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风险笼罩中国海外投资

　　随着经济规模坐四望三，中国海外投资近年来增长迅速，据中国商务部的信息，2006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61亿美元，同比增长32％，全球排名由2005年的第17位升至第13位。

　　随之而来的是风险的同步增长：2005、2006两年，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连续推出年度《国家风险分析报告》，指出作为世界第三大贸易体的中国，正面临日趋严峻的海外投资和贸易风险，出口业务坏账率竟是发达国家的10~20倍。

　　今年夏天，中国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对“黑石”集团的股份投资，因美国“二期房贷”金融风险爆发，一举亏损5.38亿美元，亏损率高达16％；几乎与此同时，“杭萧钢构”纸面高达344亿元的为非洲国家安哥拉“安居家园”建设工程提供建材的“超级合同”出现问题，重大风险加上有关公司有意隐瞒、误导，致使该公司股价剧烈异动，造成众多股民的惨重损失。从中不难看出，海外风险无处不在，小公司、民营公司会遇见，大公司、国家队同样可能遇见；海外风险也不再山遥水远，与平民百姓毫不相干，也许在您不知不觉中，远在您叫不出名字的某个遥远国家的风险，就能让您的股票投资瞬间缩水。

　　“不规范”的四大风险

　　出于市场和投资战略的考量，许多企业将海外投资、拓展的目光投向非洲、东南亚、拉美、前苏联国家等。

　　然而这些国家由于历史和发展的原因，投资环境存在许多不规范、不完善之处，这些不规范、不完善，正是风险多发的温床。

　　（一）股份比例的风险：

　　不少非洲、拉美国家法规严格限定了外国资本在某些领域的股份比率，比如委内瑞拉，石油等行业外国资本最高控股限额为49％；西非国家塞内加尔，贸易类公司本地股份不得低于51％；东非的肯尼亚，农业开发项目国家须控股至少51％。

　　这些规定造成中国投资者虽然出了钱，却拿不到决策权、话语权。非但如此，一些潜力巨大、利润丰厚的合资企业，入股者不是政府本身，就是背景深厚的当地权贵。如2006年1月，中海油收购尼日利亚“OML130”AKPO油田45％股权，而出售股权、并握有剩余55%决定性股份的“尼日利亚南大西洋石油公司”，其幕后当家人正是该国前国防部长丹约马将军。这种合资模式不但将当地企业低效、人浮于事、财务和管理混乱等痼疾原封不动带进新公司，给投资造成潜在风险，一些有“背景”的当地控股者并不真正出资而只以影响力入股，不承担风险却坐享红利，也有损中国投资者的利益。尤其是一些非洲、东南亚国家政局不稳，一旦“变天”，原先的“保护伞”便一转而成包袱，甚至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更要命的是这类政策还朝令夕改。委内瑞拉的外国资本限制措施，就是新近出炉且在3年内修改了两次的；安哥拉在短短32年独立史上更经历过从“外国投资国有化”到“鼓励工商业吸收外资”的几番政策更迭；即使一些大国也不能免俗，如尼日利亚，1989年前规定石油业外资比例不得高于20％，其间多次上下浮动，最终变为如今的45％。伴随着不稳定的，必然是高企的投资风险。

　　（二）金融汇兑的风险：

　　许多非洲国家金融制度极不完善，传统的信用证交易几乎完全不可行，因为商业银行不是拒绝办理，就是拒绝承兑，而采用其它付款方式，如货到付款、付款交单等同样存在钱货两失的风险可能——在中非贸易史上，中国销售代表手捏提单等着买家交款赎单，而买家早已打通码头关节将货提走的事例不胜枚举。一些非洲客户采用先如期支付几个小单，然后甩下一个大单，利用积累的信任骗货消失，或保持相当长时间的良好合作，等你放松警惕再黑你一把的办法，也曾屡试不爽。中国上海某纺织品公司在西非的独资贸易公司就遭遇类似骗局：多哥洛美尼日尔籍商人穆斯塔法利用两年良好合作带来的互信争取到“放货赊销”的优惠，又利用将近一年的如约回款诱使中方业务代表大胆扩大放货额，2004年10月，该公司老总偶然发现穆斯塔法的未归还货款已超过1.2亿西非法郎，且其销售额竟占洛美总销售额近九成，甚至所有货物都存放在其仓库且共管钥匙，因觉得风险太大，急忙发令整改，结果2005年1月即发生部分货物神秘失窃、穆斯塔法门市部一夜间全部关门，和近2000万西非法郎欠款死账的事故，若非此前已有准备，损失可想而知。

　　还有不少国家实行外汇管制，即使赚了钱也难汇回国，不得不求助于地下钱庄，风险更难预估：2005年，一名在西非从事地下汇兑多年、信用良好的印度人突然在一夜间将横跨4国的十几家店铺全部关闭，卷走众多客户委托汇兑的巨款，造成包括中国客户在内许多西非商人噩梦般的惨痛损失。

