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对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分析和政策建议

　　交通银行于2007年11月3日在北京隆重举办“首届交银经济学家论坛”，届时知名经济学家们将汇聚一堂，展望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并商议商业银行战略转型。下面是搜狐财经的报道：

　　钱文挥：谢谢李行长。下面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易纲新闻,易纲说吧)先生做主旨演讲。演讲的主题是对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分析和政策建议。大家欢迎！

　　易纲(易纲新闻,易纲说吧)：尊敬的李行长，女士们，先生们，早晨好，今天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出席交行办的中国宏观经济金融走势与商业银行战略转型的研讨会。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对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分析和一些政策建议的思考。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思考，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现在要从全球的视野看中国，中国的经济融入全球的分工和市场体系，这样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中国的经济得益于全球化，有很多国际的观察家都认为中国的经济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

中国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在增量上贡献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大门很难再关上，看中国的生产、看贸易，看资金的流动，资本的流动，看人员的流动，现在都在全球市场上配比资源。我们思考问题，制定政策，还有制定以后的规划也必须要从全球的视野来看待这个问题。在全球生产、分工和供应链中，出口是大的亮点，同时中国也需要进口大量的原油，有色金属，有大豆等农产品要进口很多原材料。我们认识中国经济、成绩、问题和寻找对策都离不开全球的视角，在分析中国的价格，经济中出现的问题，也要从选择视角来分析。比如我们的电便宜，就会有很多厂商，把最费电的工厂建在中国，如果我们的油价低于国际油价幅度比较大，就会产生香港的卡车到深圳，到广州加油，甚至会发生向外走私成品油的事件。我们的定价、政策必须要考虑到全球的经济。

　　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是由于中国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比较快，最主要的原因取决于我们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在劳动生产率，我们跟发达国家的工资的差距在于劳动生产率，中国一直讲有一个无穷的蓝领工人的供给，现在这个供给慢慢地在近似于均衡，但是这些蓝领工人，农民工的劳动生产率也是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最近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全国各地农民工的工资连续三年都有比较大幅度的提高，差不多连续三年平均每年增长10%的，一方面是由于劳动供给发生了变化，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是长期以来累计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在劳动供给发生变化的时候一次释放。这也是解释为什么从95年到2003年我们农民工的工资基本上没涨，从2004年到现在，农民工的工资差不多每年能够涨10%左右，你怎么解决这个现象？要更加深入、细致地分析中国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中国工农业在一起最粗的劳动生产率，我建议大家仔细分析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等等，这样细分的劳动生产率，在能够为今后制定政策和今后发现商机，为今后稳健的经营，都会打下坚实的基础。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也是令人高兴的，最近这几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都是正的，每年都有百分之一点几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也是衡量一个经济体经营机制的变化，创新、管理能力的变化综合的指标，我们知道全要素生产率是解释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所不能够解释的那块多出来的产出，如果多出来的产出是正的，我们全要素生产率就是正的，就是增长的。它特别关系到中国的经济能不能有进一步的潜力，中国经济是否可持续，全要素生产率是最重要的因素。建议大家可以进一步地分析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

　　李军行长报告中说了我们有“三过”的问题，中国有“成长中的烦恼”，比如投资过多、顺差大、储蓄率高、税收的增长率远远高于GDP的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人民币有升值的压力。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梦寐以求的，人家希望多一点投资，非洲的国家多一点投资，但是他们投资不多，发展中国家都梦寐以求希望顺差，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顺差，而是逆差。税收谁都希望高，我们这些成长的烦恼又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求之不得的，但是这些问题如果太过了，把握不好这个度，超过一定程度了，好，好，一直是好，好到特别好了，有可能变成了问题，变成问题以后，我们就要思考。比如说顺差是好事，如果顺差过了，引起贸易摩擦，引起别人的指责，别人的制裁，我们要把这个顺差过大问题要解决。储蓄率过高，消费率在持续地走低，这个怎么把它处理好。税收增长率远远超过GDP和消费的增长率，这是一个好事，但是有一个最优最终的把握。人民币升值表示国力，劳动生产率和潜力的增长，表示的是全世界对中国的信心是好事。人民币升值对我们是压力，如果这个压力处理不好，升值的压力过大，也是要认真解决的问题。看待中国的问题，都要辩证地来看，都要看到两面，我们的这些问题恰恰是人家求之不得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把问题处理好，唯独环境污染在那儿都是坏的，我们的环境污染是非常严重的。

