对东北的建设投资比例明显下降，而此时东北地区大部分企业的固定资产已经使用30年以上，正是需要大规模、整体更新之际。应该说，这段时间，国家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投资是欠账。

　　人的观念保守也是压制铁西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董峰认为，“铁西区多年受计划经济束缚，观念落后，区域内的196个国有大中型企业多数存在思想保守、僵化的问题。这突出表现在：墨守陈规，凡是上级没有规定的，没有红头文件的，企业的体制、机制永远不能改变，即使企业已经濒临破产，资不抵债，也要坚持老体制。“等靠要”的依赖观念严重，等政策、靠救援、要资金，宁可找市长而不找市场。而且，管理模式陈旧粗放，激励机制50年一贯制，严重地影响管理人员、骨干技术人员和员工的积极性。”

　　董峰告诉《中国投资》，2000年，铁西装备制造业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数量比10年前下降了25.7%，人才流失数量比10年前增加了1.3倍。“九五”期间，铁西产值亿元以上的企业，引进具有高级职称以上专业技术人员28人，却流失了64人，净流失36人。“技术人才就是企业发展的活水源头啊，失去了水源，企业何谈发展？”

　　企业破产，工人下岗，经济徘徊，社会不和谐，铁西这个昔日的工业骄子，如今已是举步为艰。

　　难破“怪圈”

　　建设大路，是铁西沧桑巨变的见证。

　　这条长近10公里的繁华商贸街，目前是东北最大的汽车贸易集散地，号称“汽车一条街”。

　　5年前，由于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和一时难以解决的复杂矛盾，群众经常在此大量上访，建设大路成为有名的“下岗一条街”。在2001年，群众在这里上访引起的堵路一共达到186次，平均两天一起，建设大路由此得名“建设银行”——堵路就得给钱，遗留的信访问题多达6000多件。

　　事实上，对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形成的铁西问题，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并不断对铁西进行“输血”。1986年，政府开始了对铁西老工业基地的改造，每年拨款7000万，一共拨了3年。1986至2002年间国家向铁西工业企业累计投入资金240亿元。但是，“输血”并没有强健铁西的“心脏”。铁西始终没有走出“投完了还死，死完了再投”的怪圈，国有企业亏损面达到2/3以上，多数企业负债率达90%。

　　警醒与破局

　　长达16年的挣扎，轮回着希望与失望，消磨着金钱与时间。即便是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的目标，并接连出台诸多倾斜政策后，很多人在兴奋之余，依然不抱奢望——这会不会是又一轮的“输血”与“失血”的历史轮回？

　　“事实证明，就工业抓工业，就企业救企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路是狭隘而偏颇的。只有全方位解决‘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城市如何布局’的深层次问题，铁西才有起死回生的希望。” 董峰说。

　　辽宁社会科学院省情研究所所长梁启东也认为，“振兴老工业基地不等于振兴老工业，不等于单纯振兴国有企业，不等于仅仅振兴大企业，也不等于只振兴城市，更不等于单独振兴经济，而应该是科学发展观下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协调的振兴。”

　　第一步棋：合署办公换空间

　　“体制机制的创新，是一切创新的根本。只有改变固有的格局，打破一潭死水，才能激活发展动力”，董峰说。

　　2002年，沈阳市委、市政府认真总结十几年来铁西老工业基地改造的经验教训，决定整合区域优势，实施铁西区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

　　当时，铁西区积累了近1000亿元的工业资产，聚集着全市45％的科技人才，拥有深厚的工业文化积累和大量的产业大军；而毗邻的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具有政策优势、开放优势、体制优势和资金优势，同时，拥有广阔的工业发展空间。

　　两区合署办公，可以通过统筹管理、整合两区资源以及新区工业与老区服务业实现互补性发展，聚集全市70%以上的工业固定资产，70%以上的大中型企业，65%的产值，70%的利税，以形成新区“工业航母”和老区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董峰告诉《中国投资》，当时沈阳市委市政府顶着压力，创新性地将管理重心下移，下放了规划审批、土地出让、配套费收缴、立项审批等市级经济管理权限，进一步放大了“两区合署”的综合优势。并且，政府还对工商、税务、环保、消防、安监、卫生及人防等部门实行集中办公，简化前置手续，入区项目审批时限从最初的30天降至3.5天，审批事项由350项降至99项，并将各项评价审批费用降至最低，根本改善了服务环境。

　　合署办公带来的体制和机制创新是破解铁西多年困局的第一步棋。

　　只有跳出铁西区本身这个狭窄的圈子，才能开阔视野，开辟空间，获得盘活资产、产业升级、解决就业的机会。这一决策不仅实现了铁西区存量资源、人才资源、品牌资源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政策资源、土地资源的优势互补，凸显了资源、空间、地价3方面优势；而且把铁西老工业基地送上了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腾飞跑道。

　　合署办公的重大决策开辟了铁西改造的“新思路、新体制、新机制、新方式”，初步闯出了一条铁西调整与改造的新路。

　　第二步棋：东搬西建创契机

　　在经过繁华的老铁西区时，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沈阳人就是敢整，那么破的铁西楞是给整活了，折腾火了。”调侃中分明带着一种肯定的语气。

　　出租车司机所指的是铁西区的另一创举：“东搬西建”，与“合署办公”相得益彰。简单地说，“东搬西建”就是将铁西原有的工业企业从铁西区搬迁到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凭借土地级差获取资金，并以此投入进行企业体制机制的转换，实现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铁西老工业基地改造中，钱从哪来是改造的最大问题，向上要不来，向银行借不来。没有钱，铁西的企业活是活不了，就连死也死不起啊。其次，人往哪里去也是多年来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原有的狭小空间里，无法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东搬西建，带动了资本与人员的流动，提供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董峰强调，“这不是人员、设备的简单增减，而是包括产品、人、机制的全方位的改革改造，按照‘搬迁、并轨、改造、升级、就业’10字方针综合运作。”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与改革局副局长、装备制造业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陈克豹说，5年来，铁西共搬迁企业212户，腾迁面积595万平方米，获得土地收益140亿元。其中50亿元用于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55亿元用于支持企业发展，35亿元用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东搬西建”对于铁西振兴的功效，正应了中国一句古话：“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据介绍，在搬迁改造过程中，政府把工作做细做透，完全从企业实际出发。对于沈阳农机总公司、沈鼓集团等有搬迁改造规划的企业，由政府预付改革成本和建厂资金，在开发区为搬迁企业建设新的厂区，待新厂区建设完成、具备生产条件后再搬迁；对于暂时不具备搬迁条件的企业，实行部分搬迁；而对于沈阳电机厂这样生产经营状况较好、不适宜搬迁改造但发展空间较小的企业，则把搬迁其它企业腾迁的土地用于支持其改造做大。

　　合署办公与东搬西建，为铁西工业企业的生机勃发与装备制造业的振兴提供了空间、资金与人力资源整合的可能。

　　“以空间换发展”，成为铁西难题破解的契机。搬迁改造之前的2002年，铁西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为231亿元，企业总数只有190户。新区成立5年多来，全区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社会平均工资都在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递增。

　　兴企之道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也是铁西能否真正振兴的根本。“合暑办公”、“东搬西建”乃至国家的重视和政策扶持，只是为“铁西装备”的重新崛起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如果内部结构、体制机制因循守旧，企业自身的“造血”机能不能得到改善和强化，那么铁西仍然可能重陷历史的“怪圈”。

　　以搬迁改造为契机，在沈阳市政府、铁西新区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搬迁企业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企业内部流程优化、对内对外并购、企业管理机制改革、投资主体多元化等一系列综合改造措施，全面增强了骨干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了资产质量。一批行业龙头企业如沈阳机床集团、沈鼓集团、北方重工等焕发出蓬勃生机。

