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尔曼：均等化增长要以平等为目标

　　阿德尔曼是一位更关注发展、公正、平等、贫困这类问题，更多体现人文关怀的女性经济学家。

　　她在发展经济学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提出了“均等化增长”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化。经济增长应当成为减少或消除贫困化（或改善穷人收入）的工具，但“消除贫困化”要求有一个分阶段实现的动态制度变迁过程。其中，政府的经济政策对改进收入分配有重大影响。

　　由此，也为她赢得了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声望。目前，阿德尔曼已逐渐成为新一代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之一。

　　⊙史昱晨

　　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发展经济学家艾尔玛·阿德尔曼(IrmaAdelman)，是这样一位具有自己特点的女经济学家。她更关注发展、公正、平等、贫困等问题，在经济学研究中也能更多体现人文关怀。

　　1930年出生的阿德尔曼是个才女。19岁时即从加州伯克利大学毕业，25岁时获得了该校的博士学位。她曾在斯坦福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西北大学、马里兰大学等名校任教，也在世界银行工作过，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农业与资源经济学系教授。

　　阿德尔曼早期致力于经济周期研究。在上世纪50年代，她与合作者对美国经济进行了一项伟大的实证研究，将商业周期作为随机冲击的反应来进行分析。随后该“冲击－传导”理论框架逐步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主流方法之一。1973年，她与莫里斯合著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数量方法》奠定了她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声望。阿德尔曼，也逐渐成为新一代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之一。

　　“均等化增长”有助于消除贫困

　　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的一系列著述中，阿德尔曼最早把发展目标界定为“消除贫困化”。

　　1973年，阿德尔曼出版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平等》一书。她证明了，经济增长并不自动等于社会整体发展，在传统的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中，增长并不能增加穷人的收入，也没有改变他们的现状。

　　1975年，阿德尔曼发表了《发展经济学：目标的再评价》，她明确地提出，“均等化增长”有助于消除贫困。阿德尔曼首先区分了“平等”、“增长”、“均等化增长”和“消除贫困化”这四个概念。其中，“平等”、“增长”和“消除贫困化”这三者都是“均等化增长”的特例。

　　“平等”居于一个极端，在“增长”起辅助作用的前提下，如果仅仅把“平等”视为一个目标，实际上就意味着“正义”和“公平”才是最为重要的目标，而“绝对福利”却不是。如果是仅仅把“增长”视为一个目标，那么，这个目标则居于另一个极端。她主张用发展的目标来取代“自我持续增长”的目标，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增长”才会被看作是减少贫困的工具。

　　如同“均等化增长”一样，“消除贫困化”涉及“平等”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的加权组合。“消除贫困化”意味着不仅要消除物资上的贫困，而且同等重要的是，还要消除以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贫困化；“消除贫困化”不仅涉及平等问题，还涉及需要创造有助于平等不断改进的诸多条件。因此，“消除贫困化”要求有一个分阶段实现的动态制度变迁过程。

　　阿德尔曼发现，那些实行市场经济并同时实现了加速经济增长和改进穷人收入状况双重目标的国家和地区（如以色列、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基本上都遵循着一条极为相似的动态的战略序列：

　　第一阶段，实行激进的资产再分配，分配的重点放在土地的再分配上，同时对金融资本的使用和进一步的积累施加（最低限度的）限制。这一阶段也许是负增长率的时期，但对于确立起经济的和政治的各种制度条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阶段是大规模人力资本积累的阶段，积累的数量远远超过当前对技术的需求。这一阶段内，人力资本的所有权被重新配置，人力资源基数在增大，在为下一阶段孕育了经济机会的同时，还增加了政治压力。

　　第三阶段是人力资源密集型增长模式的阶段。当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完成之后，要想继续推行“消除贫困化”战略，需要通过推行劳动密集型增长战略来提升后续阶段的经济增长率。这意味着，小国经济须向出口导向引导；而大国，工业化应更侧重于满足国内需求。