　　市场已经对我们的不均衡做出了市场的调整，在调整过程中，有通货膨胀的压力，有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这两个看上去是价格变量的调整，它的背后都是经济变量的调整。这两个价格的反映都是对不均衡的反映，因为中国的东西物美价廉太便宜了，所以我们有巨大的顺差，中国的投资机会太好，回报率太高，所以我们的投资有些过快，解决一些问题，要靠很多很多的综合政策，其中有一个表面的现象看看价格的反映就是涨价和升值的压力。我们的产品中有很多外部的污染，没有包含在产品价格中，如果加大环境的执法力度，如果加大环境的保护，把这部分成本由企业承担，把治污的成本由企业承担，肯定这个价格要反映出来。所以看上去升值和通货膨胀压力是价格的调整，但是背后反映是我们整个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对整个经济体的调整必然的调整和反映。如果我们对劳动保护进一步加强，我们实行最低工资制，给农民工上三险，给农民工有医疗保险等等，这个也在成本中体现，在成本中体现实际上也要在价格中体现。看市场的调整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既然是市场的选择和市场的调整，我们对这种调整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要有一个平常心，要看到这个调整的必然性和价格调整背后的经济实体的实际变量，包括我国对环境成本要算到产品的价格中，对劳动保护的问题，对其他的一些问题在价格中的体现，所有的方方面面都会发生这样的调整。你看到一个小事，但是它的背后实际上是价格的问题，是体制问题。你看到高速公路超载，恶性交通事故是由公路超载引起的，公路超载是怎么回事？如果严格打击公路超载的话，运输成本会提高。公路超载造成我们的高速公路和桥梁远远达不到设计的寿命，而且是许多重大交通事故的诱因，拐弯的时候还有很多重大危险物品的运输都会发生恶性事故，都和公路超载有关。真正打击公路超载，你的收费、运费都要调整。我们要把经济的价格变量进行调整和它背后所反映的比较深刻的实际变量的变化和这种调整的必要性，怎么样保护环境，怎么样注意安全，怎么样注意工人的生命安全，怎么样保护工人的合法权益，保护工人的社会保障，所有这些要反映在我们观察到的价格变量中。看到深一层，会对价格变量的调整更加地理解，尤其在座的很多媒体，你们在报道的时候会更加全面，让我们的社会公众对调整的过程更加地理解，更加地支持。

    大额的贸易顺差并非常态。我们的贸易应该基本平衡是对国家，对经济体的持续发展是最有利的，如果大幅度的贸易顺差，第一不是我们所期望的，第二，也不是常态。经济学家也很难论证大幅的贸易顺差是必然的。我国在长期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是比较小的，只有在最近三年，贸易的顺差占GDP的比重才越来越大。有一点顺差，比如占GDP1%、2%甚至3%，都是正常的，如果我们的贸易顺差超过了GDP5%到6%、7%、8%，这个时候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观察了很多出口导向的国家，韩国、泰国、菲律宾，我也写了在各个历史时期，在他们增长最快的历史时期，他们的顺差到底有多大，有多持续，我认为他们也不是说大幅度的贸易顺差是常态。日本是贸易顺差典型的国家，和美国有99年的贸易顺差，如果看美国99年贸易顺差和日本的长期贸易顺差，目前日本的顺差也仅占GDP的1%到2%，所以这个问题也应该予以重视。