　　流程再造

　　在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时代，各项技术的更新速度不断加快，顾客的多元化需求也日趋强烈，这就要求企业全面变革经营管理方式，在组织结构、技术平台、价值观念等方面进行彻底的重塑，以此来推动企业经营绩效的改善和提高。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风靡企业界的“流程再造”理论。

　　而对于在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来的铁西装备制造企业来说，“流程再造”的迫切性更是如箭在弦。

　　记者在铁西采访的几家企业，都高度认可搬迁给企业发展赢来了新的机遇。北方重工沈重集团的总工程师赵凯军告诉《中国投资》，企业搬迁就像家庭搬家，搬家是因为原来的房子面积小或结构不合理等原因，企业也是如此。沈重是上世纪30、4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向大型化、成套化、成线化发展，很多设备已不能使用，工艺流程也趋于不合理。东搬西建就是异地重构，恰恰解决了流程这一难题，为企业实现产品工艺流程重组提供了契机。

　　沈阳机床是铁西新区搬迁改造的成功范例之一。

　　由沈阳第一机床厂、第三机床厂和中捷机床厂3个企业的整合而成的沈阳机床集团，通过搬迁改造建立起国内规模最大、产品水平最高、装备能力最强的数控机床制造基地。目前，该园区已具备了年产3万台数控机床的产能。

　　2005年10月，投资18亿元、占地74万平方米的沈阳机床数控机床产业园破土动工，并于2006年12月竣工投产。

　　沈阳机床集团副总裁赵立志告诉《中国投资》：“我们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园区建设，并实现了沈阳机床集团整体搬迁、专业化重组和业务流程再造。这次改造不是把企业从甲地迁到乙地的简单搬迁，而是通过搬迁进行了脱胎换骨式的彻底改造。”

　　记者了解到，沈阳机床集团在搬迁改造中实现了“四位一体”的目标：一是技术改造升级，解决制造能力瓶颈，提升制造装备水平。搬迁重组后，不但制造能力提高60%以上，而且制造装备水平得到大幅度升级，沈阳机床通过本次改造实现了”自我武装”的长期愿望，90%以上的新增关键设备由沈阳机床自己制造。二是企业结构重组，按照产品专业化、制造专业化和市场专业化的原则，对企业组织结构进行了彻底的专业化重组，形成了由12个机床主机企业和10个专业配套企业构成的企业集群。三是业务流程再造，根据沈阳机床战略发展目标的客观要求，按照规范、高效的流程设计原则，充分借鉴世界级企业的先进管理模式，重新构建了沈阳机床全新的业务流程体系。四是信息系统建设，新厂区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数字化工厂，实现设计数字化、管理信息化、物流条码化、设备网络化、建筑智能化。

　　赵立志说：“‘四位一体’构成了沈阳机床集团‘版本升级’的骨架，成为我们进军世界机床前5强的有力支撑平台。该园区将重点发展数控机床，实现关键功能部件、大型成套生产线产业化。目前，我们的机床产值数控化率已由2000年的27%提高到2006年的52%。”

　　战略重组与产权改革

　　2007年7月，沈重集团和沈矿集团在政府主导之下通过战略重组，组建了北方重工集团，打造出铁西新区装备制造业的新亮点。

　　赵凯军表示，沈重与沈矿集团的战略重组，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双方资源整合后可极大增强成套设备的供应能力，打造出产值过百亿的大型重型机械基地。

　　他告诉《中国投资》，目前，投资19亿元的新基地正在加紧建设之中。北方重工通过研发集成，重点发展建材冶金等10项装备制造业高端成套设备；并通过收购德国维尔特公司控股的法国NFM技术公司70％的股权，掌握盾构机的核心设计和制造系统集成技术，成为国内第一个能够设计制造全部3种盾构机的企业。

　　此外，沈鼓集团重组了沈阳气压机与沈阳水泵2个企业，投资18.9亿元，建设了占地70万平方米新厂区。沈鼓集团的党委常务副书记邓长辉告诉《中国投资》：目前，沈鼓集团已经搬迁完毕，而且通过设备更新、资产整理、股权回购、合资合作，实现了由单一产品向机组成套、工程成套的转变；由产品经营向资本经营的转变；由一股独大向股权多元化的转变。企业新购置设备285台，生产能力显著增强。通过资产整理，企业净资产增加7.3亿元。

　　对于沈阳、铁西两级政府而言，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是搬迁改造的核心任务之一。对区内国企的战略重组，提升了企业价值，为进一步的产权多元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董峰说，目前铁西新区重点国企的改革已基本完成。例如在保留国有绝对控股地位的前提下，在上海联交所公开出让沈阳机床集团49%国有股权，并把49%股权拆分为“30%＋19%”，分两次向国内外战略投资者转让，今年6月美国JANA基金以10.1亿元获得30%股权。此举将在完善沈阳机床集团的公司治理结构、实现股权多元化的同时，帮助其彻底解决历史债务。

　　此外，沈鼓集团在与沈阳水泵厂、沈阳气压机厂重组的基础上，于今年6月中旬与中石化、中石油正式签订合资框架协议，后者将收购沈鼓集团60％的股权；而沈变集团则是引进民营企业新疆特变电工参与战略重组，重组后投入6亿元资金实施全方位技术改造，装备、技术水平全面提升，2006年产值达到了20亿元，是2002年的5倍。

　　投资主体多元化

　　国家投资比重高，政资不分、政企不分，是铁西多年经济发展缓慢的症结之一。面对国际装备制造业转移和南资北上的双重机遇，铁西新区通过拓宽融资渠道、增加投资主体，吸引民资、外资参与到铁西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中来，大力培育本地企业和引进国内、国外企业，构造了一批新的骨干企业群。

　　陈克豹告诉《中国投资》，除了引进外来资本重组铁西装备制造企业外，近年来铁西还培育、壮大了远大、北方交通、昊城电器、汇成电缆、蓝英子午线轮胎成型机等一大批沈阳本地的民营装备制造企业；引进了三一重装、曙光汽车、三花都瑞轮毂、上汽齿等一批外埠装备制造业；引进贝卡尔特、瑞典阿特拉斯、ITT、日本三菱重工等一批国际知名企业。政府出资建设近40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为采埃•伦福德、李尔汽车座椅、SEW等世界知名企业发展提供便利条件。多元化投资主体的引进，给昔日国有企业独大的铁西增添了活力。据了解，目前铁西新区装备制造业经济总量构成已经从单一国有变为现在的：7（国有）：2（民营）：1（外资）。

　　北方交通集团是沈阳本地民营装备企业的佼佼者。这个以道路划线车起家的小型民营企业，目前已成为以工程机械制造为主的大型集团化企业。

　　北方交通集团总裁助理尹继新告诉《中国投资》，”选择在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厂，主要是看中了政府的种种支持以及装备制造产业的聚集效应，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是明智的。”尹继新说，“对于民企而言，投资环境、发展机制最为重要。14年企业从小变大，有两点最重要的经验：一是持续发展的强大的研发能力，我们将在年底内形成千人规模的国家级工程机械技术中心；二是迅速有效的市场反应机制，对于一件前景颇好的新产品，从决策到研发到生产销售，我们都比国企更为灵敏快捷，这是民企最大的优势。”

　　目前，北方交通集团自主研发的道路铣刨机与54米登高平台高空消防车相继获得了两届“沈阳国际装备制造博览会”金奖，前者还成为国家发改委大力支持的国债项目。尹继新说，“今年我们产值能达到20个亿。有了这么好的发展时机和空间，集团有信心在2012年实现产值突破百亿大关。”

　　远大集团与三一重装也是铁西新区民营企业的典型代表。

　　远大集团经过14年的发展，从一个不足百人的小型民营企业，发展到职工近万人，产品覆盖电梯、电机、幕墙、环保设备等多个领域的大型企业。去年该集团实现产值80亿元，2007年预计实现产值106亿元，年产电梯超过5000部，其自主研制的高速电梯填补国内空白，高压变频调速电机、大功率高压高速电机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三一重装是三一重工集团进军掘进机领域的尖锐部队，自2004年落户该区以来，以占领国内中高端市场、替代进口作为产品定位，产品覆盖了掘进机的7个系列20多个品种，技术水平国内领先，部分产品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产品研发周期为国内最短，正在成为全国煤矿综掘设备生产基地。

