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管理领域,经济学家不要"手里有把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

　　“在管理领域，经济学家要清楚自身的局限，不要‘手里有把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肖知兴教授的话似乎为喧嚣的经济学界浇了一盆凉水。

　　经济学的繁荣伴随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提速、各类资本市场逐渐渗入日常生活，经济学开始走出大学校园，成为“显学”。

当发财的梦想开始与普通人紧密相连时，当“看不见的手”取代“看得见的手”成为市场主流时，能够把握市场脉搏的经济学家成为大众眼中的明星。人们首先知道了老一辈的吴敬琏(吴敬琏新闻)、厉以宁(厉以宁新闻)、董辅 ，后来又知道了中生代“京城四少”那一辈的钟朋荣、刘伟(刘伟博客,刘伟新闻,刘伟说吧)、樊纲(樊纲新闻,樊纲说吧)、魏杰(魏杰新闻,魏杰说吧)、林毅夫(林毅夫新闻,林毅夫说吧)、杨帆等，再后来便是新生代如日中天的张维迎(张维迎新闻,张维迎说吧)、郎咸平(郎咸平新闻,郎咸平说吧)。

　　“存在即合理 (existence in possible)”，时下经济学家的“热销”自然证明了其生逢其时。大众顶礼膜拜、企业奉为上宾、媒体连篇累牍，经济学家已经成为全民娱乐时代不可或缺的元素。但是，透过光环的层层晕环，我们发现喧嚣背后的悖论。

　　经济无处不在，经济学无处不在，经济学家却不能无处不在。这就如同物理定律影响万物，物理学家却不可指点江山一样。世界本身就是一体，各学科的区分是专业分工的结果，如果各学科中所谓的专家屡屡越俎代庖，恐怕难免贻笑大方。

　　经济学之于管理学，如同牛顿力学与量子物理，前者宏观，后者微观；前者仅仅将企业视为经济规律下既定的变量，后者却将企业视为研究的全部；前者力图求得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后者却在追求单个企业的最大利润。

　　但是，从市场营销到企业战略，从人力资源到组织管理，似乎在所有管理领域指点江山的都是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

　　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数条。

　　其中之一在于当今中国社会管理学家的稀缺。相比于经济学的严谨理论与坐而论道，管理学无疑更偏重于实践操作。无论是早期的泰罗、法约尔，还是今天的德鲁克、韦尔奇，他们所拥有的不是严谨的数学推理、精妙的模型，而是在企业中长久的观察、实验，如同经验方程相比于理论方程。所以，相比于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更难成长，也更难以复制自己的成功。正因为如此，当一大批经济学家能够在改革开放后留洋学有所成时，管理学家的成长周期却远未达标。

　　此外，中国独有的国情让经济学家能够更为企业所倚重。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脱胎于计划经济，所以政府指令的影响力与不可预测性都超过了西方国家。而在西方的管理学家眼中，政府的法令即便不是既定变量，也不是他考虑的主要因素，他最重要的使命是考虑在市场与企业的交互作用下，企业利润的最大化。但是，当今中国急剧变化的市场却无法给予中国管理学家如此稳定的市场环境。因此，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改变自身的收益可能远远小于改变环境的收益，所以它们将主流经济学家奉为上宾，期望借助他们的力量影响政府决策。我们看到活跃于各大企业的经济学家无不拥有强烈的政府背景，曾任人大经济系主任、国资局科研所所长的魏杰(魏杰新闻,魏杰说吧)，曾任职中央办公厅的钟朋荣，曾任职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樊纲(樊纲新闻,樊纲说吧)……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虽然种种原因造成了现今中国经济学家的热销与管理学家的难产，但是如此剑走偏锋的形式终究不是常态。中国经济最终将完全与国际市场接轨，中国企业也已经开始与国际对手正面过招。寄希望将国内市场不规范的做法应用在国际市场上，无疑将会头破血流。所以，当开放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扩大时，中国的经管分家亦当开始，各司其职，才是现代社会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