    面对这些问题，我谈一点对政策建议的思考。中国的流通性偏多，货币政策一直对流通性大额地对冲，货币政策大额对冲应该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将近五年了，货币政策的对冲实际上是等于在打阻击战，打阻击战的目的是为了赢得时间，进行结构的调整，加快改革。当前改革和结构调整的着力点应当是扩大内需，应该是财税体制、社会保障、资源价格、扩大进口等等。我们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消除上面说的经济增长中的不平衡的因素，消除整个机制中对市场的扭曲，在更大的程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就是改革的目的。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对调配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过去经济学家在分析中国经济的时候，经常说中国有两大隐性的财政赤字，一个叫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第二个是社保欠帐，十年以来，经济学家一直有这样的评论。在短短的十年前，我们银行确实存在着巨额的不良资产，特别是国有银行。十年以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论断，叫中国的银行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大家很清楚地记得这件事，就是在97年、98年。经过银行的改革，特别是最近五年银行的改革，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成功上市，大幅度减低了这些银行的不良资产，提高了这些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转变了公司治理结构，使得这些银行的竞争力、知名度、服务水平和内部管理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从整体上，中国通过银行业的不良资产从30%多降到一位数。正是由于这些坚决的改革，抓住了机遇，成功地在境内外上市，抓住了机遇的时间窗口，使得中国的银行业的整体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现在有评论说，外国战略投资者在改革中按照现在的市值计算，他们的股份增值了多少，这种计算多少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希望在这种计算中，要更加地全面，要看到我们的国家，中国的社会保障境内战略投资和境内外公众的持股人的股权增幅多少。在刚才说的工、中、建交这四大行，国家的控股是绝大多数，国家控股的概念是占了绝大多数，除了国家控股以外，还有社会保障，有境内投资者还有境内外以境内为主的公众持股人。如果计算境外战略投资者占了多少，可以由一个数字，但是这个数字要乘以很大的数，得出很大的数就是我说的国家、社保和公众持股人和境内战略投资者，他们持有的股权。如果看中国的银行业的改革和转轨国家，和其他国家比较，和发生危机的国家比较，你绝对看到中国的银行改革和处理危机的方式，坚持了国家控股。引进战略投资者使得机制更加地顺畅，能够更快地改变预期，能够更快地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使得我们在市场上的市值和市场上对银行的预期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如果中国在这方面还有什么可以完善的地方，也是可以讨论的，但是你们可以研究转轨国家，东欧和其他转轨国家，拉美，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的亚洲国家，他们在处理危机中，外国资本占银行股的比重有多大，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都远远超过中国。所以我们对这个事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根据这个判断，现在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天赐良机，当前税收好，股市好，应当抓住机会，划拨一部分国有股权，充实个人帐户。

   我以前做过一个转型名义帐户的社保的总体方案，抓住这个时机，大大地充实个人帐户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在转轨国家，很多国家在银行改革中把股票分给老百姓，老百姓在很短时间内把股票卖出去了，这个股票产生了在短时间内聚到少数人手中的现象，如果我们用国有股权的一部分充实个人帐户，养老的个人帐户，这个股权是一个组合，有利于我们的收入分配，明显地有利于低收入群体。而且老百姓不能够马上卖组合，必须等到60岁的时候才能够开始拿回他的钱，这个拿回可以是一次性的，也可以分次的，这些都是技术上的问题，都是可以设定。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我们要抓紧时间，如果把这个事也做好了，中国就能够解决另外一个问题隐性财政赤字，如果我们把银行不良资产隐性的财政赤字经过以上四行的改革，经过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把这个赤字彻底地控制住，能够把社保的欠帐，这些个人帐户的空帐把它充实，我们十年以前，观察家们批评中国经济的两大隐性财政赤字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我们要积极推动资源价格的改革。前两天发改委宣布提高油价，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控制通货膨胀和积极推进资源价格改革过程中，要两害相权取其轻，改革可以消除行为扭曲，减少资源浪费，促进节能减排，但是在短期内有可能略微有点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我们总是推迟，我们的扭曲会逐步地累计，损失更大。所以我认为积极推进能源价格改革，对低收入群体的承受力的问题，可以考虑采取财政的办法来解决。另外要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财税制度，这以物业税为例，十六届三中、五中全会都提出了要适时开通物业税，物业税可以稳定地方政府收入来源，可以使得财权和事权更加匹配，激励地方政府转变政府职能。有了物业税以后，地方政府可以不搞工业有税收，有积极性搞好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由于物业税非常复杂，物业税的实施可以采取中央决策，省人大通过法规，具体的征收和管理在县市操作的原则，应当加快推进物业税的试点工作。

    还有一个政策含义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在这一轮股市和房市过程中，中国的公众追求财富的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各类的金融资产要进入一个比较快的发展阶段，我国宏观金融的蓝图就是传统的银行存款在未来一段时间也会增长，但是相对其他的直接融资的渠道可能会增长得慢一些。股票、债券、基金、保险占GDP的比重会快速地增长。我们现在M2比GDP大概是1.65，股市最近有很大的变化，和GDP的比重有大幅度的提高，债券占GDP的比重大约是40%，保险的资产的运用是两万多亿，占GDP是10%，还有基金业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很快地发展。看中国宏观金融的蓝图，你会看到这些比例未来一段时间发生比较快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总体规律是直接融资的发展，要远远快于间接融资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的债券发展速度有可能会快得多，我们基金的发展速度，保险的发展速度，有可能快得多。在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中，我们现在要稳步推进金融业综合金融的试点，而且由于中国目前的金融格局还是银行业控制了金融业主要的资源，所以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在这个推进金融业综合金融试点过程中，银行要积极地参与。同时这个过程还有一个挑战就是要加强监管协调，为将来打好基础。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思考、分析和政策建议，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