　　陈克豹说，5年来，铁西老工业基地共引进345户国内外优势企业，新的骨干企业群已经成为振兴铁西老工业基地的重要力量。

　　羊群效应

　　一位经济学家曾为铁西装备制造业号脉，“目前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缺的不是融资概念，也不是社会资源，而是领军的百亿企业和强大的产业集群。”

　　地方政府的决策者们也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开出了打造先进装备制造业聚集区、创建百亿企业的“时间表”。今年年底，沈阳机床集团、北方重工集团、远大集团将率先实现产值过百亿，沈鼓集团、特变电工沈变、三一重装、北方交通集团等5家企业将在5年内实现此目标。此外，米其林.普利司通、美国艾默生、贝卡尔特等世界500强企业也纷纷持续加大对铁西装备制造业的投入，一个百亿企业的装备制造业集群呼之欲出。

　　董峰告诉《中国投资》，目前在铁西装备制造业聚集区形成了骨干企业、配套企业、公共服务为一体的装备制造业体系。该区己经吸引483户企业落户，其中建成投产305户，在建178户。今年预计新开工项目151个。铁西装备制造业将实施“9212”工程：5年内重点发展装备制造业9大产业、20个世界级企业、100个世界级产品以及20个基础产业集群。

　　据介绍，铁西重点发展的9大产业有数控机床、通用石化装备、重矿机械、输变电、汽车及零部件、工程机械等传统优势产业以及新能源装备、环保设备和农业机械等新型产业。围绕这些产业，铁西新区将重点培育20个重要产业集群，大力提升装备制造集聚区的竞争力。

　　目前，铁西新区的汽车零部件、模具及压铸件、仪器仪表、铸锻、机泵阀等基础性产业集群已经初具规模。此外，以沈阳机床集团带动，即将建设机床功能部件产业园；以特变电工沈变公司为带动，即将建设输变电配套产业园。铁西新区政府还通过将分散在铁西老城区的污染严重、设备老化、生产成本高的所有装备制造业的热加工车间搬迁到开发区进行集中整合，建设了铸锻工业园，建立起为骨干企业提供配套服务的公共平台。

　　董峰表示，“9212”工程的实施，是铁西新区为实现“铁西制造”与全球产业链的对接，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策略。在延绵几十公里的沈西工业走廊，已有近300个装备制造企业次第排开，占地444平方公里的重化工业基地已现雏形。

　　技术高峰培育

　　在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记者见到了许多世界顶级装备。如沈阳机床集团的主轴A、B轴摆动五轴立式加工中心、北方重工的沈重6号盾构机、北方交通集团的54米登高平台高空消防车，这些装备填补了国内乃至世界空白。触摸着如此雄伟精良的工业装备，记者隐隐感受到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脉动。

　　核心技术是保证企业竞争力的根本。拥有多年工业史的铁西区，始终致力于提升沈阳工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掌握竞争的主动权和制高点。

　　陈克豹告诉《中国投资》，从2004年开始，铁西区开始实施技术高峰培育计划，第一批共规划56个技术高峰产品组织培育。以此为基础，2006年沈阳市全面启动旨在深化技术创新的“2111”工程，计划到2010年支持骨干企业购并200户国内外科技型企业，培育100个世界级产品，组建10家工程成套公司，引进1万名高技术人才。

　　记者了解到，目前“2111”工程实施已见成效。以大型数控机床、大型万吨乙烯压缩机、百万伏电抗器、百万伏变压器、百万千瓦超超临界发电机组主辅机、百万伏高压开关、百万千瓦核泵阀、50万伏交联电缆、6－16米大型盾构机、煤炭综掘成套设备、涡轮增压发动机、兆瓦级风电设备等为标志的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或者已经批量生产，或者即将投放市场，或者研发取得突破。

　　沈鼓集团的党委常务副书记邓长辉告诉《中国投资》，今年4月12日，沈鼓集团与中石化天津分公司签订了百万吨乙烯压缩机研制合同，标志着我国重大装备国产化取得重大突破。这是沈鼓集团多年持续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的结果。

　　此外，铁西区组建工程成套公司也取得了新的突破。北方重工沈阳维尔特重型隧道工程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沈鼓集团石化通用设备成套、沈矿集团露天矿成套工程、沈阳机床集团汽车成套装备、沈阳菱重水泵工程有限公司等5个成套公司已经成立。北方重工工程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已签订4.3亿元的订货合同，沈矿集团露天矿成套工程公司已中标日照港输送系统和马来西亚金狮钢厂项目。而三一重工的煤炭掘采设备成套、输变电电站设备成套2个公司正在顺利推进。

　　铁西许多企业在自主研发新技术的同时，采取或控股、或以股权换技术的方式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例如沈阳机床集团并购德国希斯公司，沈鼓集团正在与GE和西门子洽谈技术合作，沈阳电机出售72.67%股权给韩国晓星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已有2户企业通过实施并购计划来获取国内外企业的核心技术，即北方重工收购德国维尔特集团控股公司/NFM技术公司、大明电工集团并购上海普电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方重工沈重集团总工程师赵凯军告诉《中国投资》，法国NFM技术公司一直致力于全断面掘进设备的研制，是世界上仅有的具有最完整产品系列、面向全球市场的隧道掘进机制造地商。今年8月28日，组建不久的北方重工以绝对控股方式，成功并购了该公司，至此北方重工已拥有了世界最先进的隧道掘进设备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北方重工将以此为依托，分别在法国里昂和中国沈阳建立两个全系列产品研发中心，共同占领技术制高点，并使沈阳新厂区成为世界最大的盾构机整机制造基地，形成年生产30台至50台各类盾构机的能力。

　　“人努力，天帮忙”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铁西新区的脱胎换骨的变化？铁西5年来的神奇崛起，是市场力量主导下的成功，还是政府力量主导下的结果？

　　事实上，市场对装备制造业需求的强劲拉动力，地方政府和企业自身勇于创新的改革力、国家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重视和政策倾斜的推动力，3种力量共同作用，才形成了铁西今日的局面。偏废于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全面解释铁西的重新崛起。

　　正所谓“人努力，天帮忙”。

　　市场因素

　　2002年之后，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后数年的低谷之后，重抬升势。 而这一轮增长则是以包括装备制造业在内的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为重要特征。在1998年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扩大基础设施领域投资政策的持续作用下，在经历了20多年轻工业的蓬勃发展之后，重化工业时代如约而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刘世锦新闻,刘世锦说吧)曾经分析道：“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相对重工业轻工业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已经在持续减弱。但在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之后，新的主导产业还未形成。”

　　“这种局面到了2002年下半年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由于处在终端需求的住宅、汽车、电子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的拉动，市场对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建材、化工等重化行业的需求大增。在这种逻辑关系构成的增长格局中，快速增长的行业大多数属于重化工业”。

　　市场对包括装备制造业在内的重化工业的强劲需求带动了这个行业的迅速崛起。各路资本，包括中央企业、跨国公司、民营企业都纷纷投巨资进入这一领域。这给铁西这个传统装备制造业重镇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

　　“铁西拥有的工业基础是我们再度振兴的基石”，董峰认为。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所有今天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铁西老国企，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最为艰难的时候没有放弃技改，没有坐着等死。即使在那些连续多月发不起工资的日子里，这些企业的工人多数还自费来上班。“上班总比闲着强，只要企业不停产，总还是有希望的”，沈鼓集团的一位老员工这样告诉记者。

