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10年和2020年,大电网覆盖地区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在电网总发电量中的比例要分别达到1%和3%以上
一年多前的2006年1月1日,中国《可再生能源法》正式实施;2007年4月,“十一五”能源发展规划出台,规定五年内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措施……然而,对于前行迷茫的中国再生能源行业来说,这些还远远不够:法律和法规缺少相关的实施细则、激励力度弱、相关政策之间缺乏协调,在市场、财政和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还也还难以操作(详见本刊2007年8期《可再生能源:向左走,向右走》)。
正因为此,9月4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全社会公布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消息通过网络,被迅速传播,仅仅数小时之后,全国各大门户网站就已纷纷转载。在广泛关注的背后,期盼《规划》出台能够解决实际问题中,成为人们的中心议题。
目标与现实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陈德铭表示,2006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24.6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消费量占69%,这样的能源结构带来了包括能源安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在内的许多压力。 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正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实际上,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早已起步,但是目前除了水电和太阳能热水器有能力参与市场竞争外,大多数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成本高,资源分散、规模小、生产不连续,在现行市场规则下缺乏竞争力。
《规划》的出台,无疑使人们看到了中国调整能源结构的决心。
中国现在的可再生能源规模很小,只有8%。《规划》提出了从现在到2020年期间要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到2010年要使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占到能源消费总量的10%,2020年提高到15%。同时在2020年以前,要因地制宜利用可再生能源解决偏远地区无电人口用电问题和农村生活燃料短缺问题,推行有机废弃物的能源化利用,基本消除有机废弃物造成的环境污染;建立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体系,形成较完善的可再生能源产业体系。
根据《规划》,从现在到2020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点是水能、生物质能、风能和太阳能。到2020年将建成水电3亿千瓦、风电3000万千瓦、生物质发电3000万千瓦、太阳能发电180万千瓦、建成太阳能热水器面积3亿平方米、实现沼气年利用440亿立方米、生物质成型燃料5000万吨、使非粮生物液体燃料形成年替代1000万吨石油的能力。预计实现2020年规划任务将需总投资约2万亿元。
《规划》的目标令人振奋,中国丰富的资源也给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发展基础。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还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水能资源有约5.4亿千瓦;陆地风能约3亿千瓦,海洋风能约7亿千瓦;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国土面积,每年的光照时间在2200小时以上;每年农林业加工后的剩余物大概可折合的能量是5亿吨标准煤左右;另外,中国还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能和海洋能。?
然而,200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总量只有1.66亿吨标准煤,约为2005年全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7.5%。
面对目标和现实的差距,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还任重而道远。
新政策?
《规划》明确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六大重点领域,即水电、生物质能、风能、太阳能、其他可再生能源和农村可再生能源利用,并对每个领域的每一种细分的能源形式的发展目标和方式都进行了明确。比如对计划建设的不同形式的沼气工程数量明确了具体的数字,生物液体燃料的发展规划也详细说明了在哪些省份因地制宜建设、以何种能源植物作为原料建设燃料乙醇试点项目。
中国目前还有约1150万人没有电力供应,许多农村生活能源仍主要依靠秸秆、薪柴等生物质低效直接燃烧的传统利用方式提供,而事实上农村地区可再生能源资源非常丰富。因此农村可再生能源利用成为一个发展重点。
陈德铭认为,加快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可以因地制宜解决偏远地区电力供应和农村居民生活用能问题,还可以将农村地区的生物质资源转换为商品能源,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环境,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规划》规定到2010年和2020年,大电网覆盖地区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在电网总发电量中的比例分别达到1%和3%以上。
“给电量配额,这是第一次具体明确。这当然比以前有所进步。”中国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专家委员会委员施鹏飞表示。
但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显然还需要进一步的实施细则来解释。施鹏飞表示如果按照现有的发展速度来计算,要达到这一目标还是有难度的。
对于可再生能源价格,《规划》规定将按照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发展和经济合理的原则,制定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电价,并提出电网企业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所发生的费用,高出常规能源发电平均上网电价的部分,在全国销售电价中分摊。
这些政策也并非第一次提出,但是《规划》的再次强调体现了使电价更加合理的趋势。
对于风电电价的发展,施鹏飞还是很有信心:“原来只对生物质能发电明确了采取固定电价,风能没有。《规划》虽然没有明确对风能采取固定电价,但是趋势是要使电价合理。”
施鹏飞告诉《科技中国》,今年第六期风电招标的中标电价正体现了这种趋势。原来只是让最低价中标,真正的中标项目通常要亏损。第六期招标是去掉一个最高和最低电价后,最接近剩下的平均值的电价中标。这种方式显然更趋于合理。
但是关于电价分摊的问题,施鹏飞表示以前已经有过类似规定,具体落实还需要发改委制定出一个可操作的办法。
中国可再生能源协会副理事长王孟杰曾多次参与《规划》出台的内部讨论,他对《规划》的作用则给予了更多的期望:“《规划》在《可再生能源法》指导下实施,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特别有利,它更能使《可再生能源法》的实施细则更快出台。”
王孟杰分析了《规划》对生物质燃料发展的促进作用。
目前中国现有四个企业在利用粮食生产乙醇,使用的主要是储备粮中时间比较久的陈化粮,年产102万吨乙醇中80多万吨是用玉米生产的,还有20万吨是用其他粮食和薯类植物。但是中国的土地资源非常有限,用粮食发展生物燃料会使粮食安全受到威胁。
王孟杰表示中国将通过发展甜高粱、小桐子、文冠果等生长在盐碱地、荒地荒山上的非粮作物和植物发展生物燃料:“现在中国生物燃料的发展正处于由粮食作物向非粮作物转化的转折点上。《规划》刚好在这个接口上出台,对非粮原料做生物燃料是一个非常好的促进。”
国内许多民营公司都早已做好了燃料乙醇项目的前期工作,示范工程都完成了,但是由于国家没有政策允许其进入市场,这些公司的燃料乙醇项目迟迟得不到推进。在《规划》提出的保障措施中,与“市场”有关的部分显然会牵动这些相关者的神经。
根据《规划》,到2010年,中国非粮生物乙醇的产量计划达到200万吨,到2020年能增加到1000万吨,非粮生物柴油产量达到200万吨左右,使生物燃料总产量达到1200万吨。
在王孟杰眼中,这个目标本身就代表了对该产业市场开放的促进:“《规划》中的目标非常清楚,且不允许再做粮食乙醇,要实现目标,只有很快给非粮燃料乙醇打开市场。有了市场这个产业才能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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