　　阿德尔曼指出，对于“消除贫困化”来说，两种极端的经济发展战略在理论上都有可能成立：要么一开始就促进经济增长，到后来再进行收入再分配并推进教育；要么一开始就进行收入或资产的再分配并推进教育，以后再来促进经济增长。为了更快地消除贫困化，她力主广泛而审慎地运用“再分配和教育居先”的战略，这是因为当作为达到收入分配均等化先决条件的第一和第二阶段过去之后，将迅速推进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化分阶段地与适度同步的农业发展相结合，是使再分配资产的经济价值完全实现乃至真正地消除贫困化的关键所在。

　　阿德尔曼在具体地分析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化”的战略时，将韩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实例来剖析，这集中地反映在1977年她和罗宾逊合著的《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韩国案例研究》中。

　　他们从对韩国的分析中得出了两个重要的观察结果：第一，规模收入分配的时间路径具有显著的稳定性；第二，不同的收入接受者的行为对于政策干预的反应是极其敏感的。由此出发，可以认为，在无需过多地增加平等的前提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成了一种对不同职业和社会各阶层中贫困（及财富）的分布范围进行重新组合的极为强有力的工具。

　　在他们看来，这两个观察结果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含义：第一，工资份额的上升并不一定意味着收入分配更为均等，也不一定意味着经济中贫困的分布范围缩小了；第二，由于社会经济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在政治上极为重要，因此，从政治角度考虑，政府处理功能性收入分配的能力更为重要；第三，如果在反贫困方面不付出巨大努力，使之比发展中国家通常所考虑到的范围还要广泛得多的话，则在平等方面以及在缩小贫困的分布范围和降低贫困的程度方面，就不会有显著的改进；第四，功能性收入分配对于政策干预尤为敏感，处理不当可能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动乱。

　　他们感到吃惊的是，在韩国，大多数反贫困计划最终使富人和中等收入阶层所得到的利益多于穷人（尽管设计该计划的目的，不仅在于使该计划的初始影响非常特定地有利于低收入阶层，而且还在于使它的执行过程中不存在贪污、腐化、资金挪作他用等问题），他们由此得出了使收入分配恶化要比使收入分配改进容易得多的结论。

　　修正 “库兹涅茨曲线”：改善不平等收入取决于政策选择

　　在半个世纪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基于对美、英、德等国收入分配格局变化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随着经济发展,这些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经历了首先扩大而后逐渐缩小的过程。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收入差距和经济发展水平(通常以人均GDP水平表示)之间存在着倒U型曲线关系,被后人称为“库兹涅茨曲”。

　　这一发现引起了许多争论：一些经济学家以此为论据，用以证明收入不平等是一个必须经历而又不用过分担心的事情，经济增长最终会自发地导致更公平的收入分配，或者说，效率最终会带来公平；另一些经济学家则通过理论或实证分析对所谓“库兹涅茨现象”的存在提出了质疑。

　　阿德尔曼及其合作者对世界许多国家的收入分配趋向进行了探讨，他们证明了，在工业化开始阶段上，确实没有显现出收入分配自动改进的趋向。他们对43个不发达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所有欠发达国家在发展起步阶段都经历了收入份额的显著下降，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约60%的最贫困人口的收入份额持续下降。

　　他们的研究结果并没有充分支持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假说，而是证实了他们自己提出的“倒J曲线”假说：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归于穷人的收入份额起初急速下降，然后下降得不那么迅速，再然后取决于所选择的政策，曲线不是趋向于拉平（倒J形），就是在起步时便呈递增趋势（正U形）。

　　对此，阿德尔曼从政治上作出了解释：当本国中产阶级状况得以改进和城市化得以推进时，对非上层集团的政策影响开始向中产阶级以及现代部门中的工人们延伸，但是，即使这些集团政治参与的程度更大也并不会增进穷人的利益。穷人收入状况的改进并不是自动地实现的，只有当政府发挥重要的经济作用时，并且只有当各方面付出了广泛的努力来改进人力资源基数时，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口中最贫穷的部分才会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利益。

　　她还指出，传统的政策工具有一个弱点，即它们对归于穷人的相对收入份额只有微弱的效应，最多也只能产生不规则的效应。她估计，世界上约有三分之一的发展中国家处在相对来说最不发达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上，政策选择决定着最贫困人口的收入份额能否得以改善。

　　她的结论是：在客观上存在着“倒U曲线”，但在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变的后期阶段上，不平等趋向是否下降，或者说曲线是否呈“倒U”形状，则取决于各国政府实行的有关政策。