　　企业挺了过来，工人熬了过来。在冬天的时候想像着春天的新绿，这种乐观并不仅仅是无奈之下的抉择。董峰说，铁西区多年辉煌的工业史，已经深深扎根于群众心中，这种荣耀与自豪带来的是不肯服输、苦干硬干的精神。“这个特点谈不上好坏，但正是这种精神支撑铁西20多年来的风雨兼程，一直走到了今天”。

　　政策因素

　　老工业基地改造难，难在历史负担重。

　　“十五”开局，特别是党中央、国务院实施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铁西成为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受益最大的地区，得到了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国开行等部门的鼎力支持。如果没有国家及相关部门的政策倾斜，为铁西曾经为共和国的付出“买单”，使其轻装上阵，也很难有今天铁西振兴的成果。

　　在国家政策倾斜的同时，沈阳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扶持，对铁西的振兴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记者了解到，2002年以来，国家在沈阳进行国企职工并轨试点，国家、市、企业按照各1／3的配比，共投入资金27亿元，其中用于铁西区13亿元，并轨职工10万人，从根本上解决了困扰铁西区多年的国企冗员问题；转让铁西区税收、土地出让收益超过50亿元；转让铁西区国有企业股权收益3.5亿元，支持该区解决各类企业历史遗留问题。

　　2000年以来，沈阳市科技3项费用共支持铁西区工业企业5.83亿元,占全市的42.5%。从2005年开始,沈阳市级财政每年设立10亿元工业发展资金，专项用于支持工业项目建设，其中4亿元列为重大专项资金，用于重大装备产业化。其中60%以上用于支持铁西工业发展，特别是铁西装备制造业发展。

　　在铁西工业区改造过程中，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2004年，铁西区投入资金7亿元，在全省率先建立了以养老、失业、医疗“三险”为核心的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全区国有企业及集体企业实现100%参保，4万多名离退休职工全部实现社会化管理。为了解决没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群众的特殊困难，区委、区政府按照全面覆盖的原则，制定实施了《铁西新区城乡困难群众特殊困难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包括基本生活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10个方面50条救助办法。建立了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体系。

　　为使铁西工人安居乐业，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提供和开发了就业岗位13万个，实现再就业15万人次，基本实现了失业人员的就业和再就业。

　　“大铁西”蓝图

　　“铁西今日的复兴，如果说经验，就是以创新思想为指导，跳出技术改造的局限，对企业实施系统性改造；跳出单个企业改造的局限，对工业实施整体性改造；跳出工业改造的局限，对二、三产业实施协调性改造；跳出经济领域的局限，对市场经济所需社会条件实施彻底性改造”。董峰介绍说。

　　在肯定铁西经验的同时，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也指出，铁西新区调整改造取得成绩是阶

　　段性的，这个成绩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发扬光大。大部分企业尽管实现了搬迁改造和重组，还需要继续夯实基础，提高核心竞争力，尽快做大做强。

　　董峰告诉《中国投资》，铁西新区进一步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弄清楚自己的“站位”，要以世界的眼光和胸怀来认识铁西的定位，仅仅满足于现有的成绩，是无法打造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装备工业基地的。

　　整合5大园区

　　今年8月2日，沈阳市委、市政府作出了铁西新区与细河经济区战略重组的重大决策。这个新的重组给铁西带来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机遇和空间，同时避免了铁西新区与细河经济区两区分开管理带来的重复建设和浪费。

　　记者获悉，重组后的“大铁西”将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张士出口加工区、化学工业园区、冶金工业园区等5个区，变成一个同频共振的“同心圆”。每一个“圆”都有各自明确的功能定位：铁西新区重点发展现代商贸服务业，着重以第三产业为开发区提供支撑；开发区和出口加工区重点发展装备制造业，建设世界级装备制造业基地；化学工业园区重点发展石油化工、精细化工、新型建筑材料产业，建设新型化工产业基地；冶金工业园区重点发展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的精深加工产业，建设新型冶金生产基地。这一整合有利于5个“同心圆”各自明确主体功能，避免投资建设的混乱，而且加强了产业积聚能力，使其布局更加科学合理。

　　搭建5个平台

　　在引导企业铁西新区政府的职能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由管理为主更多地向服务转变。 为进一步完善装备制造业聚集区配套服务功能，提升装备制造业聚集区建设档次和水平，铁西新区决定加快建设为装备制造业发展配套的公共制造、公共研发、金融服务、现代物流、人才培养等5个公共服务平台。

　　董峰解释说，完善公共制造平台建设包括加快铸锻及粗加工公共服务平台、机械加工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以及加快理化检测平台、污水处理厂等共用设施以及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研发平台建设包括成立现代工业研究院、持科技创新孵化器建设、设高新技术研发中心，支持企业创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在机床集团、沈鼓集团、沈重集团、沈矿集团、特变电工沈变集团等5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基础上，全力支持三一重装、北方交通重工、沈电机、新东北电沈高、昊诚电器等5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晋升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筹建装备制造业国家综合检测基地。

　　“资金缺乏是许多高速发展的企业面临的共同问题，对此，我们提出加快和完善金融服务平台建设”，董峰说，一方面要抓紧向国家申请建立“辽沈装备制造业产业投资基金”，支持现代装备制造业重大项目建设、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支持有实力的骨干企业参与国内外相关企业并购，支持优势企业按国家产业政策参股与世界500强合资建设的重点项目；另一方面要利用好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对装备制造产业的支持，向机床、北方重工、沈鼓等装备制造骨干企业重点项目和沈阳铸锻公司以及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提供148亿元授信额度，缓解企业资金短缺的矛盾。

　　此外，还要加快企业融资体系建设，建立信用担保机构，引进风险投资企业，为区内企业拓宽融资渠道；要充分利用辽宁省支持沈西工业走廊装备制造业聚集区建设的特殊优惠政策，争取在增值税返还、贷款贴息、技改资金、研发经费等方面对重点装备制造业企业提供支持。 流畅无碍的现代物流业是打造强大工业园区的硬基础，而人才则是工业可持续发展的软条件。记者得知，铁西将建设沈阳西部工业物流中心，启动总面积为1.5平方公里的沈阳西部工业物流中心规划建设，为沈西工业走廊工业企业提供整机和单机产品的运输和仓储服务；大力推进人才培养公共平台建设，目前正在规划建设教育研发基地，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人才培养与储备的重要载体，并依托国家级中小企业创业产业园，建设中小企业发展人才培养和辅导中心。

　　董峰强调，“这5个平台的迅速建起，将成为铁西装备制造业未来发展的强大支撑。”

　　势随时变，古老的铁西又站在了一个迈向新高度的重要节点上。

　　尾声：旁观者说

　　“东北经济要搞好，首先政府要回归本位。经济改革、产权改革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问题，是政府管制到什么程度的问题”。4年前，在一次为东北振兴支招的座谈会上，时任万盟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的王巍深有感触地指出。

　　“东北是一个改革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这就给更加规范的、符合全球化方向的改革，预留了很好的空间。在东北地区有没有可能率先把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搞清楚，这是需要探讨的”。这一提醒，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有很重要的警示价值。

　　而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王建(王建博客,王建新闻,王建说吧)则认为，东北振兴关键在于“开放”：“从沿海发达地区，包括珠三角、长三角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的经验看，东北能否振兴关键要看能否顺应跨国产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东北承接这种转移的先天基础是不错的。但是目前看来，已经遭遇了东南沿海地区的竞争和挑战。一些跨国资本在选择转移目的地的权衡中，选择了江浙，而不是东北。这需要引起东北地区政府和企业的关注与重视。”

　　国家近年来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部分倾斜政策

　　2000年12月，国务院《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决定在辽宁全省范围内率先进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此后，相继通过了吉林与黑龙江的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实施方案。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城市发展接续产业”。

　　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

　　2004年初，国资委发布《关于加快东北地区中央企业调整改造的指导意见》。

　　2004年9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东北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落实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2005年2月，国家发改委下达了2005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重点行业结构调整专项（第一批）国家预算内专项资金（国债）投资计划。

