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
中国人喜欢研究规则,却不喜欢遵守规则。这一点是被“从娃娃抓起”的,从幼儿园午餐给的饼干数,到小学的排座位选干部,更不要说挤一个好的幼儿园,重点的小学,直到考高中考大学找工作,家长们总想着怎样请客送礼利用职权,把自己孩子从别的孩子脑瓜顶上送到一个好位置上去。
这两天媒体爆出来一个“厕所户口”笑话:小学生入学和“小升初”前夕,总有许多家长揣着“条子”、捧着“票子”拉关系、交赞助,为孩子上学奔走不休。为了让孩子就近进入一所好学校,他们甚至想方设法迁移户口。一位重点学校的老师发现,班上十几名新同学家的门牌号码竟然完全一样——都是学校附近一个公共厕所的号码。中国人民之心何其苦也。
我们更迷信钱权交易而不是公平竞争,无论什么外面的好东西,一入大陆马上被本土化,有中国特色的新产品不久就会让大鼻子蓝眼睛目瞪口呆的脱颖而出。中国的媒体似乎也更乐意宣传“不按常理出牌”、“不走寻常路”的公司案例和企业家。深厚的中国文化善于解构和应招,无论是托福、GMAT,还是ACCA、PETS,哪怕不会说英语的娃娃,也能考个高分——有新东方呢。
无论是党的还是外资、私企的政策规章,在这种中国文化下,就像耳对耳的传一句谣言或闭着眼走路似的,很难不走调变味。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家长式的企业家,运用“中国式的扁平管理”,像宗庆后一样事必躬亲——事实证明,这样的效果很好。
直销模式的中国历史
直销模式在中国是以“老鼠会”的面目起步的。1994年8月11日,国家行政工商管理总局发出《关于制止多层次传销活动违法行为的通告》,9月2日再次发出《关于查处多层次传销活动中违法行为的通知》。1995年9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停止发展多层次传销企业的通知》,对国内再次过热的传销进行规范限制;随后不久,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了《关于审查清理多层次传销企业的实施办法》。
由于对多层次传销和单层次传销的区分没有严格的标准,97年开始,大大小小的非法传销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以至于到1997年底到1998年初,非法传销大肆猖獗,国家对直销企业几乎失控。1998年4月21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禁止传销活动的通知》,对整个传销行业全面禁止整顿。2001年4月,传销被列为刑事犯罪。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作为中国进入世贸组织的筹码,中国承诺在加入WTO后的3年内,解除“无固定地点的批发和零售服务”的市场准入限制,并允许10家外资直销进入中国,其中包括安利、雅芳、玫琳凯、如新、康宝莱等品牌。中国政府履行了承诺,06年,安利中国销售额达到150亿元人民币,玫琳凯20亿,康宝莱4000万。
我国环境下的直销现状
欢欣鼓舞的数字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黑洞,中央政府承诺了,做到了,但地方政府和直销企业本身,却出现了各自的问题。从直销公司来看,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资的,无论是有牌照的还是无照经营的,无论是立志做正经生意的还是起初就存心不良的,到了基础的执行层,总有“老鼠会”的马脚露出来。这个月的《新生代调查》有一篇程必忠的《牌照光环下的直销乱局》,举康宝莱的例子,指出了直销中存在的问题。
后来我问康宝莱一位工作人员关于文章中所写的事情,他说,那个经理是早被开除了的,我们就怕有人不按规章办事,所以成立了规则部,规范经理人的经营,但还是有人走邪路,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麻烦。
从另一方面看,中央政府放开了,地方政府乐坏了。直销公司在不规范的市场下,难免是个有缝的蛋,而某些部门就专叮这样的蛋。无论是康宝莱还是安利,都拿出过巨额资金做政府公关。品牌的危机公关成了地方政府创收的好手段,给部门500万,还是给个人300万,自己选。想做下去,就不得不一次次的埋单,为下层的歪曲执行付出代价,直到中国市场变成鸡肋。
英语讲“好的开始预示着一个好的结局”,直销已经没了一个好的开始,政府既然承诺了,就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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