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幼文：中国经济发展特征与国际收支的关系

　　 交通银行于2007年11月3日在北京隆重举办“首届交银经济学家论坛”，届时知名经济学家们将汇聚一堂，展望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并商议商业银行战略转型。下面是搜狐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的报道：

   连平：刚才黄先生演讲中间有两点非常值得关注，一个是他指出了中国经济到目前这样的水平，要特别关注它是一个大国不是小国，在开放问题上，在汇率问题上，都应该从大国角度来看。

第二个观点，事实上人民币汇率究竟到底是高估还是低估，低估了多少，是很难做出非常明确的判断。可以说最近十年来，有关人民币汇率有很多研究成果，很多的研究机构都是非常全面，但是他们研究出来的成果其差距之大，也是令其他的研究人员觉得无从下手，结果究竟怎么看这个问题，的确很复杂。这是一个大国的问题，也是一个国家价格体系，全球的价格体系的差异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第三位演讲嘉宾是张幼文先生，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发展特征与国际收支的关系，欢迎。

   

　　张幼文：各位下午好，在今天讨论中国宏观经济金融走势的主题当中，安排讨论国际收支与汇率是非常有必要的，中国已经是开放型经济，必须讨论对外经济特别是资金流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我来看，我感觉讨论国际收支问题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目前的阶段性的特征。今天讨论的问题是两个问题就是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到底是汇率低估还是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第二个问题，在中国当前的阶段上以汇率调整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是否合理选择？我个人对这样两个问题的基本答案是否定的。主要结论是中国持续高顺差是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以外贸外资拉动增长的发展阶段，我们强调的是阶段，并不是永远长期维持这样的。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储备持续扩大的国际背景，这个背景决定了中国发展的速度同时也决定了中国发展的特征。再一个结论发展战略的推进是走向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有效道路。最后一阶段，那就是如果仅仅用汇率水平去分析国际收支失衡它的原因是不够的，这也是我们讨论清楚这个问题，去回应国际关于人民币汇率压力。

　　第一个判断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阶段决定了顺差特征。因为我们国家整个发展虽然非常快，令人瞩目，但是作为整个国家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决定了我们需要以国民经济的高储蓄率来拉动增长，以高储蓄率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本积累，另外从封面经济到开放经济需要外部拉动作为增长的主要条件，这是开放经济的初级阶段。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外贸外资在中国GDP当中占多大比重？以06年来看，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总量当中占2.5%，贸易顺差占6.61%，两者相加是9.2%，可见外部拉动力对中国的作用。这并不是中国一年的情况，从90年代到现在，一直是巨大的顺差拉动中国的经济。外资从90年代初最多的时候达到占GDP6%，到现在基本上也在3%。固定资产的投资比重，最高的时候曾经超过17%，以后长期在10%以上。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初始阶段的特征。

　　第二判断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下双顺差是必然的。中国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地位，这个地位就是生产制造大国，这个生产制造大国是怎么样形成的？就是传统产业向中国转移，是传统转移的接受。以这个为载体的各种生产要素向中国进一步转移的必要条件和基本形势，对中国来说，那就是固化的廉价劳动力。这样的一个基本结构就决定了双顺差必然形成。以廉价劳动力物化的产品特别是加工外形式净流入必然是双顺差，土地对外批租，我们看到它也是财富的重要来源，土地资本化，包括农村和城市，几十年土地在没有批租之前是没有价格，是潜在的资产。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如果按照分类，三资企业占了88%。看土地的出让，最近这几年，从2003年到2005年每年土地转让的价格，总价值占到五千多亿元，差不多2.5%，这是潜在的财富变成了在GDP当中的财富，今天早晨大家谈到了货币供应量，来计算一下外汇储备的增长跟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中国今天的增长，外汇储备是一万三千，外汇储备占28.2%，这就是我们开放这几年的增长。货币政策没有空间，是因为双顺差。

　　第三个判断，国内改革进程与高储蓄率低投资率两者并存的。为什么中国会有这样的发展特征，其中重要的原因高储蓄是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导致了高储蓄率，医疗、教育养老。因为只有解决了中国社保体制问题以后，才能降低中国的储蓄率，提高中国的需求。另外一个问题是分配差距，包括社会群体的分配差距。因为分配差别扩大，导致了同样的速度GDP增长所带动的购买力增长是相对低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国有企业改革，由于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导致投资不足，拿私营企业来说，虽然有许多成就，但是相比现在大企业来说，私营企业的发展，整体仍然是滞后的。以上三个基本判断，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国际收支顺差是高储蓄积累资本的要求，因为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有高持续的境外资本完成发展阶段的资本积累的，人均GDP刚刚超过二千多美元，在整个国家差别巨大，可以说国家的发展仍然是处于需要完成资本积累，高储蓄在这个阶段是必然的。外资流入仍然是资本积累的重要渠道，这样的高顺差的依据，它产生的原因不应该把它消除了。

　　结论二：追求国际收支平衡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和大的方向不一致，也与中国经济战略不一致。拿中国和美国两个典型国家，也就是国际上世界经济失衡，一个双赤字，一个双顺差两个国家，两个国家的代表全球化的结构，中国代表亚洲的状态。全球化失衡并不是短期的失衡，实际上是历史长期的因素改变了世界经济运行的方式，那就是发达国家把制造放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中国这样的国家，于是在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在全球的运行模式。