　　2005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实施意见》发布。

　　2006年12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豁免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历史欠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2007年8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了《东北地区振兴规划》。

　　

　　新沈鼓集团能否继续高速发展，真正成为亚洲通用机械航母，至少还要取决于两点：一是技术的持续进步，二是重组后的有机整合

　　新沈鼓的聚变之路

　　文/本刊记者 朱娅琼

　　穿过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干净的马路，一片崭新的建筑群巍然挺立在记者眼前。这些穿着铁灰色铠甲的“士兵”，整齐有致地矗立在蓝天白云之下，给人一种威严肃穆的感觉。这里，就是中国通用机械航母的诞生地——沈鼓集团的新迁园区。

　　今年6月刚刚搬迁完毕的沈鼓集团，是由沈阳鼓风机、沈阳气体压缩机和沈阳水泵公司3家企业重组而成的大型通用机械企业。

　　沈阳气体压缩机和沈阳水泵公司两家企业，当年在沈阳也是响当当的角色，它们曾经都是国内同行业最具规模的龙头企业。由于计划经济的僵化体制以及市场不景气等因素，它们一如铁西区众多装备制造企业一样，一度陷入低迷状态。2004年8月，借铁西区“东搬西建”、土地置换的契机，沈阳市以及铁西新区两级政府对原沈鼓集团增资入股，以沈鼓集团先进的管理方式和优秀的企业文化重组沈阳水泵厂和沈阳气体压缩机厂的优质资产，建立了新的沈鼓集团。

　　沈鼓集团的副总经理、当年搬迁总指挥孔跃龙表示，“当时，打破各自为战的格局，实施重组，是3家企业谋求更大发展空间的必然选择。”重组形成的沈鼓集团，意图解决原先各厂产品相对单一独立、经营规模小、市场抗风险能力弱的劣势问题，使在国内石化装备领域已然领先的沈阳鼓风机厂优势更为突出，并致力于打造一个产值超百亿、亚洲最大的通用机械制造基地。 “

　　忙，怎能不忙？”

　　“忙啊，怎能不忙？恨不得一分钟当作一小时来用”，沈鼓集团党委常委副书记邓长辉告诉

　　《中国投资》。

　　沈鼓人用了20个月建起了占地面积90万平方米的新厂区，用了半年时间搬迁近1700台设备，而且同时实现了搬迁生产两不误。2006年产值达到40多个亿，是历史以来的最高值。今年，计划产值超过60个亿，订单多到厂子里需要3班倒来完成生产任务。

　　“厂子刚搬迁技改3个月，新的厂区完全按照新的工艺路线、产品结构来设计，整个重新布局，多少细节需要理顺啊”， 沈鼓集团总经理助理、党委工作部部长刘超伦感叹道，语气中流露出喜悦。

　　“今年上半年搬迁没有赶出来的活儿，下半年要加班加点完成。大伙儿都攒着一股劲儿呢”，转子车间的工人告诉记者。按件计费的工人们干劲十足，加班能挣钱，远胜过企业经营不景气、下岗没事干的时候。

　　新园区新气象，忙而有序的背后是生机。

　　“如果说搬迁改造立刻就能提高多少工资，还为时过早；但是，搬到新厂区大伙工作条件更好了，干活心情舒畅了，觉得沈鼓更有希望大家更有盼头了，这是从上而下的真心话”，刘超伦说。

　　从决定搬迁新厂区起，沈鼓人就没一刻闲着。沈阳透平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原沈阳鼓风机厂）一车间是沈鼓集团第一个搬迁的团队。2006年8月29日，该车间在新厂区的第一台设备数控切割机床正式启动了。当时的操作者廖秀伟表示，那时灯火彻夜通明、全员熬夜奋战，已经不是新闻。基础设施不完备，任务下达紧急，完成工期紧张，生产突击紧张，可是没有人叫苦喊累，都咬着牙挺了过来。

　　的确，这股子“挺”劲是一个企业迸发出顽强生命力的根基。在沈阳鼓风机厂最困难的时候，

　　工人常常自费坐出租车来厂加班，也没有耽误过生产。这样的凝聚力，是企业再度辉煌的基础。

　　此外，即使在艰难时也咬牙进行了大小的技改工作，是沈鼓集团另一个高瞻远瞩的决策。正是有了这样不间断的技术积累，沈鼓集团近年来才能取得大炼油、大空分、大乙烯机组研制的新业绩，成功制造出世界顶级大型离心压缩机产品，并拥有研制百万吨乙烯机组的实力，为重大技术装备的国产化做出巨大贡献。

　　“如果没有搬迁改造，就凭你们技术的积累和市场的拉动，企业不也会活得很好？”记者问。 邓长辉把记者领到沈鼓集团新建的试验台前。他说，试验台代表了一家企业的研发水平。这个诺大的厂房可以同时容纳48台机器同时进行出场试验，达到3万千瓦的容积。“这是我们过去无法想像的。原来的厂房捉襟见肘，别说增扩试验台了，连新添一个研发室都没有空间。而这个还只是一部分，我们还要再建试验台，届时将达到8—10万千瓦的容积，使硬件装备达到世界最为领先的水平”。

　　有了空间，有了资金，有了硬件，才能谈技术升级、工艺流程重组。而搬迁所提供的，正是一个大刀阔斧、全面升级改造的契机。

　　待价而沽的25%

　　沈鼓集团是跨国公司觊觎中国通用机械尤其是石化装备市场绕不过去的一道关。近年来，沈鼓的核心产品在中国石化装备领域拥有极高的占有率，如石化行业往复压缩机市场占有率超过80％，化肥往复压缩机占有率超过60％，在离心压缩机、大型鼓风机领域分别拥有85％与40％的市场份额。沈鼓，成为在该领域唯一能与跨国公司抗衡的中国国有企业。

　　“对于GE和西门子两家，谁肯转让核心技术多一些，我们就选择谁。这是集团的既定方针”，邓长辉说，语气里有掩饰不住的自豪。对于目前颇受关注的股权转让问题，沈鼓集团用词依旧十分谨慎。

　　今年6月，中石油、中石化已与沈鼓集团签订协议，每家企业收购沈鼓集团30％的股权。财大势强买家的参股使沈鼓集团找到了“背靠大树”的感觉。邓长辉说，选择中石油、中石化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其优势显而易见，不仅是在产品市场占有率的保证上，而且在技术、资金、国际市场等各个方面都会为沈鼓集团带来益处。而这两家也将在行业装备上占尽优势，降低成本。

　　目前，沈鼓集团待价而沽的25％股份（其余15%由铁西区国资委保留），正使得美国GE公司和德国西门子公司激烈竞争。有知情人士透露，他们很有可能打破跨国公司在中国长期坚守的合资底线，在只获得一小部分股权的情况下转让核心技术。

　　“以前，GE和西门子都想收购、控股沈鼓，出于国家战略考虑和经济安全，沈鼓始终坚守着。如今，外资合作方由我们自己挑选，的确有些扬眉吐气的感觉”，邓长辉说。

　　外资肯以较为核心的技术换取沈鼓集团的部分股份，正是看中了沈鼓集团发展的强劲势头。出于长远考虑，如果不参股，外资在中国通用机械市场将会受到沈鼓集团的强力阻击。因此即使没有获得控股权，外资还是积极希望成为沈鼓的合作伙伴，而非完全的市场竞争对手。此外，中石油、中石化的加盟，也使得沈鼓集团有了更多与跨国公司对话的实力。

　　“我们转让这25％的股份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想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改变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的现状，使得企业机制更为现代化；二是想借此引进外方的核心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为企业的改制上市、迅猛发展提供动力”，邓长辉说，“现在还没有最后定下来选择哪家，但是双方一直都有深度的沟通和合作，年底前应该可以确定。”

