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哗只为劳工弱势 权利不会苦等自来

　　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在即，广泛的社会影响业已形成。华为七千人辞职事件、沃尔玛中国裁员风波，以及诸多被解读为企业反击新劳动合同法的大小事件，在近期频频见诸各地报章。尽管所涉企业，无不极力否认这种规避法律的机会主义行径，但舆论坚持认为企业包藏异心，挟其资本强势，以策略手段陷员工于不义。

　　华为的七千老职员，在新法护航即将成为终身员工的前夜，以先辞职再竞聘的原则，辅以十亿补偿金赎买工龄，使得企业卸下加重的人事包袱。这是资方强权对法律义务的投机逃避，这种逃避使劳动者可得的法律福利濒于流失。当前公民权利现状已是有名无实，企业无所承担，自然更令人加倍愤懑。不过，是华为而非其它“行胜于言”的企业，成为新法调整的瞩目范本，除了华为二字吸引眼球，是否也因沉闷苦恼的劳工情绪，只在这些近似资本标签的企业面前，才显出特别的敏感和激动？

　　事实上，舆论对华为七千人辞职事件的评论，一直未能将那些所谓自愿辞职又竞争上岗的当事员工请到前台，更广大的劳工民众，只是以同气相求的身份置换，为他们假想了必定的无奈和徒劳的抗争――如果他们还爱惜饭碗的话。而事实上已有人提醒，华为耗资巨大的七千人辞职再竞岗，未始不是企业内部劳资妥协的结果。如果单指华为在新法实施前的作为失之厚道，而并不询问当事者的意见，似乎总归有些代人受急的无趣和越俎代庖的尴尬。

　　但这种普遍的社会不适，密集的公共评说，显然并非指向华为一家。华为只是当今强悍硬扎的资本代表，在劳工群体持续弱势的当下，它所外化的符号意义，无可选择地要加上资本强权的象征含义。这不因温情脉脉的内部文化而稀释，相反，却要为更广泛的劳资交恶境况承担代价。因此，舆论付诸华为的忧心和评说，几乎就是弱势劳方对资本强权的天然警惕，也几乎就是中国现状的群体情绪投射。

　　如此说来，于困境中的劳工现况，新劳动合同法如同劳工福音，而势必为企业所难容。一个事实是，在草案公布之初，即有欧美企业认为新劳动合同法过于苛刻，可能迫使外资撤出中国。更详尽的专家分析，则历数新法的种种刁难，竟倒置企业于十分不利的境地，而任若劳工恃法无忌，同样影响社会发展。这些基于立法的检讨，清晰表达出如此意象――政府为了改善劳工的弱势处境，通过了这部向劳工利益一边倒的劳动合同法。

　　事情果然如此？就当下情形论，所谓矫枉必须过正的社会纠偏术，未尝不是政府生出的急智。但这种单靠政府立法输出的公平与正义，未必能够如愿抵达现实彼岸。国内劳工价格上低廉，权利上弱势，一个显见的改善方案，即是令劳工可以自由组成工会，从而获得与资方的议价能力。如果劳工依然分散独处，司法救济依然低效不彰，政府只是以新的劳动合同法替代旧的劳动法，好比政府说要有光，光真的会自动到来么？如果权利只是从纸面走向纸面，如果议价的权利只允许被代理，而不允许亲力亲为，则劳工的弱势终难改善。华为辞职事件的灰色寓意在此，沃尔玛裁员的舆情紧张亦在此。

　　因此，在劳工、企业、政府的三方关系中，事实上的资本强权和政府威权，共同左右了原子化存在的劳工命运。新劳动合同法以政府立法改善劳工境遇的良愿开端，极可能遭遇组织化程度甚高的企业规避。自此之后，劳工固然可依凭更进步的法律诉诸法院，争取权益，但如果此路可期，也必定今非而昨是了。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前的诸多风波，无不是劳工民众自忧弱势而起的喧哗，意不在纠缠是非，刁难企业，却暗示和印证了某种群体性的警觉和紧张。不过，就劳工弱势的改善而论，终究还是要回到那些探讨已久的老话题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