　　此外，一些国家货币不稳定，通货膨胀严重，也是中国投资、贸易的重大风险所在。典型如津巴布韦，这个原本的“非洲粮仓”，陷入了严重的粮食短缺和经济危机中，官方公布的今年7月份的通胀率高达7638%，而民间的数字是这个的两倍，IMF更警告说，年底的通胀率会高达100000%。

　　（三）经营风险：

　　许多中国投资者不了解当地国情民风，一味套用国内经验，如以金钱刺激鼓励加班，用高压管制提高劳动强度和延长工时，习惯用甩钱、走路子、通关系和联络感情的方法“搞定”等，结果在当地的经营处处受阻。首钢在南美秘鲁的铁矿、某公司在赞比亚的铜矿等，发生工潮后中方投资人或买通“实力人物”生硬处理，或采用小恩小惠怀柔，结果罢工者根本不买账；不少企业忽视一些致命的细节问题，贪图劳动力便宜、商品售价高等，在某些非洲国家开厂，结果当地劳力技术跟不上、效率不高、培训困难，或者宗教习惯多影响工时，或者所在地经常停水停电，造成成本提高。如深圳惠凯在多哥的衬衫厂、上海华源在马里的梳棉厂、某企业在马里的真蜡布厂等，最后产品价格竟高出直接从国内进口一大截，风险可谓惊人。

　　一些承包建筑的中资公司为求中标不惜拼命压低投标价格，中标后对困难和意外估计不足，因利润太低甚至没有利润，对风险的承受力大大降低，结果损失惨重。“重建工”（COCPC）2002年中标的阿尔及利亚AADL“以租代售”项目，原定2004年4月底完工，结果因没有估计到原材料价格大涨且出现短缺、水源不足、预付款不到位和当地技术工人缺乏等因素，结果至今未完成，最终在今年9月初被收回转包给土耳其和埃及公司；安哥拉的中基公司也同样传出其和安“国家重建委员会”若干合同被取消的消息。

　　（四）关税和市场准入风险：

　　俄罗斯、东欧和非洲不少国家都有所谓“黑清关”问题，一方面，正规清关几乎无利可图，“黑清关”在许多国家事实上“准合法”，另一方面一旦出现问题，“准合法”就成了“真非法”。比如尼日利亚是中国商品的重要市场，但事实上根据该国海关法规，这些商品绝大多数是“违规进入”的，这就造成一个有趣的现象：产品相同、清关手续相同的两个货柜，也许一个安然售出，另一个却被扣押重罚，甚至已卖而后罚、已扣而又放的故事也屡见不鲜。

　　再有一些国家最初允许甚至欢迎中国货入场，但不久又因故改变政策，如俄罗斯年初对外国零售业的“清场”，再如西非，多哥、贝宁两国对待中国纺织品销售企业的态度，近10年来此落彼起、此起彼落折腾了几轮，造成在“老非洲”中耳熟能详的“洛美－科托努－洛美”反复大搬家。如此折腾，风险可想而知。

　　此外，一些国家频发战乱、民变和其它意外因素，同样造成投资风险，中国石油企业在尼日利亚、苏丹、埃塞俄比亚，一些制造业投资者在尼日尔、赞比亚，都碰上过绑架、交火等事件，造成人员伤亡；不少地方爆发排华风潮，也危及中国投资者的利益；一些本来和中国人无关的骚乱同样构成威胁，如前几年多哥大选风波，累及多家中国商铺被砸、仓库被抢。

　　规范的风险也不能忽视

　　在欧美发达国家，风险的来源有时恰恰相反，不是不规范，而是所谓“规范”。

　　如欧盟针对中国纺织品和小商品，打的是“反倾销”的旗号，祭起的是规范的法宝；美国召回中国玩具、加拿大拒绝中国学步童车，拿出的是法定质检报告，祭起的同样是规范的法宝。一些收购项目，如TCL收购德国施奈德、中石化企图参股加拿大阿尔伯特省油砂项目，中海油并购美国优尼科等，相继遭到阻力和风险，对方不是摆出“国家战略利益保障”，就是拿出民调结果，祭起的同样是规范的法宝。甚至，中国在当地企业的用工、税务、环保和安全问题，中资企业在国内加工工厂的劳动强度、质量标准甚至厂房环境，也不时作为“规范”的对象被拎出来，成为风险的来源。

　　不但中小企业被“规范”，国家队也概莫能免：新成立的国投公司刚刚挂牌，国际间“警惕中国国家资本扩张”的声音便骤然高涨。而且这些“规范”并不仅限于本国，如美国就经常针对中国对某些“敏感”国家的投资发声，近来欧盟各国，尤其法国和德国，也不断发出希望中国“规范”非洲投资的声音。

　　这些“规范”有时是小动作，如修改某个产品的配额，提高对某些商品的海关抽查率，影响的是个别商品、个别企业、个别市场；有些却是非常大的动作，如美国对中国倾销问题的世贸组织反倾销指控，以及美国、欧盟压迫人民币升值的软硬兼施、轮番高压，相信几乎每个涉外企业都难逃其波及，难免其风险。