　　事实上，GE和西门子都以积极的姿态在谋求进入沈鼓集团。此前，双方都与沈鼓集团签订了技术转让的意向协议，意欲转让离心压缩机、轴流压缩机等方面的先进技术。沈鼓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苏永强曾表示，“我们在选择战略合作方时，主要看对方在技术上给到什么程度，即使不是最为核心的技术，只要比我们现有的先进，我们也要拿过来。”

　　有人认为，苏永强的强势风格，也是沈鼓集团与外资谈判占主动地位的重要原因。记者在现场与工作人员随机聊天时，已隐隐感受到他的工作作风和人格魅力。苏永强曾说，“其实一开始，我已经知道要与谁合作了，但是我现在不会告诉你们。”实在是吊足了跨国公司的胃口。

　　谁主25％，其实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沈鼓集团已经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以及如何有条不紊地去得到。

　　持续整合与提升

　　2006年，沈鼓集团最值得自豪的一点是：高附加值产品强势拉动产值增长。去年沈鼓集团全年研制生产的新产品达到255种、439台，产值实现160886万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60.6%；其中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有190种、317台，产值达到146129万元，占新产品产值的90％以上。

　　今年上半年，沈鼓集团引以为傲的是，顺利圆满地完成了搬迁，实现了产品的工艺流程再造和结构升级。但是，沈鼓集团能否继续高速发展，能否真正成为亚洲通用机械的航母，至少还要取决于两点：一是技术的持续进步，二是重组后的有机整合。前者需要实力和契机，后者需要魄力和时间。

　　对于技术进步，苏永强始终有着常人所不及的执着和渴求，这也是沈阳鼓风机厂多年来破茧成蝶的重要动力。他曾表示，沈鼓集团的技术进步不但要为市场提供强大的支撑，而且与产品和装置的重要性紧密连在一起，和职工的责任感、幸福感连在一起。

　　“虽然，沈鼓集团作为中国通用机械的一面旗帜，在国家装备制造业的影响力、在重大装备国产化的贡献率、在外商心目中的认可度都在不断提升。但是目前，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与国家要求、用户需求和沈鼓发展相比，核心产品的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我国石化行业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市场有着广阔的空间，要尽快实现核心技术国产化的突破。若在短时间内实现不了突破，就将失去历史的机遇”。苏永强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然而除了自主研发力量需要增强之外，以部分股份换取外资核心技术的问题也依旧没有尘埃落定。今年底的选择，将关系着沈鼓集团今后多年的技术路线。

　　此外，与沈阳气体压缩机、沈阳水泵公司的完全整合也进入最为关键的时期。今年，之前独立办公的3家企业完全搬迁到一起，自然少不了磨合和磕碰。由三变一，各级重叠机构的整合，人员的调配，职工之间的文化融合，企业整体向心力的凝聚，都是一个个琐碎而不可回避的问题。这样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不仅需要时间，而且需要领导者足够的魄力与积极有效的引导措施。

　　记者了解到，目前气体压缩机和水泵两家企业依旧是独立法人，而且其沉重的历史债务并没有完全解决，沈鼓集团有可能将为此付出不小的代价。有消息称，中石油、中石化虽然签订了股权收购的合同，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质性的注资，新沈鼓集团的运作及成效还需要经受时间的考验。

　　中国装备制造业迎来“黄金季节”

　　——专访国家发改委工业司装备处处长程竹生

　　文/本刊记者 朱娅琼

　　装备制造业的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的历史性命题，此后连续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 5年来，在一批国有骨干企业的带动下，其它社会资本的参与下、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2006年2月13日，《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出台，给这一基础行业的发展又注入了新的动力。那么，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目前到底处在一个怎样的水平？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要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装备制造业，我们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家发改委工业司装备处处长程竹生。

　　《中国投资》：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经历了怎样几个发展阶段，各个阶段的发展特征是什么？

　　程竹生：我个人把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苏联援建156项工程为代表，建立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第二阶段是在国外封锁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形成了较为完整独立的装备制造业体系。这个阶段以“三线”建设、万吨水压机、九大装备研制、“两弹一星”为代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第三阶段以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为特征，对外大规模地引进外资与技术，大量消化吸收。对内，当时机械工业部率先下放企业，取消机械产品的计划指标，开始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第四阶段是我国装备制造业高速发展的时期。自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国家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启动国债项目，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复苏，同时带动了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中国投资》：您认为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程竹生：一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发展。市场的拉动是最主要的驱动力，否则谁都无能为力。在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带动下，在轻工业或者说消费产品工业获得充分发展的前提下，基础设施、住宅、出口等事业迅速繁荣，市场需要大量生产资料，因此带动了装备制造业的蓬勃发展。

　　其次，改革开放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企业独立自主，充分利用国内国外各种资源，各种力量汇集在一起，推动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当然，政府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政府颁布促进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相关鼓励政策，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可以提升社会各种力量的士气和信心。在这个政策的激发下，各类资本能够更加积极地流向装备制造业，为产业注入活力。此外，政府也解决了一些企业的历史包袱问题，在国债资金的使用上、税收政策上给予某些装备制造业集聚区和部分企业优惠。应该说，政府顺应了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规律，起到了一个顺水推舟的作用。 《中国投资》：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目前发展到一个怎样的水平？

　　程竹生：应该说，中国目前的加工制造能力较强，尤其在普通装备产品方面，市场竞争能力很强。2006年，中国机械产品出口首次实现了顺差7亿多美元。今年的顺差已累计超过100亿美元。目前，我国的装备制造业竞争能力正处于上升趋势，而且提升速度很快。但是，在重要的核心产品研发能力上差距较大，在基础工业配套、核心部件配套方面的能力较差。 《中国投资》：这样的状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如何解决呢？

　　程竹生：首先，这是历史形成的结果。装备工业的发展需要技术积累，相对于外国几百年的工业发展史，我国几十年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可谓是先天不足。其次，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绝大多数装备制造企业资不抵债、在亏损中挣扎，对于技术改造的资金投入不足，制约了研发水平的提升。三是由于工业组织结构的不合理，中国缺乏象GE、西门子那样具有系统集成能力的超大规模工业企业，大企业竞争力不足，小企业专业性不强。再者，科技研发与生产实际相脱节，造成许多科技成果无法转换成现实的生产力。 《中国投资》：当前各类投资主体纷纷看好、投资装备制造业，如何分析它们的优劣？

　　程竹生：市场经济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市场竞争机制会解决许多问题。从传统意义上看，重型装备制造领域，国有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现在民资、外资都比较青睐装备制造业，这有利于增强该行业发展的活力。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主体上要依靠各种力量，包括各类资本。 《中国投资》：如何认识世界装备制造业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如何看待跨国公司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并购？

　　程竹生：这种转移是竞争的结果，将推动中国装备制造业更为迅速地发展。当然在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某些重要领域的龙头企业上，对于外资控股要有区别地对待。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研究相关政策，在不同行业制定不同产业政策：在某些重要行业只允许国内资本经营；某些行业不允许外资控股，只能参股；大部分行业则完全放开，完全按照市场竞争机制运行。 我个人认为，仅仅靠《反垄断法》对外资并购的规制解决不了国家国防安全与经济安全的问题。垄断是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不是一切方面。因为某些行业即使外资并没有占到绝对垄断的地位，如果妨碍国内资本在该领域的发展，也会危及国家安全。 《中国投资》：铁西老工业基地复兴的经验，是否可以用于其它装备制造业基地的调整改造？

　　程竹生：铁西工业区搬迁改造获得了成功，但它只是一个特例，其经验具有特殊性与普遍性。比如“东搬西建”这个经验，就不适用于每个地区与企业。例如三线建设后的大批企业，本来就地处偏远，没有“土地级差”效应，就不一定要进行搬迁改造。而对于与铁西相似的老工业基地、老企业而言，同样面临装备陈旧、土地拥有升值潜力的话，当然可以借鉴这些经验。

　　我认为，对于铁西来说，更深层次的经验是给企业提供了调整改造的机会，通过重组打破了老的组织机构、规章制度，进行了新的制度建设，创新了机制体制。这是值得许多老工业企业学习和借鉴的。

