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财产性收入与缩小收入差距

　　扩大财产性收入与缩小收入差距应当成为政策选择基本出发点

　　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是低收入水平基础上的差距，不宜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来强行实现收入均等化，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根本思路是坚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20％的低收入阶层高度集中于农村社会，不解决这部分群众的收入问题，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拐点”不会自动到来。

　　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受到人们广泛关注，也在社会上引起很多讨论。其实，“财产性收入”并不是一个新词汇，它的出现由来已久。财产性收入在我国也不是新生事物，但是财产性收入快速增长并受到重视却是近两年的事情。

　　居民财产分布极度不均衡

　　西方经济学和法学都强调财产作为一种权利的含义，认为财产能够产生收入有两个前提：一是有财产，二是可以出让财产的使用权以取得收入。可见，对财产的占有是取得财产性收入的前提。

　　人们对财产的占有和支配，是对一种收入源泉的占有和支配。我国在改革的起点，无论是高收入者还是低收入者，所持有的财产数量都是极为有限的。但在转型与发展过程中，我国居民的财产积累速度在加快，财产规模在不断扩大，财产分布状况已经成为理解当前收入分配特征及其动态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无论是财产中的金融资产还是总资产净值、无论是人均资产水平还是资产积累速度，不同居民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以农村居民为主的低收入群体的这两项资产存量水平及增长速度都要大大低于以城镇居民为主的高收入群体。

　　一般说来，同一经济体中，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往往高于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数，特别是在金融财产、房产等的分布方面存在着比收入差距大得多的差距。如美国在1983－2001年期间总财产净值的基尼系数一般在0．8左右，金融资产的基尼系数在0．9左右。日本、瑞典和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总财产基尼系数也在0．5以上，都要比收入的基尼系数高出许多。

　　目前在城市，房租收入、证券投资收入等财产性收入已成为许多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而对于普通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地处偏远地区的广大农村居民来说，由于资产规模小、专业知识不够、风险承受能力差，财产性收入的来源几乎只有银行储蓄一种方式。2006年，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7．4％，增收的部分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量的贡献率为60．2％，财产性收入的贡献则微乎其微。在目前我国银行利率实际为负的情况下，广大低收入群体获取财产性收入更是变得十分困难。

　　财产性收入已经超过劳动收入

　　过去，人们对劳动差别决定工资收入差距较为熟悉。近年来，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货币和房产积累为代表的财产积累规模越来越大，一些居民开始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取得财产性收入，这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新动向，因为同劳动差别相比，包括资本在内的财产占有差别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程度要大得多。

　　从收入分配结构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不断增加，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96年为13％，2000年下降到12％，2005年继续下降到11％。在各种收入来源中，工资性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最慢。1990－2004年的14年间，年均增长最快的是经营性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149．64％；其次是财产性收入66．64％；排在第三位的是转移性收入，年均增长43．33％；增长最慢的是工资性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仅为37．30％。由于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是富裕阶层的主要收入来源，而工资性收入是普通阶层收入的主要来源，可以预见，这种变化将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加大。

　　当前全国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已经是劳动收入（城镇工薪收入和农村经营性收入）增长速度的两倍。以2004年前三季度为例，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工薪收入同比增长11．8％，而人均财产性收入中的出租房屋收入增幅竟高达54．5％。

　　财产性收入与收入差距的作用关系类似于“倒U形曲线”，在初期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会不断拉大收入差距；随着市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投资渠道不断增加，群众的金融意识也在觉醒，投资理财的观念深入人心，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获得财产性收入，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中等收入者的扩大是总体收入差距缩小的标志。这个过程的完成不会很快，具体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大力提高低收入者财产性收入

　　在人们拥有一定财产并且可以取得相应财产性收入时，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也会发生变化，不再仅仅是劳动性收入，还包括财产或资本积累的双重激励。其中能够长期发挥作用的更是来自财产的激励。无论是劳动差别引起的收入差距，还是财产占有差别引起的收入差距，它们都发生在初次分配过程中，都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有积极意义。

　　与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提高相伴随的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股市的繁荣，不但是经济发展的标志，而且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经济不断向更高阶段推进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每个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因而国家要对群众的财产性收入持支持和保护态度，并且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取得和拥有财产性收入，进入中产收入者行列。未来财产性收入将在人们的收入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金融证券市场是缔造财富神话的“天然土壤”，短时期内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可避免。

　　但从本质和总体上看，目前收入差距大主要并不是因为高收入群体的绝对收入过高，而是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太低，收入增长速度过慢。低群体主要是由农民组成，这也彰显出“三农”问题的严峻性。

　　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是低收入水平基础上的差距，不宜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来强行实现收入均等化，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根本思路是坚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20％的低收入阶层高度集中于农村社会，不解决这部分群众的收入问题，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拐点”不会自动到来。因而缩小城乡差距是今后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方式就是想方设法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为农民提供进城就业、创业的机会，降低农村人口的土地压力。要在整体收入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因为中产阶层的崛起有利于扩大民间资本积累和活跃民间投、融资，使社会各阶层的资本得以有效配置，从而提高整个社会资本的创富能力。维护高收入者的正当利益，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应当成为我国政策选择的基本出发点。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主要通过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降低低收入者的比重来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的低收入层中会产生新的收入差距并有可能扩大，但这种新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在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的差距。因而要容忍财产性收入的增加等原因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暂时继续扩大，这种差距的扩大是良性的，有利于“蛋糕”的做大。（周青梅/中共中央党校）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