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雨珊
20年前,在全国经济快速发展和"振兴上海"的压力下,中国金融改革与上海振兴的路径出现了一个神奇的焦点——交通银行。重组交通银行不仅成为振兴上海的希望所在,更成为中国金融业市场化改革的起点,中国出现了第一家股份制银行,也出现了第一家区别于四大国有银行的综合性银行,交通银行成为20年综合经营的先行者。
然而,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金融风险的压力下,交通银行的集团化综合经营梦想很快破碎。1999年,为响应国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与商业银行脱钩的号召,交通银行忍痛将太平洋保险公司、海通证券公司"脱钩"转让,自此走上分业经营的道路。直到2005年,交通银行被监管部门批准为综合经营试点,交行才再次走上综合经营。
对于这20年来的反复与变化,交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反复,而是一个从无序自由化向着规范化完善的过程,全能型金融控股集团将是未来银行业发展的方向。
综合经营有"胜算"
<21世纪>:从1980年代至今,中国银行业走过了综合经营—分业经营—综合经营的反复历程,您怎样看待这样一条发展路径?您认为我们是否走了弯路?
蒋超良:没错,中国银行业在综合经营上确实经历了一个反复的历程,但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反复,而是一个否定再否定,曲折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实际上,前后两个"综合经营"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为"无序自由化—逐步规范化—进一步完善"的过程。
20年多前,中国银行业刚刚与财政体系实现分离。制度上一有松动,中国金融市场就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自由化改革",主要标志就是一大批信用社、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涌现出来。1994年,全国城市信用社达到了5000多家,信托投资公司也一度达到700多家。这些金融机构实质上是以高利率来吸收社会资金或从国有银行借款,然后以更高利率贷放出去,相当部分的银行资金通过这一渠道违规进入了房地产、证券等高风险市场。那时候,包括几大国有商业银行中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挣钱,到海南;要发财,炒楼花。"海南地产泡沫的破灭,现在很多人回忆起来都心有余悸,但那还只是当时混乱的中国金融市场的一个缩影。
从1995年开始,为了控制日益严重的风险,国家要求非银行金融机构与商业银行脱钩,对金融市场进行了清肃整顿。中国银行业从此进入分业经营时期,也从无序混乱走向了逐步规范。在当时,国家做出这样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如果不整顿、不脱钩、不分业,后果和损失是难以预计的,我们甚至可能无法安然渡过亚洲金融危机。
经过那次整顿和后来脱胎换骨式的改革,整个银行业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资本实力、抗风险能力、盈利能力都得到了很大提升。
我们的政策环境也跟过去很不同了,今年初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金融业"要稳步推进综合经营试点",党的十七大报告还提出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
从国际上看,美国、欧洲和日本都完成了由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体制转变,混业经营体制已成为世界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具有标志性的一个法案是1999年11月4日美国国会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它取代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允许银行、证券、保险公司业务相互交叉,标志着美国结束了实行50年之久的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体制,进入混业经营的时代。
现在我们又开始尝试综合经营,但这一次不是对上次的简单重复,因为整个市场基础、制度环境、国际金融形势都与过去完全不同了,未来虽然仍然面临变数和挑战,但这一次的"胜算"显然更大了。
<21世纪>:和20年前相比,中国银行业现在面临的外部环境截然不同,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使得周遭的世界更加复杂多变,中国银行业真的具备了开展综合经营的条件吗?
蒋超良:不管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的经营管理,我国商业银行今天的情况都远非20年前可同日而语,开展综合经营的条件已日趋成熟。
首先,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跨市场、跨行业的产品和服务需求,商业银行必须具备跨市场经营的能力和产品。比如,我们提出要把交通银行打造成为"财富管理银行",如果仅仅能够提供银行业务,而不能提供投行、保险等业务,就难以实现这样的目标。
其次,银行内部经营管理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为开展综合经营提供了条件和基础。
再者,不少银行的综合经营已经有了很好的开端,一些银行的综合经营已经从最初的浅层业务合作向深层的组织、资本层面深化。
大银行可先试点
<21世纪>:事隔20年,交通银行最终又回到了综合经营的道路上,您是否认为综合经营是中国银行业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哪类银行适合走这条路?