　　此外，引进国内民营企业对老国企进行改造，也是一个值得提倡的做法。例如铁西引进了民营企业新疆特变电工来改造沈变，使得沈变重新焕发了生机。沈变重组是通过招标的形式，完全按照市场机制来运作，而不是行政力量的干涉。铁西还引进了大量有活力、有冲劲的民企入驻工业园区，这对于园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大有裨益。

　　值得一提的是，铁西区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搞活，首先是保守思想观念的转变，铁西上下尽快接受了竞争、自主的市场经济理念，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进行改革。其次是开放了市场各种要素，以多种所有制经济促进铁西经济的全面发展。全国各个装备制造业基地应该根据自身地域经济特点来确定改革思路，进行调整改造。 《中国投资》：中国装备制造业要形成全球竞争力，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程竹生：首先是要缩小高端研发水平的差距，解决科研生产“两张皮”的弊端。虽然现在已经有所成效，但是还没有彻底解决科研生产脱节的问题，在体制及具体管理方面有待于进一步解决，培养大量适应生产、市场需要的装备工业技术人才。

　　对于基础件等产品，如轴承、液压件、电气控制系统等难度大、批量小、品种多、市场接受程度差的产品，要重视其发展。尤其是关键部件的市场接受问题，要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政府可以协调落实某项重大技术装备的用户接受问题，但像螺丝钉等基础配件的接受，是政府无法协调到的细小层面。然而，国家重大装备不能离开基础配件，小东西不过关，大型装备也实现不了自主，将会受制于人。在装备国产化进程中，用户做了量大面广的多种工作，应该提倡装备工业企业与用户的合作。

　　此外，还要解决工业组织结构的不合理，做大做强几家领军龙头企业，使其成为世界级行业领袖；同时，做精做专小企业，发展其独特的技术优势。 总之，要逐条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认真贯彻有关要求。政府对于装备制造业的高度重视，国内外市场的强力拉动，世界制造业中心向中国的逐渐转移，都给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可以说，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正当其时。

　　20世纪90年代，我国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国家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投资比例虽然下降，总额仍有大量增加。但国家主导的投融资体制在东北基本没有变化。投资运行仍是上下动员、贷款、上项目

　　从基建投资的历史特征看东北振兴 文/董志凯

　　我国东北3省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地理位置重要。自近代以来，一直是移民和投资的重要目标，是全国著名的粮仓、林海和牧业之乡。在20世纪50-80年代新中国工业化的征途上，国家长期对东北予以倾斜性投资。东北亦不负众望，成为全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石油工业基地和机械工业基地，城市化水平和劳动力整体素质均高于其它地区，为全国工业建设输送了大批设备、物资和人才。从1958-1985年，东北供应全国钢材50648万吨，1958-1979年供应全国焦炭368.8万吨、动力机械98万台、各类人才173万人。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东北既是新中国前30年的建设重点、工业化基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大业成本的承担者”，没有东北的贡献，就没有共和国的今天。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东北地区为主的老工业基地老化问题突出。2001—2002年，全国工业增长11%，辽宁、吉林与黑龙江3省的工业增长率分别为6%，12%，-5%。整体而言，东北地区的工业发展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析结果表明，在东北3省中,只有吉林的工业内产业结构分量为正值，辽宁与黑龙江的工业内产业结构分量为负值，特别是黑龙江由于产业结构劣势损失了9.61个百分点的增长。这说明时至20世纪90年代，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与黑龙江的工业中优势产业不多。

　　东北老工业基地面临的问题是历史形成的。近5年来的实践证明，回顾20世纪后半叶东北建设投资的历程，对于扬长避短，振兴老工业基地会有所裨益。

　　20世纪50年代“156项工程”，东北是国家投资重中之重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建设的重点为重工业。为了合理利用东北地区已有的工业基础，国家确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任务之一，是基本上完成以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的新建、改建，其中包括抚顺、阜新的煤矿工业，本溪的钢铁工业和沈阳的机械制造工业。因此，东北是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重点。我国政府把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和其它限额以上项目中的相当大部分摆在了东北。156项中实际实施的150项中，辽宁24项，占实际实施总数的16%；黑龙江22项，占14.7%；吉林10项，占6.7%。在项目安排上，东北3省合计占项目总数的37.4%。在实际完成的196.13亿元投资中，辽宁50.75亿元，占实际完成投资的25.9%；黑龙江21.65亿元，占11.0%；吉林14.55亿元，占7.4%；东北3省占实际完成投资额的44.3%，其中民用项目占实际完成投资的51%；军工项目占16%。2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重点建设当中，东北投资份额占全国各大区比重最高，尤其是民用工业的比重远远高于其它地区，达到1/2以上；军工则低于华北、西北和中南。东北3省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规模投资兴建的主要工业基地。建设一个重点项目，可以带动所在地区的工业、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的全面发展，有利于城市建设，也便于城镇人口就业。因此，围绕这58个重点项目东北建设了上千配套项目，加上几十家“南厂北迁”企业，奠定了东北作为新中国主要工业基地的地位。

　　当时建设的这些企业，设备与技术大体为苏联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主要为能源、原材料与机械工业，产品包括煤炭、电力、钢铁、铝业、锅炉、汽车、电缆、风动工具、机床、汽轮发电机、量具刃具、滚珠轴承、氮肥、染料、工业用纸等。这些行业大部分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产品供不应求。即使站在今日的高度来看，当时选择东北投资建设这些项目，决策是科学的，投资效益也比较好。

　　在建国初期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条件下，为了保证企业早日投产，这些项目建设多采用了企业办社会的模式。即与职工生活和后代教育有关的托儿所、小学、中学、职业学校、食堂、宿舍、俱乐部、图书馆、医院、疗养院等全部包含在企业建设投资内，由企业管理。这种建设与经营管理方式自20世纪50年代采纳以来，一直延续至20世纪80年代。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制约企业平等竞争的因素，也是与市场机制接轨所要改革的内容之一。

　　20世纪60-70年代 “三线”建设启动，国家对东北投资比重下降

　　20世纪60-70年代，其前期即“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由于“一五”时期新建的大部分工程仍在续建，东北地区的国家投资比重仍比较高，接近全国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20%。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随着“三线”建设成为国家投资的重点，对东北投资的比重下降，仅为10.8%。但这种状况为时不长。第四个五年计划和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在东北工业投资的比重又攀升了。

　　具体情况为：在1958-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944.38亿元之中，东北3省投资总额为180.49亿元，占19.1%；在1963-1965年的调整时期，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71.71亿元之中，东北3省投资总额为66.47亿元，占17.88%；在1966-1970年的第3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871.28亿元之中，东北3省投资总额为94.15亿元，占10.8%；在1970-1975年的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453.71亿元之中，东北3省投资总额为221.37亿元，占15.23%；在1976-1980年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696.40亿元之中，东北3省投资总额为300.15亿元，占17.69%。（见表1）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东北工业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以能源、原材料、机械装备、化工、森工和军工等为主、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确立了东北作为中国工业基地的战略地位。直到现在，东北仍是我国重要的石油化工、钢铁、机床、汽车、电站成套设备、船舶、飞机制造基地。

　　与其它地区比较，东北这一时期的投资特点为：地方投资比重低，更新改造投资少；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除“三五计划”期间以外，大部分时间均较高，尤其以1963-1965年最高。在调整时期的投资中，除吉林省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在89.2%以外，另外两个省都在93%以上。但是这一时期只有吉林省有少量更新改造投资，并且在“四五”、“五五”时期略有增加，“四五”时期一度达到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6%，“五五”时期又降到17.5%。如果考虑到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吉林省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与另外两省不相上下。其它两省的更新改造投资仍少到可忽略不计。

