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势预测常集体误判? 群体行为或可作分析变量

　　在股价指数和宏观经济的预测中，分析师与经济学家通常会出现集体误判，如在熊市中低估股价或指数的跌幅，在牛市中则低估涨幅。其主要原因在于过多地受当时经济境况和相关信息的影响，给予“现时”变量过大的权重。

　　证券市场的策略分析师们免不了要写年度或季度的投资策略报告，其中一般都得有市场趋势或指数波动幅度的预测。作为买方的基金经理，一定不难发现众多券商在同一时期发布的策略报告往往会有相似的观点，这倒丝毫没有彼此抄袭之嫌，有可能是大家所获取的市场信息太一致的缘故。因为目前卖方分析师行业处于最开放、人员流动最频繁的阶段，分析师相互之间、分析师与基金经理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都非常充分。比如，在2007年六七月份推出的下半年度股市策略报告中，大多数券商都预测全年上证综指的上涨高度为4500-5000点之间。但观点的相同并不意味着结论的正确，事实上，仅过了一两个月，上证指数已经轻松越过5000点大关了。若再将年初各家券商2007年度策略报告作一番比较，可以发现，对年度涨幅的预测更是大大低于目前的实际值。

　　如果我们从更长一段时间（比如5年）对分析师关于市场趋势的预测结论进行验证，会发现绝大部分分析师共同的预测错误通常是低估了市场的波动幅度，如在熊市中往往低估了股价或指数的跌幅，在牛市中则低估了涨幅。这样的集体误判连绵不断地发生着，却从不曾因为前一次的误判而得以反省和修正。

　　“误判”主因的统计学解释:

　　给了“现时”变量过大的权重

　　预测有很多种方法，在定量分析法中，主要有因果分析法、计量模型分析法（包括回归分析法、投入产出分析法等）和时间序列分析法。分析师们对股价指数的预测之所以会屡屡误判，主要原因在于过于注重“现时”的指数波动特征和指数所处的位置。

　　比如，2006年股市火爆，于是市场上就普遍有了股市将进入“黄金十年”的说法，即用股市一年的表现来推导今后十年的走势；分析师们在撰写策略报告阶段，如果指数上涨比较凌厉，往往给出的全年涨幅预测值也会比较可观，反之亦然。如果“现时”阶段市场处于盘整走势，给出的全年指数波动空间就会比较窄。这实际上是对“时间序列分析法”的运用不当—即分析师只是截取了过去很短一段时间（如一个季度甚至更短）的指数表现来平滑全年的指数走势。或者大多数分析师并没有运用任何计量方法，只是凭经验来预测，但这种“经验”往往是很多市场“噪音”的综合，不够严谨，甚至有些常识性的概念都没有运用。如股市中有句话叫“用时间换空间”，也就是时间有多长，价格的空间就有多大。中国股市的每年交易日大概是235天左右，如果在牛市或熊市的年份中把指数曲线按一定的斜率画在含有235个时间序数坐标上，恐怕与经验判断所得到的结论有很大差距。指数如果按2006年上涨的斜率上涨或按今年1-8月份的斜率上涨，到2007年末的指数分别为4200点和6245点（附图）。

　　所以，股市中趋势分析中“集体误判”的主要原因，实际是犯了一些很简单的统计学常识性错误，过度依据目前的状况来推测未来，或把未来模糊化，使得年度的策略报告中结论的有效期大大缩短了（正如有基金经理的评论：有效期达到一个季度的年度策略报告就算是好的策略报告了）。

　　“集体误判”不仅在资本市场的趋势分析中屡见不鲜，在对宏观经济的预测中同样经常发生。如在2000年的“十五计划”制定中，对经济增长速度预期为年均7%左右，而实际上GDP的增长速度都在8%以上，其中2003-2005年都在10%以上，可见预期与实际的差距同样也很大。也许是1999-2000年7-8%的增长速度，加上政府和经济学家们对过去连续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增长的担忧，使得略低于2000年的增长速度成为经济学家们的预期。

　　2000年以后的几年中，政府一直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也印证了当时对经济增长能否延续的担忧；尤其是2004年的宏观调控，使得大家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都坚信不疑，而当初经济学家们争论的话题是经济究竟是硬着陆还是软着落，直至2005年，仍然是在讨论中国经济究竟将面临减速还是衰退。而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增长既没有“着陆”，也没有减速，而是以更快的速度、令人难以驾驭地增长着。

