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关于中国价格形势的看法出现分歧。一些研究机构和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较大,应该采取加息等应对措施。但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由于消费价格的上涨主要是受食品价格上涨的带动,价格上涨幅度势头不可能持续太长时间,因此不必惊慌失措。
对此,作者认为,造成这种分歧的关键点则在于究竟用CPI还是所谓核心CPI来判断价格的走势。在我国现阶段,判断消费价格走势,应该主要依据CPI的变化情况,而不应该像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那样,用核心CPI来判断消费价格走势,核心CPI只能用来帮助判断消费价格的长期走势。
□张永军
2007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CPI)上涨幅度迅速加大,从3月份开始持续超过3%的年度调控目标,7、8月份连续两个月突破公认的可承受通货膨胀率界限值5%,8月份当月同比涨幅达到6.5%,9月份虽然较8月份略有回落,但同比上涨幅度仍然高达6.2%。从消费价格构成情况来看,食品价格上涨迅速加快,与非食品价格涨幅的差距越拉越大,是带动消费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
形势判断分歧的关键点
在此背景下,经济学家们关于中国价格形势的看法出现了分歧。比较多的研究机构和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较大,应该采取加息等应对措施。但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由于消费价格的上涨主要是受食品价格上涨的带动,价格上涨幅度势头不可能持续太长时间,因此不必惊慌失措。
持后一种观点的经济学家认为:现阶段我国的通胀压力还不大,此次食品因素引起的通胀压力是不可持续的,不必引起恐慌。我国CPI的增长,是由食品类带动的,3.2%的增幅中有2.5个百分点是食品带动的,剩下的七大类总共才上涨0.7个百分点。而食品类的增长并不是需求增大引起的,而是供给量减少引起的,所以眼下还是要解决供给量的问题。与这种观点相呼应的是,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在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也表示:“按国际惯例,如果我们从CPI里扣除食品和能源项目,核心居民价格指数仅上涨0.9%。大家都知道,食品和能源价格变动有时候不是因为市场供求关系引起的,比如说粮食价格,有时可能是由于气候变化引起的,能源价格有时可能是由于战争因素引起的,扣除以后,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核心居民价格指数,才真正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这一指标的价格状况。”
可以看出,关于中国价格形势的看法出现分歧的关键点在于究竟用CPI还是所谓核心CPI来判断价格的走势。
核心CPI的由来
所谓核心CPI,至今没有明确的定义,经济学家们使用核心CPI,主要是在两种意义上来使用。一种含义是指消费价格的上升趋势或者说是指消费价格中变化较为稳定的成分。另一种含义是指受需求拉动而发生的消费价格上涨的幅度,其核心思想是认为那些受供给原因暂时上涨的商品价格,不影响价格上涨的长期趋势,为了准确判断价格上涨的长期趋势,应该将其影响扣除。由于在消费价格的构成成分中,食品和能源部分的变动幅度远远高于其他部分的变动幅度,因此,目前计算核心CPI的常用方法是从CPI中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变化来衡量。
依靠核心CPI来判断价格形势这种方法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戈登(Robert J.Gordon)于1975年提出的,其背景是美国在1974年-1975年受到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影响而出现了较大幅度的通货膨胀,而当时消费价格的上涨主要是受食品价格和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当时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发生的食品价格和能源价格上涨,主要是受供给因素的影响,受需求拉动的影响较小,因此提出了从CPI中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变化来衡量价格水平变化的方法。从1978年起,美国劳工统计局开始公布从消费价格指数和生产价格指数(PPI)中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的上涨率。
此后,核心CPI逐渐成为美国宏观经济分析中较为常用的术语,1981年就出现了以核心CPI为书名的专著。但是,就是在美国经济学界,关于是否应该从CPI中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来判断价格水平,至今仍然存在很大争论,反对者大有人在。
是CPI而非核心CPI
笔者以为,在中国现阶段,判断价格走势,应该主要依据CPI而不是核心CPI,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在我国CPI中食品所占比重较大,比能源所占比重要大得多,CPI与核心CPI的差异主要是由食品价格造成的。因此,下面笔者主要围绕影响食品价格的因素来论述为什么应该主要依据CPI而不是核心CPI。
首先,我国粮食价格受社会总需求的影响较大。我国当前处于快速工业化时期,投资处于高增长阶段,大量投资使得每年有大量土地从农业用地转变为非农业用地,农业用地和非农业用地之间存在较强的此消彼长关系,而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主要取决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速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速度又对社会总需求扩张的步伐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我国粮食价格受需求影响的途径较西方国家更为复杂(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像美国、加拿大等土地资源较为丰裕的国家,农业用地受投资增长的影响很小)。而我国粮食价格不仅是在经济增长较快时,因居民收入增长较快,从而对食品的需求增长较快;而且,我国粮食产量受到播种面积的影响较大,粮食播种面积的变化从长期趋势上又受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影响,因此,粮食价格的变化还受到社会总需求扩张的间接影响。
其次,我国其他农产品价格受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也比较大。生猪、鸡、鱼虾等产品的饲养和果树的种植,相对而言要比粮食种植投入更多的劳动,现阶段我国在快速工业化的带动下,城市化也在快速发展。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农民工进城从事非农产业的工作。当全社会投资增长较快、工业生产增长较快的时候,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较为旺盛。农民工进城从事非农产业工作的机会就会较多,工资待遇也会比较好一点。在这种情况下,非农产业投入的劳动力较多,相应就会使得从事种植和养殖业的农民减少,从而影响对农业的劳动投入,使得农业产出受到影响。因此,社会总需求的变化还会通过对劳动力供求平衡状况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对农业的劳动投入和农产品产量和价格。
为了验证我国食品价格受到社会总需求的较大影响,笔者进行了计量分析。根据笔者所做的计量分析,我国食品价格的变化滞后于由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狭义货币供应量、工资性现金支出和生产资料价格所合成的价格先行指数,上述指标除了生产资料价格之外,其他指标都与食品价格没有直接关系,主要受社会总需求状况的影响,但他们确实领先于食品价格的变化,这样的计量分析结果,与我们上面所做的定性分析结论是一致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的结果都表明,我国食品价格并非主要受供给因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总需求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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