　　在这种背景下，至20世纪60年代中叶，东北企业的设备完好率已经严重下降了。如据原中共中央东北局经委工作组1965年9月对哈尔滨市21个地方工业企业874台金属切削机床的状况调查，完好的只占47%，失修的占53%，其中严重失修的占22%；有10个企业设备完好率在10%以下，没有完好设备的企业有3个。 20世纪60年代后半叶至70年代，受“文革”的冲击，规章制度流于形式，设备管理混乱，设备老化和失修的状况进一步恶化。

　　这一时期正值亚洲“四小龙”腾飞之际。国内计划经济体制僵化和“文革”造成的政治动荡使我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的差距明显拉大。与此相应，东北工业与世界工业水平的差距也迅速拉大了。但是与国内其它地区相比，东北的工业仍处于领先地位。

　　20世纪80-90年代

　　国家对东北投资比重继续下降，体制问题凸现 到了20世纪80-90年代，东北地区大部分企业的固定资产已使用30年以上。在急需大规模整体更新之际，东北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出现了以下新的特点：

　　第一，在全国国家投资总额中比重下降。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随着20世纪80年代我国区域经济实施倾斜发展战略——建立东南沿海经济特区和加速开发广东、上海等省市，国家对东北3省的基本建设投资比重明显下降。其中辽宁省由1981年的7.2%下降至2000年的3.9%；吉林省由1981年的2.7%下降至2000年的1.9%；黑龙江省由1981年的6.1%下降至2000年的2.7%。其中黑龙江、辽宁两省下降幅度很大，吉林省下降幅度相对较小。

　　第二，尽管更新改造投资比重明显增加，但不足以弥补40余年的欠账。与以往更新改造投资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相比，辽宁省“六五”时期和“七五”时期头4年这项投资明显增加，分别为41.67%、42.68%；吉林省这一数字分别为34.65%、37.56%；黑龙江省虽有增加，但在3省中比例较低，分别为20.08%、26.39%。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中，国家投资的比重下降，东北3省工业更新改造新增固定资产绝对值虽然明显增加，但是由于地方投资与国家投资以外的社会投资不足，东北工业更新改造新增固定资产及其在全国所占的比重呈明显下降趋势。其中辽宁省由1981-1985年占全国的9.76%下降至6.98%；吉林省由1981-1985年占全国的3.27%下降至1996-2000年的1.88%；黑龙江省由1981-1985年的5.93%下降至1996-2000年的3.40%。这种现象与以往高水平的固定资产积累形成悖论。因此，与其它地区相比，这一时期东北更新改造的欠账进一步增加了（见表2）。

　　第三，30余年国家计划投资形成的东北重工业基地的特点难以与市场经济体制接轨，投资体制问题凸现。20世纪90年代，我国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国家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投资比例虽然下降，总额仍有大量增加。但国家主导的投融资体制在东北基本没有变化。投资运行仍是上下动员、贷款、上项目。投资体制的弊病造成项目建成后不是设备不行就是缺乏流动资金和市场，企业时开时停，银行贷款无法偿还，还引发职工下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形成一种“项目怪圈”：“国有”观念导致的“不要白不要”心理给项目埋下祸根；政府干预过度造出一些市场“怪胎”；体制漏洞成为部分企业经营者个人获取好处的便捷通道；原材料高价进、产品低价卖，成为一部分经营者的谋利手段；换人就出“窟窿”，成为国有企业的通病。面对“项目怪圈”，需要探索一套适应市场经济的企业“自我积累、自我融资、自我改造”的新体制。

　　东北工业建设投资的历史特点与现实启示

　　东北老工业基地被称为“共和国的长子”，几十年来为国家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辽宁从1953年至1994年，累计上缴中央财政3234亿元，占同期地区财政收入的71.5%。黑龙江20多年来累计生产的石油占全国的50%，木材占全国的40%，铁路货车占全国的1／2以上，大重型机械和电站成套设备占全国的1／3以上。吉林1955-1998年的累计汽车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约20%。改革开放前，东北3省的税赋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世纪80年代以后更远高于东部沿海其它地区。东北3省执行国家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最广，数量最大，时间最长，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相当长时期，每年平价调出工业品仍达1000多种。几十年来，东北还向其它地区输送了数十万名技术工人和干部。这些贡献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对东北投资的成就。20世纪后半叶东北基本建设投资有以下特点：

　　1. 在资金来源方面，国家投资比重高，地方和其它经济成分投资比重较低，投融资体制改革步履艰难。

　　2. 在投资用途方面，基本建设投资比重高，更新改造投资比重较低。导致企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缺乏市场竞争力。 3. 在投资效率方面，有一支素质高的建设队伍，基本建设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比较高。1953-2000年，全国总计基本建设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71.4%，东北为75.4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1979-2000年全国总计基本建设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71.6%，东北为76.2%%，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 在投资产业结构方面，畸轻畸重，分工不细。工业部门投资高，运输邮电业较低，其它服务业和农业很低，不利于提高效率和扩大就业。在工业内部，重工业投资比重高，轻工业投资比重很低，特别是为农业深加工服务的投资更低，不利于作为中国粮仓的东北地区提高农业附加值。生产性建设比重高，非生产性建设比重较低。

　　4. 与投资结构相关联，投资主体结构变化难度较大。私人投资与引入外资较少。直至21世纪初，东北3省的开放度仍较低。2002年东北3省老工业基地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0.11亿美元，仅占当年总投资额的7.6%，而开放程度较高的广东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就达到了113.34亿美元，占总投资额的21.5%。

　　上述投资特点导致东北地区国有经济规模大，比例高；重工业比重大，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小；国有工业比重大，外资、私营工业比重小。特别是资源型城市经过几十年的开发以后，面临资源枯竭问题。从而带来了老工业基地改造与振兴的新课题。这一课题还涉及到投资以外的诸多方面，如经济体制的转轨、国有企业改革、政府职能的转变、城市化的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区域统一市场的建设、投资环境的改善以及产业结构的转型等。

　　总地来看，从东北历史上投资的特点出发，对未来的改革与发展有以下启示：第一，必须尊重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基础，管理好存量，科学规范地进行国资改革，通过国资存量的整合和改革，提升东北工业基础优势，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第二，拓宽融资渠道，增加投资主体，推进民间资金、存量资产、土地资源、人才资源向资本转化。随着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深化，要改善投资环境，创造条件吸引国内各类生产要素进入东北市场，吸引民间投资和外资参与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第三，保护和发挥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的历史优势，在我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当中走在前列。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只有有效地将资本用于形成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的实力，才能振兴与持续发展，并为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提供有力的支撑体系。第四，发挥历史上的产业优势，在增加对第一、第三产业投资比重的同时，改造和发展东北的上游产业，发展装备工业和其它重工业。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国家要支持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开始了振兴东北的部署。2003年12月4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第一批100个项目正式启动。国家总投资610亿元。黑龙江和吉林各占20多项，辽宁获准建设的项目达52项。其中有47项是围绕建设装备制造业基地和原材料基地。除银行贷款、企业自筹，引进外资等多种渠道以外，国家还将对项目建设进行贴息贷款。

　　3年多来，东北固定资产投资的速度有所增长，但增速慢、渠道单一、更新改造投资不足、信贷规模增速较低等问题尚存；东北地区在机制、体制创新和观念转变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目前制约东北发展的主要障碍仍然存在。因而，2007年8月，国务院批复的《东北地区振兴规划》的一大特点就是强调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转变发展观念，增强发展活力。从而将东北地区建设成为综合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重要经济增长区域，改革和发展的推进除了国家财政投入和企业自身资产的支持之外，招商引资，扶持民营经济，成为东北地区分担改革成本的共同选择。

　　3年多的实践，进一步表明，为了规划和实践东北振兴的科学之路,我们要深刻认识老工业基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东北的发展和变化,是战略、实力和观念的改变。从国有企业改革到社会保障改革,从经济布局调整到资源城市转型,从城乡统筹到产业协调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正在通过改革焕发新的生命力。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