蒋超良:国际金融市场近年来掀起了一股综合经营的大潮流,汇丰、花旗、德意志等大型跨国金融机构大多实行综合经营。国际经验表明,如果商业银行业务范围过于局限,不但影响其盈利能力,而且会导致经营风险过度集中,不利于稳健持续经营。
前不久陷入挤兑风波的英国"北岩银行",就是因为业务过度集中于住房贷款,在美国次级债危机的冲击下变得不堪一击,陷入破产境地。与此相反,那些大型金融集团,如汇丰、花旗等,虽然同样受到次级债危机的冲击,但因为具有全球化的机构布局、综合化的业务结构,受影响的程度明显小于专业性金融机构。
银行与保险、投行等非银行领域本质上都是经营"信用"的行业,这些年彼此间也在相互渗透、融合。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加快,中资银行要想"与狼共舞",做大做强,就必须融入到综合经营的潮流中,通过综合经营改善盈利结构,分散经营风险,增强竞争能力。
当然,综合经营试点也不能"一哄而上"。我认为,应该选择已经上市的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做试点。原因有四:一是因为这些银行在传统银行业务领域已经获得相当的市场份额和市场地位,具备了一定的客户、网络基础,在开展综合经营上有先发优势,也便于实现综合经营的协同效应。二是大型银行的综合经营更领先,已由最初的浅层业务合作向深层的组织、资本层面深化发展,而一些规模较小的银行目前还处于与保险、证券等行业进行浅层次业务合作的阶段。三是有足够的资本向其它金融业务扩展,而且无论是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还是风险管理能力以及信息透明度等方面,都要强于非上市的商业银行。四是上市银行要接受来自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严格监督,经营上会更加审慎、规范。
建设全能型金融控股集团
<21世纪>:20年前,交通银行重新组建之初就被设计为综合性银行,是国内最早开展综合经营的商业银行。这20年来交行在探索综合经营方面走过了怎样的轨迹,请您简单勾勒一下。
蒋超良:正如你所说,交通银行是国内最早开展综合经营的商业银行。依照重新组建时的规划,交通银行被赋予了股份制、综合类、现代商业银行的试点任务。在这个思路指引下,交通银行积极开拓综合服务功能,在银行、证券、保险等领域大展拳脚,成为我国第一家从事银行、保险、证券、信托业务的综合性商业银行。
上世纪90年代初,交行麾下拥有当时国内市场上颇有影响的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和海通证券公司,发展一直比较健康,资产规模、利润总额等指标都位列行业前三位。也就是在那个时期,交行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综合经营经验,为当前新的综合经营战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90年代中期,一些金融机构违规经营,风险集中涌现,经济泡沫和金融风险比较严重。中央开始进行金融秩序整顿,我国银行业由此进入了分业经营的时代。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按照中央分业经营的要求,在1999年剥离了境内的非银行金融业务,仅保留了在香港的非银行金融子公司,在香港继续发展综合经营。
21世纪初,中国银行业进入了新一轮的改革发展期,交通银行率先进行了深化股份制改革,并积极探索综合经营。比如,我们2005年成立了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是国内第一批银行系基金公司,现在已经发行了5只基金,资产规模达到600亿元,今年前三季度利润就超过3亿元;我们在香港的交银保险、交银国际发展也很快,到9月底,资产规模就达到了42亿港元,利润达到3亿港元。应该说,这些子公司对交行的贡献度越来越大,我们尝到了"甜头"。
前几天,就是上个月的28日,作为银行业进入信托业的首家试点银行,我们的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在武汉正式开业了。另外,作为首批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之一,交银金融租赁公司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预计年底就可以开业。我们还入股了常熟农商行,支持农村金融发展。
总体来看,交行已经建立了以银行为主体,包括证券、保险、信托、基金、金融租赁等机构的综合性金融集团的架构,初步构建了综合经营的基本框架。我们设想,用3-5年时间,把交通银行建设成为全能型金融控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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