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理论争议立足经济现实

马红漫

　　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高企，再次回到近十年的高点，这也让有关此轮物价上涨的争议越来越激烈。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此轮物价上涨是否属于通货膨胀；其二，如果已步入通货膨胀期，那么它是属于“结构性”的，还是“全面性”的；其三，针对不同的通胀形式，调控部门该采取哪些有效的应对措施。

　　客观而言，这三点论辩完全属于学术研讨的范畴，各路专家学者也多是严格按照教科书的定义和观点进行辩驳。但遗憾的是，即便是对于“通货膨胀”这样一个成熟的经济学概念，在理论界的争议也始终存在，并且把分歧延伸到了具体问题的分析上。有关通货膨胀的定义，目前能够在学界达成的主流共识只有两点：一是通货膨胀形式的定义，即出现“全面、持续、大幅度的价格上涨”；二是伴随着货币主义的盛行，其“通货膨胀完全是货币现象”的观点也获得了较为普遍的共识。

　　即便如此，所谓的“共识”也仅止于表面，一旦涉及到具体的问题和现象，往往争议替代共识，这在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事实上，如果承认通货膨胀是“全面、持续、大幅度”的物价上涨，那么就不可能出现所谓“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概念，因为“部分领域物价上涨”根本不符合严格的通货膨胀定义。而对于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的解读，争议也是很大，因为货币供给过多而导致的物价上涨，在现实中存在时滞性和模糊性的问题。如果据此将通货膨胀定义为“货币供给量超过实际需要量所引起的物价上涨现象”，那么理应通过度量货币供给过多的状况就可以轻易度量出通货膨胀的程度。但在现实中，造成物价上涨的具体形式非常复杂，具体因素很难明确划分。另外，货币供给对物价上涨的作用往往需要1年以上才能够显现。但是，我们考察是否出现通货膨胀现象时，却都是以年为单位的。这就导致在具体实践中，严格依据理论去判别只会使人们感到无所适从，也成为了理论界永远争议不休的内在原因。

　　笔者赘述学术争议并非是要将物价问题复杂化，而是希望争论各方能够跳出学术范畴，立足于现实状况，秉持“实用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当前的物价问题。首先，无论通货膨胀定义如何，中国目前存在的物价上涨并非是全面物价上涨，而是集中在食品和农产品领域。其次，结构性物价上涨存在向其他领域蔓延传导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而已。从具体影响看，物价上涨已经给经济的稳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需要针对其具体特征和蔓延的可能性给出应对政策方案。

　　据此思路出发来观察当下中国的物价状况，才有助于脱离纯理论分析的弊病，让现实问题获得有效的突破。目前物价上涨主要推动力是食品类价格的大幅上涨。前三季度，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0.6%；10月份，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17.6%，是推动CPI涨幅高企的最重要原因。与食品价格领域上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保持基本平衡。经济学基本的供求原理决定，非农部门的价格很难提升，农产品和食品的价格传导蔓延也很难实现。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在CPI指标持续上扬的同时，工业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却基本保持稳定；而在劳动力市场中，普遍的“就业难”问题让雇员的工资议价能力削弱，食品价格上涨推动工资上涨的动力链条难以形成。

　　由此，解决CPI涨幅居高不下的重点，就在于能否实质性解决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问题，对此问题当前的调控政策存在明显的缺憾。目前，调控部门已经把紧缩性货币政策空间使用到了顶点，但尽管存款准备金率已达到13.5%的历史新高，甚至已经开始导致局部流动性紧缩，却仍然无法吸收掉“过剩的货币供给”，上海部分商业银行开始停止发放对公贷款和个人房贷就是典型的例证。合规的贷款人却无法及时获得贷款，这一微观的负面效应与总量上货币供给高速增长并存的现象，足以表明总量紧缩性宏观货币政策对当下的物价走势，实属捉襟见肘。

　　顾名思义，结构性的问题必须从结构内部着手，这就涉及到短期与长期，治标与治本选择。短期看，农产品和食品引发的物价上涨，可以通过逐步增加农产品供给予以缓解。比如，农业生产规律显示，只待六个月仔猪出栏后，猪肉供给就会恢复，肉价就会回落，这一过程根本与货币政策无关，纯属自然规律决定。但是这样的过程只是权宜之计，农产品和食品价格上涨暴露出来的是农村经济结构发展的问题。如果这一体制性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周期性的食品物价上涨还会重复出现。

　　让我们彻底跳出总量调控思路和货币政策的书本模式，深入观察一下中国农村经济结构的特殊性。现行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土地管理制度导致了畸形的农村经济结构，大量农民工进城就业，这直接导致农民的角色复杂化：由于物价和消费习惯问题，在城市中，农民工更多是生产者，但是在农村则更多地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由此导致城市经济部门的市场结构为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由此才使得工业品、服务业以及劳动力市场价格难以上涨；而在农村经济部门则表现为明显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一旦供求缺口加大，就会出现食品和农产品推动的物价上涨，这也正是县以下的物价水平常常高于大城市的原因。如果这一问题无法从体制深处予以解决，那么从长期看，大量的仔猪出栏也只能缓解近忧，未来结构性物价上涨的隐忧注定仍将会周期性爆发。

　　历史经验证明，教条化的经济理论很容易遭遇中国经济现实的挑战，注重于皮毛的争议往往让人们忽视了对经济运行机理的矫正。要想彻底解决结构性的物价上涨，需要的是大力改革城乡经济体制和农村土地制度，这样的问题是无法在西方背景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得到解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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