　　一方面和这些国家相比，中国企业往往处于弱势，这种弱势主要不在于实力和资金的差距，而在于海外经营经验和理念的落差；二来许多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规范”认不清、摸不透，或敬而远之，或一味钻空子，或单纯视之为“整中国人”的紧箍咒，事实上“规范”至少在理论和法律层面上是一视同仁的，它既可能是重大的风险源，也可能是保护企业免遭风险的保护伞，而赢家注定只能是那些熟悉“规范”、掌握“规范”的人。

　　海外欺诈不可不防

　　即使在发达国家，投资和金融欺诈也难以避免，一些顶着“跨国品牌”、“重大采购”的国际骗子，屡屡以耀眼的光环、诱人的利润，诱使中国投资人和企业上钩。而发展中国家所能遇上的骗局就更多了。

　　如在尼日利亚，著名的“419骗局”曾让全球谈虎色变，如今已由尼日利亚一国发展到许多周边国家，由单纯的“佣金欺骗”发展到“遗产欺诈”、“订单欺诈”等。骗子会准备好公证书、保函、银行信用证，也会一反“骗子不露面”的定式，主动出没于广交会、华交会等正式场合，利用厂商急于签单的心理行骗；他们会在东莞甚至北京设办事处、联络站，利用厂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心态减弱其防范心理；他们会抓住厂商“积小信为大信”的思维定式，先规规矩矩做几笔小生意博得信任，等客户放心签下巨额合同，在无担保抵押前提下放心交给大单，再一口吞噬，如一家叫ZEF Nigeria Ltd的尼日利亚公司即以此法诈骗上海某公司40多万美元货物，此前5年的多笔小合同均无异样；他们有恃无恐，脸皮厚得惊人，即使被戳穿也毫不在意。一个尼日尔籍“商人”常驻北京，因骗术拙劣屡屡被戳穿，他却若无其事地常常光顾“旧主顾”的办公室寻找机会，甚至还主办了一个“中非贸易专题网站”；一个叫做Henshaw Kobina的加纳骗子在今年初先是企图以“加纳卫生部”纯棉T恤“政府采购合同”诈骗辽宁某企业550万美元，被戳穿后不到半个月，竟又以同样手段企图诈骗山东某企业。

　　一些中国人诈骗同胞的行为同样增添了海外投资的风险。如近来炒作得沸沸扬扬的非洲“××村”，自去年底至今，已有无数在非洲经营的中国人指出其严重失实甚至不符合逻辑之处，但这个早该被戳穿的泡沫至今仍诱使许多农民和农民企业家将资金抛向充满风险的遥远陌生之地。

　　其实许多风险本可规避

　　其实很多风险本来是可以规避的。

　　如果投资者能在跨出国门前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了解对方国情，认真学习对方法律法规和风土人情，做到入乡随俗，因势利导，一些“规范”和“不规范”的雷区原本会被轻松跳过。

　　如果在出国前考虑全面一些、计算精确一些，许多损失也可以避免。如北京中原公司投标阿尔及利亚住房部某工程项目，法语标书长达200余页，中文译本竟只有120多页，且错把“单位价格按使用面积计算”译成“按面积计算”，结果负责投标的工程师按惯例理解为“建筑面积”，报出了注定亏损的低价，直到工程全面铺开才发现。这类风险，原本完全不应发生。

　　如果在决策海外投资时不仅想到盈利的可能，还想到其它意中、意外的风险、隐患，少一点急功近利和贪婪，多一点审慎和冷静，许多风险也不会降临。如不少贸然到非洲、东南亚投资的小企业和个人，就是一味、片面相信了某些舆论的宣传诱导，只想着当地“遍地黄金”，却忽视了风险的存在。

　　如果有关方面在介绍海外市场和机遇时责任心和专业性更强一些，多一点务实分析，少一点主观引导，如果有关媒体在刊登海外投资、经营的范例、榜样时能多一点审慎，少一点夸诞，那些因为看了上述信息而决定海外投资、经营的企业、个人就会多一盏指路灯，少一条绊马索。

　　当然，政府的作为同样重要。关税、配额、准入、汇率、贸易保护等都是足以左右大多数中国涉外企业风险指数的重大数据，而足以影响这些数据的只有政府。

　　此外，信息的畅通，预警的及时也很重要。在这方面，一些地方、部门已开始作为：广东等省已酝酿建立海外风险预警机制，中国信保也已连续3年发布年度《国家风险分析报告》。

　　大洋的风浪总是大于平静的港湾，对于中国企业和投资者而言，海外风险的增加，不过是海外经营和投资发展、壮大历程中不可避免的一课。面对客观存在的风险，海外经营、投资者如何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努力将之降到最低，有关部门和方面如何尽最大能力帮助中国的海外资本和投资人，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将是横在众多集体、个人面前，一项艰巨而重要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