　　如果我们将经济学家们在每年年末对次年中国GDP增长率的预测进行汇总，可以发现经济学家与证券分析师一样，同样犯了在经济“牛市”中低估了GDP增长率的错误（附表）。

    经济学家们“集体误判”的主要原因，也是过多地受当时经济境况和相关信息的影响，给予“现时”变量过大的权重。

　　“误判”主因的行为学解释:

　　一叶障目是人的天性？

　　中国有很多典故来描述人在认识事物上的缺陷，如坐井观天、一叶障目、刻舟求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等。说明人是知道自身在认知上存在的这些缺陷，但却很难克服这些缺陷。经济学理论的前提是把人当作理性动物，但人却又有感性的一面，即便是经济学家本身也不例外。

　　2003年初出现的“非典”，令很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感到担忧，不少学者把“非典”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相提并论。事实证明，“非典”对GDP的影响非常有限，2003年的GDP增长率依然超过2002年，达到10%。回头来看，关于非典是否将肆虐，在当时确实不是经济学家所能判断的，这是一个流行病学的问题。而就各种流行病的影响面而言，肺结核和乙肝的感染人数在中国是数一数二的，如中国现有的活动性肺结核病人达450万，且每年新增130万人、有13万病人因肺结核病死亡。相比之下，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看，截至2003年7月11日，全球非典累计确诊病人为8437人，累计死亡人数为813人。非典相对于肺结核的得病人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两者的死亡率也均为10%左右，为何非典让经济学家们如此惊恐，而不是肺结核呢？原因很简单，非典是新的病毒，大家都很恐惧，经济学家当然也不能例外，尽管他们有获取数据和理性分析的能力。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关于汽车、飞机和火车等哪类交通工具最安全的问题，恐怕大家都知道是飞机。按2000 年的概率算，也就是117.65万次飞行才发生一次死亡性空难。换句话说，如果有人每天坐一次飞机，要3223年才遇上一次空难；而全球每天因车祸死亡的人数大概是800人，中国车祸死亡高居全球第一，每天有270多人死于车祸，说明在中国坐车尤其不安全。尽管如此，不少人（包括经济学家）对坐飞机的恐惧还是远高于坐汽车，而每一次飞机空难的新闻都让准备坐飞机的人不寒而栗，但这完全是心理障碍。

　　此外，人生的短暂也注定了人在主观上更乐于接受一叶障目。过去20年，每次新东西的出现，都会被历史学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等赋予一些用于标志拐点出现的划时代的新名称，如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次浪潮、信息时代、后工业化时代、E时代、新经济、非典经济......他们把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只划分几个阶段，却堂而皇之地将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划分了错综复杂的阶段，这显然有意或无意地抬高了自身存活阶段的历史地位。但事实上，我们生活的年代，不应该比前人生活的年代增加太多惊心动魄的变化。只是周边发生的事情影响着我们的情绪，让局部挡住了我们观察全局的视线。

　　“误判”主因从群体动力理论中寻找:群体行为虽难预测但应加入到变量中

　　群体动力理论是德国心理学家勒温创立的，该理论认为：人的心理和行为决定于内在的需要和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其行为公式是：B＝f（P,E）。其中，B表示行为，f表示函数关系，P表示个人，E表示环境。

　　牛顿在1720年炒股赔钱后曾说：我可以计算天体运行的轨道，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可见，对人类行为的预测要比对自然物体运动轨迹的预测困难很多。古典经济理论中假定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供给和需求都是可以通过一般方法来获知的。但实际并非如此。以房地产为例，房子既是消费品，又是投资品，同时还可以成为投机套利工具，所以，如何来估算房地产的需求，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国从2004年开始调控房地产业，历时4年，房价却还在不断创新高。这其实也可以从群体行为理论中得到解释，因为炒房本身就属于群体行为。2006年前，炒房的环境因素（E）变化相对不大，但2006年至今，由于股市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上涨了4倍左右，炒房的环境因素显然又发生了变化，巨大的股市财富效应，又通过与房市相互影响和强化，彼此交替上涨。尽管我们难以预料这种现象能持续多久，但日本和台湾地区在经济高速增长、本币升值期间股市和房市涨幅达10-20倍的经历，我们是可以充分借鉴的，而且应该在中国房市和股市上涨之初就对他国的房地产和股市联动的历史好好学习了。群体行为虽然不好量化，但应该作为我们趋势分析中的一大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