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祥
1988年,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畅销书《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化和军事冲突》出版,这本畅销书中的一个论点经常被引用:新崛起的国家成为大国的途径并不是挑战现在大国的地位,而是追随大国,一旦大国衰落,追随者就会成为新的霸主。
这个原理同样适合现代社会经济,也适合企业,甚至适合个人的发展。想想看,你身边有哪个人因为和领导对抗成为新的领导的?很少!追随领导者常常被提拔为新的领导。这个原理同样适合企业,当今的企业的翘楚是谁?当然是微软和Google,二者的发家史都是傍大款的结果,一个是傍上了IBM,另外一个是寄生在当时如日中天的雅虎上。那么读者自然要问,难道IBM和雅虎是傻瓜吗?当然不是,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谁能够知道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嫩芽会长成参天大树呢?
富士康不是Google也不是微软,甚至它也不可能重复微软或者Google的道路,因为世界上傍大款的方式不只一种,如果所有傍大款的最终都成为挑战者,大公司无论花多大的成本都值得垂直整合。大多数的情况下,傍大款是一种长期的战略,大家会形成长期有效的合作互补关系。
在自然的竞争演化中,各个行业总是趋于集中,最后总是被少数大企业垄断各个行业。郭台铭的英明之处就是看出了这种趋势,并且实现了在产业演化和整合中分得了不小的一杯羹这个宏愿。
我不明白,为什么在《郭台铭与富士康》一书的后半部分才讲到了这一段:
从1989年开始,郭台铭毅然前往美国坐镇、开拓市场,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攻下康柏等公司的订单。“我从洛杉矶飞休斯敦,整整飞了两年,才拿到第一张订单。”郭台铭回忆说。
第一次美国之行,订单不是很大,最大的收获是让郭台铭决定舍弃代理商的方式,改找一位美国当地人做营销经理,自己开发市场和客户。
“他不但可以帮我跑业务,还可以顺便开车,当司机,又可以让我练习英语。”郭台铭真会精打细算。同时,因为美国机票不便宜,尤其是距离近的时候更不划算,郭台铭就利用公路,与客户告别后,开车上路到下一个城市,每晚总要十一点钟以后,才能在每晚16美元的便宜汽车旅馆登记住宿;隔天早上6点钟又出发,上午10点前抵达下一个城市的客户办公室。几年下来,郭台铭竟然已经去过美国52个州中的32个了。
如果说在郭台铭的经营哲学中,有什么一致的想法,我觉得就是坚决傍大款,所谓“四千年前注定的成功”依我看就是傍大款必然成功。至于富士康有无与伦比的模具,有着非常先进的制造能力和富士康的成功之间,并不是一个鸡和蛋难解的悬疑,更不是因为有先进的模具是成功的因素,事实上,你要是有了钱,也照样可以有先进的模具和流水线。
“这还用你说?傍大款的道理不但郭台铭懂,你懂,人人都懂!”没错,但是大多数并不明白傍大款不是寻求大款的帮助和施舍,而是一种牺牲,“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我想郭台铭一定非常喜欢这句话,像所有的成功一样,关键是他实现了很多人也明白的道理。
富士康的成功再一次诠释了古老的先哲亚当·斯密的社会分工理论以及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明摆着的事实是中国现在的主要竞争优势仍然是人力成本的优势,我们竞争的对手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这句话往往被解读成反思,实际上不是!我认为对于整个中国来说,这是非常现实也非常幸运的。
(本文作者为财经作家,著有《达尔文密码——人性与财富的进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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