　　今天的要素流动的基本特征就是高级容易流动的要素，资本、技术、优秀人才、标准、品牌等等，向要素相对流动性差的国家流动，中国正从第一阶段流动性差的国家，那就是土地、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这就是流动性差的要素。这样就决定了要素的基本特征，也就是全球化的基本性质。中国在过去的发展当中，如果按照市场汇率来计算，06年排到第四位，这样的经济规模之所以能够实现，正是因为深度参与全球化的结果。中国出口能力的提升也是全球化供应平台的形成，换句话说，这个双顺差，这样的国际收支结构是整个全球化经济的一个要求，在全球化经济时代，目前发展阶段正是产业转移的阶段，特别是中国的发展阶段是产业引入的阶段。所以对全球经济失衡通过汇率的调整是无效的，也是不利的。我们在理论上强调，为来自国际经济提供理论依据。

　　结论第三，就是汇率升值不是调节中国国际收支的有效工具。事实证明，在过去两年当中，虽然汇率升值而且速度加快，快速升值下面，外资仍然高速流动，甚至速度还继续提高。9月份比去年有所下降，整个增长速度一到九月还在10%以上。快速升值没有有贸易顺差，2007年7月1号以后废止了八年的出口社会考核制度，但是强劲的出口能力仍然是持续的，所以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那就是通过汇率升值，并不可能去直接解决国际收支过高顺差的问题。数据表明汇率制度改革以后，贸易的顺差在增加。在中国国际收支当中有这样的基本特征，从2002年以前来看，热钱部分通过各种投资形式反映，如果我们看错误遗漏，我们会发现2002年之前，错误遗漏主要是净流出，2002年一直到2004年主要是流入，然后到2004年后期，又开始流出。国际收支当中错误的遗漏巨大的规模使我们看到中国逐步处在外汇环境。国际收支中资本与金融帐户的流动。由上面分析，得出以下的政策。

   第一个政策，深化国内改革是推进投资和消费的基本途径。前面提到社会保障机制的改革有助于消除居民后顾之忧，有利于降低储蓄率，提高投资水平。第二，培育本土企业，优化本土企业对本国的作为投资主体，这样减少对外资的依赖。同时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对个人来说是投资，对宏观经济来说只是资产的价格增值。从资产价格上涨来说并不是投资水平提高的表现，我们仍然需要完成的是金融资产的完善，使中国国内掌握投资的机制能够真正地实现。从深化国内体制来说，减少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有所所影响的贸易利益。从中国贸易增长中的利益，这几年贡献很多，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

　　第二个政策是要强化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机制，要形成这样的机制。我们说出口高顺差是国内企业固定资本投资的条件，我们今天新的任务就是抓住这个机遇，来加强设备的进入。换句话说，不应该把重点放在汇率升值来减少国际收支的顺差，而是要利用储备比较充裕的条件去回答我们结构升值当中的问题，抓住这个机遇，国内企业利用技术、设备来实现结构升值，也包括加快私营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变的过程，使私营企业真正提高投资的能力，发展现代产业的能力。中国发展经济目前的阶段重要的问题是技术进步速度慢，制度创新比较弱，今天这样充裕没有提供的条件，并不是说我们没有现代化，我们有条件进口先进设备和技术进行二次创新，基础创新，为中国走向创新国家，这是难得的机遇，千万不要把重点放在汇率解决收支平衡，抓住这个机遇，解决结构升级。 机制的转换当中，也包括增强内需，增强沿海地区对内地的投资能力，从而减少内地发展，来继续向国外依赖的基本结构。

　　第三个政策，运用高储蓄克服中国经济结构性弱点。我们以高储蓄积累最重要的条件有助于我们去解决中西部地区投资不足，从而缩小中国地区之间的差别，这又是一个高储备给我们提供的机遇，地区差比需要有政府来关注，来投资。这是我们解决中东西部差别的重要条件，与此同时，我们要克服中国经济发展中结构性弱点一个就是资源问题，在海外收购资源、能源项目甚至包括土地、岛屿是中国可以考虑的战略，相对来说，这种战略投资更有长期意义，因为它改变了中国结构性问题，不仅在金融市场上争取短期利率。再有一个政策要点，就是要从生产制造国向研发国升级，运用我们的储备比较充裕的条件，使我们创造更好的走向研发的国家的条件。

　　第四个政策是国际的协调，今天是经济大国，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已经越来越多的影响到世界。这样的大国对世界的影响，国际之间的经济的协调，远远要超出汇率均衡，就大国之间的协调来说，汇率协调是其中一个小东西，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更多的国际协调。中美两国都有国内经济调节的任务，这是我们在战略规划当中需要告诉你，需要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当中所包含的传统，我们需要进行理论的探索。总体来说，我们对外开放面临新的问题，由于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作为中国一个大国，大国对国际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任何一个小的动作都会产生巨大的国际反响，这就是今天所处新的国际环境，尤其中国自己提出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面对一种新的开放的约束和承担更多的国际条件下，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战略已经远远超出了人民币汇率升值。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